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家庭住房不平等:户籍、禀赋还是城市特征？——基于广义有序模型与Oaxaca-Blinder分解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运用广义有序Logit模型实证分析户籍、家庭禀赋和城市特征三类因素对城市家庭住房不平等的影响；运用夏普利值分解、Oaxaca-Blinder分解区分"努力"和"环境"因素、户籍歧视和禀赋效应的贡献。研究发现：户籍可解释住房等级不平等的54.2%；"努力"因素对住房水平起正向作用；在户籍间住房等级不平等中户籍歧视效应占主导，在住房面积不平等中禀赋效应占主导，外地户口居民住房水平低源于"环境"因素趋弱，农业户口居民则源于"努力"和"环境"因素叠加趋弱；由于生活成本效应占主导，城市规模和流动人口占比越大，居民住房等级趋低，而城市土地供给增长有助于提升住房水平。     

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的就业质量提升效应研究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户籍区别强化了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则有利于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进而改善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质量。然而,农业转移人口户籍变更的就业提升效应还有待深入研究。本文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实现了“农村人—城里人”的身份转变,有利于提高其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进而促进就业质量提升,但短期内还不能完全消除原有户籍对其就业的不利影响。因此,经历了户籍变更（在城市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本文称为“农转非”群体）的就业质量显著高于未进行户籍变更的农业转移人口（本文称为“农民工”群体）,但与城市本地居民（“本地市民”群体）仍有一定差距。同时,“农转非”群体与“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差异的产生不仅仅是由于户籍变更,还是劳动能力禀赋存在显著差异的结果;人力资本是影响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关键因素,因而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选择性农转非”群体比“政策性农转非”群体有更高的就业质量。采用2013、2015、2017年的 CGSS数据,比较不同群体的就业分布,并采用多元Logit模型分析户籍变更和人力资本的就业质量效应,结果显示：“农转非”群体从事白领工作、进入公有制单位、获得无期限劳动合同的概率以及各类工作的时薪均明显高于“农民工”群体,这种就业质量的改善是“农转非”群体具有较高的劳动能力禀赋和户籍变更共同作用的结果;农业转移人口的户籍变更和人力资本积累均具有显著的就业质量提升效应,因此,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选择性农转非”群体的就业质量显著高于“政策性农转非”群体。相比已有文献,本文将“农转非”“农民工”“本地市民”3类群体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并将“农转非”群体划分为“选择性农转非”群体和“政策性农转非”群体,比较分析各类群体的就业质量;同时,通过“农转非”群体与“农民工”群体的显著差异考察户籍变更和人力资本的就业质量效应,并为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会提高其就业质量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落户城市的户籍变更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质量提升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要进一步改善就业还必须持续提高劳动能力禀赋。因此,应积极推动和激励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并不断提高“农民工”和“政策性农转非”群体的人力资本水平。     

医疗保险、贫困与家庭医疗消费——基于面板固定效应Tobit模型的估计

医疗保险和贫困是制约个人和家庭医疗消费最主要的经济社会因素,也是影响医疗公平的重要原因。依据2007～2010年9城市家庭跟踪面板数据,使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Tobit模型方法,就医疗保险、贫困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家庭医疗消费绝对量和相对比例影响的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医疗保险显著释放了家庭的医疗需求,促进了家庭医疗消费绝对量和相对比例的提高;贫困因素显著抑制了家庭医疗消费,家庭人均收入越低,家庭医疗消费越少,特别是低保户的家庭医疗消费更少;城市的农村户籍低保户获得医疗保险将显著提高医疗消费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医疗保险和贫困因素对家庭医疗消费相对水平的作用存在城乡差别。     

知识产权战略是否提升了城市数字自主化水平?——来自中国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城市数字自主化是指城市在数字技术领域的自主化创新能力,是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一环,其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城市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利用2006—2018年中国26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为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知识产权战略对城市数字自主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城市数字自主化水平,而创新环境优化效应、数字人才集聚效应以及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则是知识产权战略推动城市数字自主化发展的重要机制。此外,示范城市政策实施对城市数字自主化的促进效应还存在明显的时空异质性,示范城市建设时间越长、城市等级越低、产权保护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城市,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对城市数字自主化的促进效应越明显。     

平等抑或固化——数字技术能否促进农村居民代际职业流动

在数字化与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基于农村居民个人层面的微观机制，构建包括数字技术使用前置条件、使用经验、数字化努力、数字金融四维度表征父代数字化水平的综合指标，探索农村经济社会变迁与技术转型过程中，父代数字化与其子代职业获得之间的关系，揭示数字技术使用能否打破家庭背景对子代职业获得的影响。研究发现，父代数字技术使用不仅直接促进子代职业流动，而且通过弱化父代人力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原始资本禀赋对子代职业获取的作用，进而促进代际职业机会平等，因此，数字技术具有促进机会平等的社会补偿效应。机制分析表明，父代数字技术使用通过改善机会不平等感知程度，激励其增加对子代人力资本的投资，进而提升子代的劳动力市场结果，促进代际职业流动。     

方言距离、城市规模与流动人口社会信任

提高社会信任水平对于流动人口提升社会资本、融入流入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选用流入地与流出地的方言距离作为两地间文化差异的代理变量，创新性地将方言距离和城市规模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研究两者对于流动人口社会信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CLDS数据和有序Probit模型研究发现，方言距离或流入地城市规模越大，社会信任水平越低；在方言距离不变时，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方言距离对社会信任的负向影响减弱甚至消失。机制研究发现，方言距离对流动人口社会信任的负向影响，是内置于两地之间文化差异对流动人口社会信任的影响，它既不能通过主观心理因素传导，也无法通过良好的社区（村）生活环境来消除，但可以通过提高城市包容性来消除；城市拥挤效应，特别是房价水平过高是城市规模降低流动人口社会信任水平的主要原因之一。研究结论表明进一步提高城市包容性、降低城市拥挤效应对于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十分必要。     

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能提升绿色城镇化水平吗？——基于中国276个城市准自然实验数据

智慧城市作为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技术创新环境下城市发展的更高级形态，那么智慧城市是否能够推进绿色城镇化发展？本文基于2006—2020年中国27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多期DID模型实证分析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绿色城镇化水平；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城镇化水平影响存在异质性，在东部地区、大规模城市和较高创新能力的试点城市中，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城镇化水平提升作用较为明显，但在其他试点城市中这种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是通过提升城市环境基础设施运行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绿色城镇化水平。本文为推进智慧城市的国家战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下的绿色城镇化道路以实现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基于性别的旅游地居民的旅游就业探讨——以广西龙胜龙脊景区和三江程阳景区为例

通过对问卷和访谈资料的分析，研究了广西龙胜龙脊景区和三江程阳景区当地妇女与旅游就业之间的关系，同时探讨了旅游地居民在旅游就业中的性别差异。研究表明，民族旅游业为旅游地的男性和女性居民都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妇女从事的旅游工作带有非正式性、季节性、不稳定性、兼职性、低技能性的特点；经济收入的增加提高了妇女的家庭地位，但参与旅游就业使她们在家庭角色与经济生产角色的平衡中处于两难的境地；男女两性在旅游就业中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现代大众化旅游强化了劳动中的性别区分，推动了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     

城市体系与中国省域发展:结构主义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结构主义的视角,利用中国23个主要省域的地级市2005—2011年常住人口数据,从地区生产总值、地区劳动生产率与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三个维度来界定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发现,首位度越大、集中度越大、人口分布越不平等,越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并且,在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中,已经出现"要素投入规模报酬递减"的现象,"工业化"倾向的产业结构对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负的显著作用。说明在促进区域发展的作用动力中,工业化的影响在逐渐减弱,城市化的作用慢慢凸显。同时,以"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的城市人口融合度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负向影响。这表明更开放包容的城市人口政策,不仅有助于实现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最终也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湖北省入境旅游经济差异时空演变分析

本文以旅游外汇收入为测度指标,采用统计学和ESDA方法,分析2003—2014年湖北省入境旅游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变特征,并探讨了入境旅游经济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时间演变特征方面。绝对差异呈持续扩大趋势,相对差异呈“N”形变化,处于高位运行;依泰尔系数分解特性可知,武汉城市圈是湖北省入境旅游经济差异的主要贡献者;Global Moran’s I值表明,湖北省入境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在空间上相邻。(2)空间演变特征方面。湖北省各地区入境旅游经济等级层次增加,等级数量结构趋向于“瘦高形”,但低于平均水平的地区占绝大多数;高于平均水平的地区为省会城市或拥有高级别旅游资源的地区,它们对全省入境旅游起决定作用;Local Moran’s I值表明,湖北省入境旅游经济呈现“双核”空间结构。(3)旅游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条件、产业政策、重要事件是湖北入境旅游经济差异形成的主要因素。     

节能减排财政政策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的“量质齐升”吗?

“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作为绿色财政领域的一项重大实践，可以通过财政手段加快推动淘汰落后产能，严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成为驱动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引擎。基于中国2003—2019年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将“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视为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节能减排财政政策显著提升了示范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质量与数量，在经过堆叠双重差分、两阶段双重差分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表明，节能减排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支持的科技资源配置效应和人才集聚效应以及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提升示范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质量和数量；异质性分析发现，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不同地理位置、资源禀赋、金融科技水平的城市间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还发现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对相邻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开放与劳动收入份额

基于1990~2014年的跨国数据,实证研究贸易开放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分析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均值下降了5%以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的实证分析表明,整体上贸易开放抑制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按照经济发展水平、要素禀赋、制度环境分组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对高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资本密集型国家、资源密集型国家、制度环境良好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负影响,但是对于低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劳动密集型国家、制度环境不佳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正效应。而向中国贸易开放能够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特别是对低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积极影响较强。上述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在扩展农民权益中增加农民收入—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吉寺村低收入状况调查

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吉寺村是郊区低收入村，全村低收入农户所占比例较大。其主要特点是，以传统第一产业为主，缺乏二三产业支撑；集体经济相当薄弱，农民组织化程度低；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家庭养老力不从心；因病致贫现象突出，公共服务需求增大。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需要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统筹城乡发展，把生态涵养区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继续加大农村基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投入，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维护低收入居民获得基本生活水准的权利，尽快实现共同富裕。     

大“珠三角”地区城市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基于面板随机前沿模型

文章使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估算大"珠三角"地区从1988—2009年间主要城市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并基于随机前沿模型将TFP进一步分解为技术进步、生产效率和规模经济。研究结果显示:第一,生产要素的积累对大"珠三角"地区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温和的,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平均约占大多数城市的50%;第二,城市化率、各城市GDP中第三产业的比重、基础设施水平、人力资源水平、经济对外依存度等对城市生产效率具有正面影响,而城市规模与城市生产效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第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主要是由生产效率的变化率决定,其次是技术进步率,而在大多数城市均呈现出规模不经济。     

城市体系与中国省域发展:结构主义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结构主义的视角，利用中国23个主要省域的地级市2005—2011年常住人口数据，从地区生产总值、地区劳动生产率与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三个维度来界定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发现，首位度越大、集中度越大、人口分布越不平等，越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并且，在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中，已经出现"要素投入规模报酬递减"的现象，"工业化"倾向的产业结构对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负的显著作用。说明在促进区域发展的作用动力中，工业化的影响在逐渐减弱，城市化的作用慢慢凸显。同时，以"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的城市人口融合度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负向影响。这表明更开放包容的城市人口政策，不仅有助于实现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最终也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知识的力量：金融知识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基于中等收入群体扩容的视角

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测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考察不同收入阶层间的流动性，并讨论金融知识对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截至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24.91%，“金字塔型”收入分配结构明显，低收入群体向上流动的速度正在逐年加快；金融知识水平提升能够促进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有助于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扩容；金融知识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促进家庭参与金融理财增加其财产性收入、促进家庭创业增加其经营性收入两种渠道来实现；金融知识对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效应仅在非风险厌恶以及低初始财富的低收入家庭中显著。     

环境规制、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本文运用径向非角度方向性距离函数方法测度了2000～2009年之间我国30个省份的工业部门的环境技术效率值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值,同时把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效率改变和规模效应,并对影响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总体而言,东部地区的环境技术效率值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高于中西部地区,技术进步是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环境规制、教育水平、产业结构、市场结构、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正向作用,而资源禀赋、能源结构、一阶滞后项则起反向作用,所有制结构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不显著。     

经济密度、人口规模与环境污染——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2005-2016年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利用静态和动态短面板模型分析经济密度和人口规模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分析表明:经济密度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人口规模扩大会抑制污染物排放;不同等级城市经济密度、不同规模城市人口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方向一致,但影响程度有所差异;前期污染排放对当期具有正向影响,环境污染物排放存在路径依赖;经济发展水平、工业产值占比和对外开放也是影响污染物排放的重要因素,但各指标对三类污染物排放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据此认为,在综合考虑城市具体空间区位条件下,人口适度集聚,提高城市经济密度,优化产业结构以及加强环境监管是环境治理的重要方向。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雾霾治理——基于要素市场扭曲视角的分析

结合寻租理论与地方政府竞争理论，以外资企业与地方政府互动为切入点，构建"FDI-要素市场扭曲-雾霾污染"的逻辑框架，基于中国2004~2018年城市面板数据，构造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与空间联立方程模型研究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1）FDI既通过产业结构升级、环境技术溢出（区域内与区域间）、源自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空间溢出发挥治霾效应，又通过要素市场扭曲（区域内与区域间）与经济规模加剧雾霾，最终总体上有利于治霾；（2）为吸引FDI，地方政府在要素市场上存在"逐底竞争"，加剧了要素市场扭曲；（3）要素市场扭曲削弱了FDI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与环境技术溢出效应，并刺激其经济增长效应，从而不利于发挥其治霾效应；（4）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与空间溢出效应，并抑制偏好优质环境的FDI的流入。     

“宽带中国”战略和低碳城市双试点的减污效应研究

立足于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的新时代背景,基于2009—2019年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宽带中国”战略和低碳城市双试点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宽带中国”战略和低碳城市双试点的减污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不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条件下,相较于非双试点城市,双试点城市环境污染水平显著降低,这一结论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双试点政策的减污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其中,相较于分布在中西部的城市,位于东部的城市减污效果更强;非资源型城市的减污效果较资源型城市的更为理想。双试点政策主要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和促进技术创新两条途径对城市发挥减污效应。此外,双试点政策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不仅能够有效降低本地的污染排放,而且能够显著抑制“邻地”的环境污染。进一步研究发现,“宽带中国”战略单试点和低碳城市单试点均具有减污效应,但弱于双试点的减污效应,“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和低碳城市试点对减少环境污染具有协同作用,实现了“1+1>2”的政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