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政策抑制了我国经济脱实向虚吗？

将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纳入信贷政策宏观调控框架,系统探讨信贷政策对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的治理机制。研究发现：信贷政策在治理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2年以后,密集出台的信贷政策明显抑制了商业银行脱实向虚的行为,并使其服务实体经济的动机得到明显提升。进一步的,基于宏观审慎管理视角,通过分组检验观察到城市商业银行、成长性及风险承担水平较高的银行面对脱实向虚信贷政策时表现更为积极。商业银行基于政策导向、风险权衡等要求,通过其信贷资源配置管理实现了对企业脱实向虚行为的抑制作用,这种能力在非国有企业、成长性较高及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表现更为明显。因此,在主要以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面对经济结构失范等特殊情况时,采取信贷政策这种结构调控手段,有助于经济快速回归到健康发展的路径上来。     

“脱实向虚”精准治理所需的类别划分与正确判定

“脱实向虚”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有多种情形,但已有研究在认定上往往比较笼统,偏于一概否定。正确判断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具体状况尤其是判定是否发生了政府应予治理的脱实向虚,对于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脱实向虚”可以划分为“资金脱实向虚”与“资源脱实向虚”、“微观主体脱实向虚”与“宏观经济脱实向虚”、“有害的脱实向虚”与“无害的脱实向虚”。资金脱实向虚不一定导致资源脱实向虚。微观主体脱实向虚不一定引起宏观经济脱实向虚。损害实体经济或积累金融风险的脱实向虚才是有害的脱实向虚。脱实向虚是否损害经济,要结合实体经济总体态势和虚拟经济总体态势等进行判定。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金融与新兴科技结合的产物,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基于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存在抑制作用。进一步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改善传统金融中所存在的“领域错配”问题,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在中小城市展现出更强的抑制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降低企业的财务费用,促进企业的实业化投资,以及抑制企业金融化。     

“一带一路”倡议能否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

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行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了严重阻碍。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脱实向虚行为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金融化行为,即一带一路倡议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不仅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企业脱实向虚行为,还能通过提升企业实体利润率降低企业脱实向虚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金融资产收益。异质性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脱实向虚行为,而对外资及其他企业的影响不显著。     

“一带一路”倡议能否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

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行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了严重阻碍。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脱实向虚"行为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金融化行为,即"一带一路"倡议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不仅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企业"脱实向虚"行为,还能通过提升企业实体利润率降低企业"脱实向虚"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金融资产收益。异质性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脱实向虚"行为,而对外资及其他企业的影响不显著。     

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引发的思考

金融资本、实体经济是经济发展的两大重要推动因素.欧债危机使得各个国家开始重新审思金融资本运动和实体产业发展的关系.欧美两大经济体都已宣布实施新一轮的工业化道路,重新确立了发展制造业等实体产业政策.我国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金融资本、实体经济越来越不协调的问题,金融资本“脱实向虚”、实体经济“空心化”的现象正在逐步侵蚀我国社会经济的机体,已引起了政府、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文章在审思我国经济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金融资本“脱实向虚”的表现、着重探讨了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兴趣锐减的成因,并从评价机制、跟踪警示制度、风险防范、审慎监管等多个角度提出了构建中国金融资本促实体经济发展的设想和建议.     

企业“脱实向虚”的动机及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来自上市公司金融业股权投资的证据

利用2007年～ 2015年非金融非房地产行业(NFRE)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金融业股权投资总额对银行体系、股票市场和金融体系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业股权投资会导致上市公司从银行体系过度融资,说明上市公司会利用正规金融渠道的融资优势及对中小企业的信息优势从银行体系套取资金,投资金融业企业赚取利润;由于银行体系对上市公司的信息对称程度较高,还款风险较低,上市公司从银行体系过度融资来投资金融股权并不会增加银行体系的金融风险;上市公司“脱实向虚”的金融业股权投资行为,使资金从实体经济回流到金融体系,造成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提升了股票市场风险以及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因此,政府应加强对实体上市公司的投融资监管,合理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以减少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偏向性的土地供给政策是否抑制了金融深化的经济效果

以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对企业生产技术的选择作为分析起点,采用信贷配置效率度量金融深化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促进的程度,利用1995-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就偏向性土地供给政策下西部地区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土地供给偏移的政策背景下,人口密度与房地产投资的匹配对区域间信贷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增加中部地区建设用地指标所引致的房地产投资与地区人口规模匹配,有助于信贷配置效率的提高;紧缩的用地政策提高了人口稠密的东部地区房地产投资成本,抑制了该地区信贷配置效率;西部地区人口规模小,富余的建设用地指标引致房地产过度投资,降低了信贷配置效率.总体来看,以公平为目标的土地要素区域平衡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西部地区金融深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政府审计能抑制国有企业“脱实向虚”吗？——基于审计署审计结果公告的实证分析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审计在防范金融风险、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立足于中国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不断上升的背景,文章以2008—2020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过度金融化的视角考察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脱实向虚”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政府审计能够显著抑制国有企业的过度金融化水平。政府审计的威慑力度与揭示力度越大,对国有企业过度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越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审计能够通过提高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抑制国有企业“脱实向虚”;在代理问题较为严重的国有企业样本中,政府审计的抑制作用更强。文章从国有企业过度金融化的视角拓展了政府审计的治理效应研究,对于优化国有企业资产配置、完善公司治理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同时也丰富了企业金融化的相关文献,为微观企业“脱实向虚”的监管与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     

产业政策抑制了实体公司金融化吗——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宏观经济政策对于微观企业行为具有不可忽视的引导效应.基于"十五"计划至"十三五"规划期间的产业政策信息和中国A股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产业政策对实体公司金融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政策总体上抑制了实体公司金融化,并且该效应随着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而增强;相比民营企业,产业政策对实体公司金融化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     

区域信贷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以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

中国信贷渠道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中国对于货币政策传导的区域效应研究起步较晚,基于信贷渠道研究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理论较少,能够结合区域实际提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信贷政策的就更少,但是信贷资金的区域化配置不仅会影响商业银行的效益,而且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均衡增长,最终将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因而有必要对区域信贷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进行深入研究,从而为未来进一步研究制定中国区域信贷政策理清思路。愿鄱阳湖畔山更青、水更绿、天更蓝。     

高管团队成员职能经历多样性能减弱实体企业金融化吗——来自沪深2008-2019年上市公司的检验

通才还是专才,谁的金融投资水平更高?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以中国沪深A股2008-2019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高管团队成员职能经历多样性和金融化的关系,并探讨其中的作用环境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团队成员的职能经历多样性与企业金融化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跨职能工作能力强的通才型高管团队有更高的金融投资...     

绿色信贷提升重污染企业并购绩效了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引导重污染企业通过并购改造落后产能,实现产业绿色升级,是国家推动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基于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的落实,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构造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显著降低了重污染企业的并购绩效,且该负向影响在法律环境好的地区更加显著;机制检验...     

混合所有制经济有效推动了城市经济增长吗？

基于混合寡占模型的分析表明,所有制经济多样化程度越高,混合市场的经济产出越高。采用中国255个地级以上城市2003—2013年的面板数据,以四种经济类型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的平方和构造所有制多样化指标,通过分位数回归分析实证检验多样化所有制结构以及不同所有制经济对城市经济增长的长短期效应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经济确实能够有效推动中国的城市经济增长,国有经济对城市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具有全国普遍性,但私营经济、港澳台经济以及外商经济对城市经济增长推动的区域差异性较大。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但目前混合市场的发展程度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应在合适的地区选择合适的产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垂直专业化分工抑制了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吗？

利用2003—2014年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在增加值率和垂直专业化水平的测算基础上,对垂直专业化分工是否影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进行检验,并对抑制中国增加值率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制造业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增加值率具有负向作用,但并不稳定;在引入外资影响和研发水平因素后,垂直专业化对增加值率的负向影响减弱甚至消失。此外,垂直专业化水平并不是抑制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的主要因素;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与优惠条件,垄断并限制高端产品技术与专利权,挤出中国研发部门人力资本水平,使中国垂直专业化技术进步迟滞,才是抑制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的主要原因。     

吸收能力抑制了我国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吗？——基于区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利用1998—2008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研究我国不同区域对FDI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引进消化吸收状况。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研发投入等吸收能力影响因素,显著地影响了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不考虑吸收能力影响因素时,FDI并没有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而FDI与吸收能力指标的交互项则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由于我国不同区域FDI吸收能力的差异,FDI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各省（市、自治区）要想充分利用FDI,在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再创新,需要切实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研发投入,扩大对外开放度。     

承接国际外包扩大了我国相对工资差距吗？

本文引入技术劳动与非技术劳动的替代弹性,以发展中国家为视角构建了外包影响工资差距的理论模型,认为承接生产价值链高端生产环节外包扩大了我国技术劳动与非技术劳动的相对工资差距。在此基础上,对我国21个省份1999—2008年工资差距进行面板数据计量分析,研究表明：承接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外包、R＆D投入、高技术产品进出口、经济发展水平都会影响工资差距;而物质资本投入、FDI等不会扩大工资差距。为了促进产业升级、调整经济结构和缩小工资差距,应该更加重视对技术劳动要素的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