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雾霾污染的空间效应及经济、能源结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本文运用空间计量方法,探讨中国31个省份本地与异地之间雾霾污染的交互影响问题以及经济变动、能源结构影响。全局空间相关性分析显示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局域空间相关性分析显示污染的高聚集区分布在京津冀、长三角以及与这两大经济增长极相连接的中部地区,本文认为产业转移是其重要原因,产业转移加深了地区间经济与污染的空间联动性,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显现。建立空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回归模型,发现污染水平与能源结构以及产业结构变动息息相关。此外,雾霾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倒"U"型关系并不存在或还未出现,即随人均GDP的持续增长,污染水平不断上升。综合实证分析得到,邻近地区的产业转移所换取的环境质量改善仅仅是短期的。由于污染溢出的存在,环境规制更严格的地区,如北京、天津等地不能获得其规制的全部利益。治理雾霾,区域间联防联控势在必行。长期看,改变能源消费结构以及优化产业结构是治理雾霾的关键,而短期看,减少劣质煤的使用是较为有效的途径。     

环境规制对区域工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效应的分析

环境成本的外部性所导致的市场失灵是造成工业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恶化并存的根源。本文使用因子分析法测算了2003～2014年中国省级工业竞争力综合得分,计算了中国省级环境规制强度,以分别衡量区域工业实力及政府对其环境状况的有效监管程度。在此之上建立环境规制对工业竞争力影响的固定效应空间误差模型,并从东部、中部、西部3个区域分别进行空间计量检验。实证检验认为中国工业竞争力有显著的省际空间集聚现象。在空间角度上,总体中国的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竞争力具有长期稳定的正向影响,东部、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工业竞争力有促进作用,而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工业竞争力有抑制作用。     

基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污染企业区际间转移决策研究

污染企业的区际间转移是协调经济发展和缓解环境恶化的重要途径, 随着民众环保意识的增强, 企业在进行转移决策时, 不仅要考虑政府环境规制, 还要考虑转入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非正式环境规制行为。本文构建了转入区公众与转移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 分析发现：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成本的大小及可获得的精神收益和转移支付是影响转入区公众决策选择的主要因素; 污染企业的转移成本与转出、转入两地区环境成本的比较是影响污染企业转移决策的重要因素。     

中国制造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选择——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

按照污染排放强度,本文将中国28个制造业部门分为重度污染产业、中度污染产业和轻度污染产业三大类,在测算1999—2009年三大产业部门环境规制强度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检验,力图从促进生产率的角度找出不同产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拐点。研究结果表明:重度污染产业当前环境规制强度相对合理,能够促进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技术创新和效率改进;中度污染产业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和技术效率的关系呈"U"型,相对于生产率和技术创新而言技术效率可以更早地突破"U"型拐点;轻度污染产业环境规制强度与三者的关系也呈"U"型,相对于生产率和技术效率而言,技术创新能够更早突破"U"型拐点。在制定适当的环境规制强度同时,政府应推进环境规制政策从控制型向激励型转变,诱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实现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环境规制与区域工业经济增长——规模和效率的门槛效应

环境规制与工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 本文基于 2004～2015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 环境规制与工业增长规模间存在 “U” 型的非线性关系, 与综合效率、 盈利效率和劳动效率间存在横向的 “S” 型关系, 与经营效率间存在镜像的 “S” 型关系; 环境规制政策存在帕累托改进空间, 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既有利于环境保护, 又不会对工业经济增长规模和效率产生负面作用; 环境规制效应具有区域差异性, 通过权衡三大分解效率可在短期内确定区域最优的环境规制政策。 最后, 根据实证分析提出应突破 “先污染后治理” 的发展思路, 推进差异化的环境管制政策, 提高环境规制强度,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地区间环保投入与污染排放的内生策略互动北大核心CSSCI

污染排放和污染治理是直接决定环境质量的两个重要因素,本文将污染排放和环保投入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在标尺竞争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地区间环保投入策略互动和污染排放空间溢出的理论模型,进而考虑了污染排放和环保投入间的内生性和地区交互影响;基于1999—2013年中国31个省份的数据,运用空间联立方程模型验证了所构建的理论模型。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省域间环保投入存在明显的策略性互动和地区交互影响,即存在"你多投,我就少投"的现象,进而引起污染排放的"你多排,我也多排"的结果;邻近省份的环保投入会抑制本地的污染排放,邻近省份的污染排放与本地的环保投入负相关。近年来,地区间污染排放竞争趋于缓和,而地区间环保投入的外溢效应在增强。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解释了中国近年来环境恶化的原因,同时为地区联合治理污染提供了理论基础。     

我国工业化进程中SO2污染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特征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Pauayotou在Grossman和Krueger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环境库兹涅兹假说（KEC）,用来说明如果没有一定的环境政策干预,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或污染水平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即环境质量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随着经济的增长先恶化,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环境恶化的趋势逐渐转缓,并随着经济的继续增长,环境质量不断得到改善.     

研发补贴与环境规制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研究——考虑政策耦合的空间杜宾模型检验

本文从“政策-环境-市场-投入”方面构建空间面板回归模型,检验研发补贴、环境规制政策及二者搭配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间接以及总效应特征,为绿色技术创新系统完善提供参考。研究发现：(1)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总效应中占比65%,发挥着主导作用;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微弱,且本地效应为负,空间溢出和总效应为正;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尚未显现;(2)两类政策搭配下,对本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效果为正,空间溢出效应与总效应为负,均不显著,政策搭配的耦合效果较弱;(3)技术市场影响方面,市场流畅度的本地驱动效应为正、空间效应为负;市场厚度的本地和空间影响均不明显。挖掘环境规制政策的创新潜力,关注两类政策搭配耦合机理,发挥技术市场与区域协同的创新引导效应,应成为中国式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     

环境规制对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分析

本文以企业污染治理成本作为政府环境规制强度的替代变量,以行业价格水平的变化衡量各行业国际竞争力受影响的程度,利用加入污染治理支付成本的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环境规制对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结果发现:①2007年污染治理成本使制造业贸易部门的价格提高的幅度在4%之内;②从变化趋势来看,尽管排污费征收标准自2003年以后更加严格,但各部门价格受影响的程度仅增加0.5%左右;③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对各行业价格水平的影响有限,价格提高幅度不超过2%。这些发现表明,环境管制尽管对中国贸易部门的价格水平有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尚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认为环境规制会降低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担忧是不必要的。     

环境规制与企业自主创新--基于波特假设的企业竞争优势构建

传统的假设认为,环境规制必然会导致企业的成本增加。本文在Robert模型中引入了技术系数,模型表明环境规制在给一些企业带来直接费用的同时,也会激发一些创新,可以部分或全部地抵消这些费用成本。这暗合了迈克尔.波特的观点——环境规制能使受规制的企业受益。企业内生的技术变化会使波特假设变得可行,而外生的环境政策如果产生与波特假设一致的效果,则该政策不一定最佳。海尔通过自主创新,实现了从遵守标准到制定标准,其产品成功地进入了欧美市场,表明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要应对发达国家实施的技术壁垒,只有通过自主创新,才能实现竞争优势。     

环境效率、行业异质性与最优规制强度——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非线性检验

面对保增长和减排放的双重约束,传统的以减排为导向的环境政策不可避免会陷入两难困境。为此,本文针对污染物不同的处置性假设,以环境效率作为唯一确定环境绩效与产业发展的关系,测算了加入环境污染因素后我国工业各行业的环境效率,并基于异质性行业假定检验了我国环境规制与环境效率的非线性关系并确定了行业最优规制水平。研究表明:若考虑非期望产出(污染排放)的影响,中国工业环境效率有明显的下降;工业环境规制与环境效率正相关,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波特假说"的正确性;其中,环境规制对清洁生产型行业当期环境效率促进作用显著,而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环境规制强度和环境效率之间符合倒"U"型关系,具有显著的三重非线性门槛特征,但是,不同行业环境绩效对于环境规制强度的弹性系数和极值有所差异。本文政策涵义明显:及时调整传统基于减排导向的环境政策,考虑将提高环境效率纳入环境政策的目标决策中。同时,政府切忌走入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误区,应根据各行业现实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强度和标准,并注重滚动修订,及时调整至最优水平。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在环境资源约束下， 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现有的研究忽略了环境规制的不同类型以及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异质性， 因此无法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环境政策， 从而推动产业升级。本文区分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 选取动态面板模型检验环境规制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东部地区志愿型环境规制并未对产业升级形成有效激励， 命令型、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分别呈“倒N型”、“N 型” 趋势变化。中西部地区激励型、志愿型环境规制作用不显著， 且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激励效应较明显。研究结论有利于设定科学的环境规制强度和选择合理环境规制类型以激励产业升级。     

后规制时期石油产业的市场结构分析--以新西兰成品油市场为例

由于石油对国家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并且石油产业与其他产业特点不同,一般来讲,政府对石油产业会实施高度规制。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由于公众对政府规制所强加的经济负担的不满以及石油工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一些国家开始将竞争机制逐渐引入本国石油市场。新西兰就是一个典型的国家。本文从石油产业的产品性质、市场集中度、纵向一体化和进入壁垒等四个方面考察新西兰在放松石油规制之后石油市场结构的深层次变化,客观地反映了放松规制对新西兰石油产业带来的重大影响。     

西南地区制造业专业化与产业同构及对策研究

为了解西南地区制造业专业化水平与产业同构程度,提高市场一体化水平,文章利用克鲁格曼指数和区位熵衡量了20个制造业2002～2014年的地区专业化水平,结果表明西南地区间专业化水平与地区间一体化水平偏低,且13年来无明显提高;各省市存在较严重的产业同构但有缓解趋势;优势产业主要体现在资源和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和重工业,高新技术产业较缺乏。基于分析,提出了加快实现行政区经济向市场化区域经济转变,建立健全区域产业合作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强化西南地区协同产业定位,加快具有优势的传统产业和重工业的优化升级,实现传统主导优势产业裂变或内涵式转型升级等发展对策。     

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符合中国的情况,一直是环境经济学界争论的焦点。本文首先运用曲线拟合法分析了1986～2009年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接着运用多元回归法探讨了环境污染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浙江省在样本期间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验证了其在中国的适用性。同时研究发现,浙江省在污染量上升阶段规模因素起主导作用,在污染量下降阶段技术因素起主导作用,而结构因素作用并不明显。因此,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目标和各种经济政策措施时,要由追求经济总量的增加向更加注重经济效益的提升转变,以降低规模因素对环境质量的恶化作用,同时要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扩大科技投资,以加强结构和技术因素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     

电力市场一体化、资源共享互济与企业技术创新

本文以我国2012～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电力市场一体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电力市场一体化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这一结果在替换关键变量、缩小样本范围以及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电力市场一体化能够有效提升市场规模效应,同时强化要素匹配效应,从而对企业创新产生积极影响。异质性检验显示,电力市场一体化的技术创新效应在环境规制度高、政府创新偏好度高以及属地信息获得性差的样本中影响更显著。本文的研究对完善统一电力市场的治理体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能够推进区域电力市场协同运行与融合发展,为能源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证据支持。     

中国地区间市场分割的策略互动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当前的地区市场分割形势依然不容乐观,虽然大量研究讨论了影响中国地区市场分割的各种因素,但均忽略了当前地区市场分割陷入"囚徒困境"这一特征事实。本文以"价格法"计算的市场分割指数为被解释变量,使用1992—2010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地方政府在市场分割方面的策略互动行为,并探讨了影响地区间市场分割策略互动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地区间市场分割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从而证实了地区间市场分割策略互动行为的存在;即使改变度量市场分割的指标,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此外,财政分权强化了地区间市场分割的策略互动,而中央转移支付则有效弱化了地区间市场分割的策略互动。由于地区市场分割陷入了"囚徒困境",因此要破解当前的局面必须从导致"囚徒困境"的背后根源入手,改革"中国式分权"下的激励机制。     

碳排放约束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测度与分解——基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GML指数

本文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数将能源与二氧化碳纳入全要素生产率测度与分解框架中,测算了2001～2009年我国备省市的环境效率及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状况,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分解为纯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变动、规模效率变动和技术规模变动等4个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无效率普遍存在,且在省际间的分布差异较大;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和省际差异分别源于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则出现不同程度地恶化.     

庆云：以党建赋能产业发展

正面对电力施工行业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庆云县供电公司(以下简称"庆云公司")把握省管产业市县一体化的改革机遇,强化基层党建工作,在优化资源配置、强化安全管理、聚力市场开拓等方面,突出党建引领作用,实现了省管产业单位飞速发展。2020年在疫情影响下产业单位实现逆势增长。     

数字经济发展、环境规制与工业经济增长

以5G通信、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正在重塑工业产业的发展格局,而与此同时,绿色发展的理念又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共识,环境规制和数字经济如何影响新一代工业经济增长值得深入研究。采用2009—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环境规制政策、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政策显著地抑制了工业经济增长,而以电信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促进了工业经济增长,环境规制对数字经济促进工业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负的调节效应。政策建议：制定绿色产业政策时,应充分考虑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避免出台“一刀切”的禁止性政策;进一步支持以电信5G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通信技术的发展;着重协调好数字技术的增长效应和治理污染的抑制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