企业转型升级与研发投入的外部环境研究——基于政治关系和市场化进程的视角

企业转型升级尚无明确定义,理论更处于探索中。从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看,企业、政府、政治和市场是促成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对此,本文以政治关系和市场化进程为纽带,研究了实现企业转型升级的外部环境。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企业政治关系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有助于企业转形升级;政治关系对研发的促进作用只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显著,产生的是诱导效应,在国有控股企业中不显著,产生的是替代效应,这反映出民企通过政治关系,对政府提出的企业转型升级更有热情,更能作出积极的反应;只有在市场化进程较快的地区,政治关系才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说明除政治关系和政治热情外,实现企业转型升级还需要强化市场化机制建设。     

政府补贴对企业净研发投入的影响及其异质性

政府补贴能否促进企业创新是近年来财政学领域争论较多的问题之一。本文以制造业上市公司及新三板挂牌公司2012～2021年的数据为样本,分析了政府补贴对总研发投入、净研发投入的影响及其异质性。本文发现整体而言政府补贴对企业净研发投入并不具有挤入效应,且整体上呈倒U型。异质性方面,政府补助对国有企业的净研发投入促进效果小于非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企业取得政府补助后其投入研发补贴的倾向更高;政府补助在整体上能够促进西部企业的研发活动,中部地区政府补贴对净研发投入存在较明显的挤出效应,东部地区政府补贴对净研发投入无显著促进效应。     

所得税政策与企业研发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基于2008～2017 年中国30个省域大中型上市工业企业面板数据, 本文选用固定效应分析（FEM） 测度, 实证分析主要的两种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的激励效果; 应用双重差分法（DID）, 实证分析一种税收激励政策局部变动所带来的政策效应; 基于国际上其他国家先进经验, 结合之前研究, 为我国税收激励政策体系的改进及政策环境下企业研发效率的提升提供建议： （1） 调整已有税收激励的对象, 改变税收优惠方向; （2） 建立企业研发投入的税收优惠税率动态享受机制; （3） 针对行业特点, 调整研发支出抵免优惠年限及设定“ 研发准备” 科目, 进而提升税收政策的执行力; （4）创立一个以研发投入为主体的政策效应动态监查系统。本文对于提升我国科技水平、经济实力, 进而影响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政策数据支持。     

企业金融资产的配置动机：基于产权性质与异质性股东参股的分析

本文以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动机的争论为切入点,采用2007—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考察了不同产权性质下异质性股东参股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民营股东参股降低了国有企业金融化,并且在代理成本高的样本组中更为显著。国有股东参股提高了民营企业金融化,并且在融资约束低的样本组中更显著。这说明,国有企业金融化表现为“替代性动机”,民营企业金融化表现为“预防性动机”。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股东参股民营企业主要提高了企业的短期金融资产配置水平,而民营股东参股国有企业主要降低了企业的长期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同时,异质性股东参股引发的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变化有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本文研究不仅有利于正确理解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也为引导实体经济“脱虚向实”提供了政策启示。     

研发投入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研究——以A股上市公司为例

文章以2019年-2022年1664家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研发投入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A股上市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成长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可以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且该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研发投入与股权集中度的交互项对企业成长性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外资参与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2009～2014年外资参与的318家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了外资持股和外资控股两种情况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外资参与对中国企业研发活动存在积极影响,但该影响在外资持股和外资控股两种情形下存在显著差异,当外资持股股东不是第一大股东时,外资持股比例对企业研发投入虽然具有促进作用,但该作用十分微弱,当外资持股股东为第一大股东时,即存在外资控股情况时,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     

数智化和制造企业创新质量——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2007~202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多分格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企业层面的数智化指数,实证检验了数智化对制造企业创新质量的非线性影响机制,以及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数智化和企业创新质量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且具有行业异质性;(2)研发投入的负向调节效应主要表现在资本密集型企业中;(3)人力资本促进了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创新质量,对数智化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创新质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     

研发投入与企业业绩相关性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研发投入是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我国企业的研发投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本文以制造业71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样本公司R&D投入与企业业绩及企业价值的相关性分析,揭示企业R&D投入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作用及对公司价值提升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R&D投入强度偏低,R&D投入明显不足,但R&D投入强度在2007~2009年3年中逐年上升。企业当期R&D投入与企业当期营业毛利率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滞后一期R&D投入与企业当期营业毛利率仍然存在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滞后两期R&D投入与企业当期营业毛利率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企业R&D投入对企业业绩有一定的影响,且存在一年的滞后性,滞后期较短。同时,企业的R&D投入与托宾Q值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企业的R&D投入与企业价值相关,R&D投入通过对企业业绩的影响来提升公司价值。     

制度环境、 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研发创新产出——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 鉴于供应商与客户的角色差异,本文基于企业的客户角色, 通过手工搜集 2007～2017年上市公司核心供应商数据, 理论分析与实证考察供应 商集中度对企业研发创新产出的影响, 以揭示上下游相关经营特征影响企业研发创新的对称性, 并进一步探讨企业制度环境对上述影响的干预与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 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研发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但这种负向影响对国有企业与地区法律制度环境较好企业的影响较弱, 表明客户基础与供应商基础影响企业研发的对称性。 该研究补充了供应链关系对企业研发创新行为的影响, 同时揭示了该影响依赖于企业国有产权性质与地区法律制度环境, 为企业供应商关系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决策证据。     

CEO权力、融资约束与研发投资--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国家对创新的大力支持以及管理者对创新的重视使得创新一直以来都是实践界和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研发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企业的创新投资。本文从融资约束的视角出发,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以2008~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系统地剖析了CEO权力、融资约束对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权力越大的CEO越倾向于增加企业的研发投资;融资约束会抑制企业的研发投资;融资约束会抑制CEO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提升作用;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抑制作用更显著,且融资约束对CEO权力与研发投资关系的抑制作用也更显著。研究结论对于提高企业研发投资水平、提升企业创新成果转化效率进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与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绿色金融发展、绿色研发投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绿色金融发展、绿色研发投入以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效应对高技术企业比较明显。绿色金融发展有利于激发企业绿色研发投入的动力,且对高技术企业的激励作用更强。绿色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绿色研发投入推进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绿色研发投入在促进高技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的传导作用相对更大。     

客户集中度风险、政府补贴与公司研发投入——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披露的前5大核心客户数据,采用赫芬达尔指数计量其客户集中度风险,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客户集中度风险对公司研发投入行为的影响,以及另一外部利益相关者政府的“支持之手”--政府补贴对上述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风险显著负向影响公司的研发投入水平,政府补贴的存在则弱化了这种负向影响,尤其在非国有公司中表现得更为显著。该研究拓展了客户集中度风险影响公司投资行为的经验研究,丰富了政府补贴激励公司研发投入活动的作用机理与路径研究。     

数字金融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和机制研究——来自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匹配对应的数字金融和数字化转型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2)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通过人才引进和研发投入的途径促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3)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金融的3个维度都能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其中使用深度作用最大;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企业的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发展,以及数字技术的运用,对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的发展没有显著影响;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大中型企业、国有和民营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外资、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企业没有显著影响,而对小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有抑制作用。因此提出:数字金融从广度朝深度的转变发展、完善数字技术的标准和规范、实现数字系统的产品化、扶持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促进制造业全面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建议。     

基于上市大数据企业的经营绩效与研发投入关系研究

通过对上市大数据企业概念的讨论,选出符合要求的部分企业,以其2011～2013的数据为研究样本,以因子分析法计算其经营绩效得分,进行经营绩效与研发投入强度的实证检验,并揭示其各个能力因子与研发投入强度的关系。结果表明,上市大数据企业的经营绩效与其当期 、前一期的研发投入强度均没有显著相关关系,成长能力与其前两期的研发投入强度存在显著正向相关性。     

供应商稳定性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研究——来自A股高科技行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8～2021年A股高科技行业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供应商稳定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商稳定性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在供应商集中度越高时,供应商稳定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越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供应商稳定性可以通过降低经营风险以及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但是分地区来看,主要在东部地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论不仅揭示了在供应商集中度不同时供应商稳定性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差异性,也为企业进行供应商关系管理提供了经验证据和管理启示。     

科创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影响——基于固定效应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压力和后疫情时代“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下,科创企业研发投入有效性问题备受关注。本文基于科创板上市公司2017~2019年面板数据,建立了固定效应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研发强度与企业绩效在不同研发强度和产出规模下的非线性关系,并揭示了研发回报率和研发产出弹性在不同研发强度下的非线性变化规律。研究表明:(1)研发强度与企业绩效呈“倒V形”关系,最优研发强度为2.42%~4.11%;(2)只有当产出规模达到一定水平,研发投入才能促进企业绩效;(3)使研发回报率和研发产出弹性最大的最优研发强度分别为2.42%~4.42%(或2.42%~4.11%)和2.42%~4.59%。研究结果可直接辅助科创企业界定研发投入的最优区间,理性权衡短期风险与长期收益,并最终达成最优的研发强度。     

基于研发补贴类别的研发投入与专利产出关系研究——基于深圳中小板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R&D补贴是政府干预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一个重要措施,其具有增加企业R&D资金,降低企业R&D成本的作用,本文以深圳中小板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了我国的R&D补贴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直接补贴和税收优惠的作用效果是否存在差异.实证结果表明,R&D直接补贴和税收优惠在R&D投资和专利产出之间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且R&D直接补贴的正向调节作用更为显著.     

研发投入对企业碳绩效与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旨在探讨研发投入是否可以产生企业创新绩效,以及碳绩效在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是否存在中介作用。基于此,以2017—2021年煤炭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可显著提高企业碳绩效和创新绩效;碳绩效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创新绩效;碳绩效在研发投入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将碳绩效和创新绩效具体应用到微观企业层面,探究研发投入的有效性;二是利用回归模型探讨研发投入、企业碳绩效与创新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丰富了碳绩效与创新绩效相关研究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