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国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对污染避难所效应的一个解释

文章在Naughton(2014)提出的概念性框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企业FDI决策模型,在合理的假定下得到了提高母国环境规制对企业FDI会产生倒U型影响的结论。母国环境规制的加强会产生污染避难所效应和停业效应,两个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母国环境规制对FDI的倒U型影响。文章利用2000~2010年24个国家对中国进行FDI的数据,使用引力方程模型和面板数据分析方法验证了这种倒U型关系的存在。     

环境规制、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长三角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对2013—2018年181家企业环境规制、融资约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方加强环境规制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融资约束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融资约束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中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削弱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融资约束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而对于非国有企业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但调节效应不再显著。根据研究结论,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别从政府、金融机构、企业自身角度提出相关的对策。     

环境规制强度是否影响了中国工业行业的贸易比较优势

本文采用三种衡量贸易比较优势的指标,就环境规制强度等因素对中国30个工业行业1998～2008年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进行了经验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工业行业的贸易比较优势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环境规制强度提升了工业行业的比较优势,规制强度以及传统的要素禀赋是工业的贸易比较优势集中于干净类行业的原因;但是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贸易比较优势的提升有"度"的限制,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一定水平时,反而不利于产业贸易比较优势的提升。物质资本强度与产业贸易比较优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随着物质资本强度的增加,其对工业行业贸易比较优势会有先提高后降低的影响趋势;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并不意味着较高的比较优势,这可能和中国开展大量的加工贸易有关。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在对环境规制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相关文献进行述评的基础上,基于2011-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构建普通面板模型、调节效应模型、门限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外商投资质量在环境规制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程度不同,体现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对本辖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对邻域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起到抑制作用。     

FDI竞争、环境规制与污染避难所——对中国式分权的反思

基于1994~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考察了FDI竞争与环境规制间的关系。主要结论是:中国的环境规制实际上对FDI的流入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有动机以放松环境管制为手段来吸引更多的FDI流入,这导致中国成为跨国污染企业的"污染避难所";地方政府间的这种"竞争到底"行为根源于中国特有的分权模式,这提醒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的影响。     

环境规制、产品空间演化与企业导向性技术创新——基于上市公司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基于实证产业组织和演化经济地理研究范式,本文构建了环境规制内生影响企业导向性技术创新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框架,利用我国上市公司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创新性地基于非线性工具变量的控制函数方法,实证分析了污染费征收对于上市公司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及其潜在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精准的环境规制政策激励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产品相关性与城市产品相关性是影响企业导向性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产业间的前向与后向联系进一步强化了环境规制的激励创新效应,并且不同城市的企业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在潜在作用机制方面,环境规制通过内生影响企业TFP、企业的行业技术赶超、优化行业资源配置等渠道显著影响了企业导向性绿色技术创新。本文认为,导向型环境规制与城市产品空间演化是引致我国上市公司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要原因。     

绿色信贷与企业环境投资的环境规制门槛效应

绿色信贷是我国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实践,但在我国“浅绿”的发展背景下,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仍具争议。考虑到行政手段对缓解市场失灵的重要作用,本研究以环境规制与绿色信贷协同作用为视角,分析并验证了环境规制对绿色信贷执行效力的影响。本文选取2012—2019年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效应模型,从环境规制的角度对绿色信贷与企业环境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绿色信贷的执行效力在环境规制强弱地区的表现不一,当环境规制低于门槛值时,绿色信贷会抑制企业环境投资,但在环境规制越过门槛值后,绿色信贷开始显著促进企业环境投资,可见政府规制对于绿色信贷效力的发挥尤为重要;机制检验表明,在较高环境规制水平的区间内,绿色信贷会通过缓解代理问题与提升投资效率的渠道促进企业环境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信贷执行效力的影响在东部地区与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且地区环境规制的高水平更易实现环境保护与企业价值的双赢。这些结论为绿色信贷与环境规制的协同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进一步推动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指引。     

环境管制程度对FDI区位选择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将外商投资企业（FDI）细分为合资企业、合作企业和独资企业三种形式后,利用省际面板数据重新审视了地方环境管制水平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并基于风险偏好的视角对以上发现进行了分析。研究显示,不同类型FDI进行区位选择时对环境管制的偏好有别,其中合作企业偏好环境管制标准较高的省份,独资企业则相反,合资企业介乎二者之间。另外,FDI对地方环境管制水平的偏好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环境管制水平较高的省份更容易引进FDI,而在“独资化”比例逐步加大的趋势下,中西部地区要警惕成为部分FDI（尤其是独资企业）的“污染避难所”。     

空气污染对地区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基于专利授权大数据的证据

空气污染对产业的科技创新同时产生"抑制效应"和"激励效应",前者指空气污染会触发环境规制强化,提高企业成本,进而抑制产业的科技创新,后者指空气污染会激励产业转型创新,进而促进科技创新。那么,近年我国空气污染对产业创新水平的影响是哪一种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在什么条件下"激励效应"会超过"抑制效应"？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影响效果是否相同？围绕上述问题,文章基于34个细分产业的专利授权大数据的证据,通过固定效应基本模型,建立空气污染浓度与产业科技创新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结合动态面板模型,分析空气污染浓度与产业科技创新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并进一步在不同的污染产业、不同的环境规制严格程度和34个细分产业条件下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在环境规制存量、执法力度、改变科技创新变量和改变固定效应的条件下进行了稳健性分析,并从作用渠道和协同效应两方面解释了作用机制。实证研究发现,在全国层面,空气污染对科技创新水平产生的"激励效应"大于"抑制效应",在污染地区和污染密集产业,空气污染对科技创新水平有更大的促进效果。根据文章的分析,在全国层面空气污染倒逼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的激励效应很大,足够抵消空气污染对科技创新造成的抑制效应。但这并不意味着空气污染是可以接受的,促进科技创新水平提升的根本原因是激励效应,因此,建议政府更多地关注和加强激励效应,完善环境保护制度,加强环境监督力度,同时对科技创新进行更多的投入。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机理研究

数字经济为政府治理、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等领域带来了深刻变革,数字经济发展是否抑制了环境污染是亟需解答的问题。文章基于中国285个城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多维度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降低了城市各类环境污染物的排放,运用工具变量估计、引入外生政策冲击、替换解释变量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污染物的降低作用有所差异,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降低效应最明显,工业废水和工业烟尘排放量次之,对PM_2.5浓度的降低效应最小。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绿色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是数字经济降低城市环境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机制。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周边城市各类环境污染物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空间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污染减排效应相比中、西部地区更大,且数字经济发展仅在东、中部地区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文章的内容丰富了有关环境污染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是对有关数字经济研究的有效补充,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助力环境污染治理提供了可靠的实证依据,同时为发展数字经济、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污染减排提供了政策参考。     

环境污染治理与经济增长:模型与中国的经验研究

通过建立一个人力资本内生增长模型,将环境及环境污染治理引入内生增长框架下进行分析,其中重点探讨了在达到均衡增长路径过程中经济增长、环境污染与环境污染治理的关系,同时考察了维持可持续发展需要具备的条件。在此基础上,运用中国的数据对理论模型的一些结果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表明,清洁要素以及技术的使用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中国对环境污染一直以来缺乏足够的重视,目前仍然需要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提高环境污染治理的效率,地方政府的行为在其中会起到重要作用。     

环境规制对南通市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

基于南通区县数据和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南通市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南通市各地区间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呈现阶梯式分布,地区间差距逐渐缩小;强化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显著正向效应;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等变量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有着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表现为抑制作用,财政分权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据此,从环境规制监管体系、联动式环境规制网络、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等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     

环境规制、环保投入与中国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企业问卷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6 年12 城市中国企业的调查问卷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及其强度与企业生产率之间存在着稳定、显著的正向关系.这表明中国企业有能力承受更高的环境标准,预示着我国的污染控制政策对企业实现污染减排起到了积极作用;环保投入与生产率实现"双赢",并利用工具变量法处理了环保投入可能具有的内生性是否会导致估计偏误;不同行业、规模和区位的企业面对环境规制,其生产率有不同的表现,表明不同的企业对环境规则带来的压力的消化能力有差异.本文的研究为针对企业的环境规制政策提供了如何操作的微观证据.     

FDI如何影响本地企业出口——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发现

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外资进入影响本地企业出口行为的机制,并在构造外资溢出三类指标的基础上,运用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外资溢出对本地企业出口参与决策和出口规模的影响。研究表明：（1）外资企业通过行业内水平溢出和行业间前向关联溢出显著促进了本地企业的出口参与决策,并提高了本地企业的出口规模;（2）外资行业间后向关联溢出对本地企业出口参与决策的影响不明显,但扩大了已出口企业的出口规模,控制内生性后结论仍成立;（3）外资进入对本地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因外资来源地和本地企业所有制性质的不同而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环境规制推动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吗?——基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的策略互动视角

通过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打破资源和环境的诅咒,是保持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必要条件。现有对环境规制如何影响经济结构转型的研究往往忽略了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间经济增长竞争引致的环境规制互动行为,进而导致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文章基于政府竞争视角,借助两区制空间Durbin模型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的策略互动行为进行检验,随后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与传导机制分析。研究发现:标尺竞争机制下,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存在相互模仿行为,即邻近地区降低环境规制强度,本地区亦会相应降低环境规制强度,彰显出环境规制的非完全执行特征;环境规制未能促进本地产业结构合理化,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互动行为不利于邻近地区产业结构合理的均衡化发展;环境规制有效推动本地产业高度化进程,且地区间环境规制互动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促进产业高度化发展;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互动行为削弱了要素配置效率,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同时,环境规制激发创新补偿效应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因此,引导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良性竞争,有效发挥环境规制对产业转型升级积极作用,有助于中国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