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一:中国国家的性质:中西方学者对话(一)

黄宗智在中国的行政实践中,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广泛地依靠"半正式的治理",即依赖不带薪酬的准官员(由社区提名并为国家认可)以及以纠纷处理为主要手段(国家只在治理导致纠纷时或在准官员人事变动时方才介入)     

重建信访政治——超越国家“访”务困境的一种思路

当前,中国信访总量与治理成本双双高企,不断触痛着国家与社会的敏感神经,并危及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国家治理所面临的“访”务困境同信访的政治变迁密切相关:1978年后,国家逐步弱化信访的政治动员功能,并确立了基于“维稳”原则的工具化治理策略,致使信访由社会治理的手段演化为被治理的对象,从而陷入利益收买与行政压制的尴尬两端.在社会转型与政治生态充满弹性的背景下,“去政治化”带来信访的政治“掏空”效应,而泛政治化、民粹主义等思潮可能乘虚而入,演化成为访民的心理支持系统,从而实现反向的政治动员并带来巨大社会风险.应当在回归信访制度的经典设计、恢复和创新群众观念的基础上,重建信访的政治属性,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依法规训信访行为,从而回到信访对社会的治理这一本义上来.     

市域社会治理研究的发展脉路及展望——基于2018—2021年CNKI的计量分析

市域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维度，也是对中国之治的一次创新。文章运用Cite Space文献计量软件分析该研究领域的热点、脉路与趋势，目前国内有关市域社会治理核心文献研究不足，尚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核心作者群，但已具有一定数量在该领域有较大影响力的核心作者。通过对市域社会治理核心认知的梳理，其热点主题主要涉及基层治理与市域社会治理、市域社会治理与中国之治、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市域社会治理与公共安全四个方面；市域社会治理在国家各层级治理主线中，经历“理论创新-顶层设计-实践探索-地方立法”的演变脉路，折射出“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治理逻辑。从研究趋势来看，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人民为中心，挖掘“治理节点”，依托敏捷治理、治理体系优化和构建为手段驱动治理效能整体提升的研究将成为今后研究热点。     

关于独立董事制度的几个问题及对策

独立董事制度首创于美国。现在,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是一种世界潮流。如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市场都全面引进了独立董事制度,并在公司治理实践中取得了明显效果。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许多国家纷纷效仿,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一场公司治理中的“独立董事革命”。在我国上市公司中,董事会对控股股东的行政依附状况是公司治理结构尚不健全和不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提高董事会决策和运行的独立性,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把目光投向市场经济国家中运作比较成功的独立董事制度。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独立董事难以真正“懂事”,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国家治理的简约主义

复杂的现代国家结构需要简约的治理机制。依据国家治理的奥卡姆剃刀原理,可以确立国家简约治理的两个相关准则：一是国家治理的以简驭繁定理,确认国家结构上国家一社会一市场的三分结构,建立国家权力的分权制衡架构,确定国家治理的政治、法律与管理方略;二是国家治理删繁就简的改革选择,力求将国家权力加以规范,避免国家成为吞噬市场和社会的大政府,杜绝国家成为将所有社会资源吸纳其中的超级政府,并以此为原则进行有效的政府改革,使政府确切定位为有限有效政府。凡是不符合国家简约治理两项基本原则的,均应使用奥卡姆剃刀加以剔除。国家筒约治理的绩效,已经得到国家运作长程历史的验证。     

中国商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理论反思与实践路径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商会史研究经历了阶级分析、现代化以及“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三种理论范式的洗礼，最终殊途同归为对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论的认同，将商会看作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终将形成与国家对立的“市民社会”。商会在1949年后的完全国家化更加剧了这一认识。深陷这一理论陷阱的商会史研究，既无法持续产出具有足够说服力的理论成果，也无法为当代商会提供经验借鉴。但从实践出发可见，近代商会是在中国独特的高度集权的政府与简约主义的行政体系的悖论结合的制度框架下形成的“第三领域”，其中突出的半正式治理机制，体现的是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结与互动互塑，绝非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联系近些年崛起的“商协会”可以发现，“第三领域”的半正式治理传统仍在悄然运作，对于商会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官员问责制任重道远

2003年的SARS危机给我国带来了“问责风暴”，自张文康和孟学农两位省部级官员被追究责任开始，安徽阜阳、吉林省吉林市、北京密云、中石油、浙江海宁、湖南嘉禾、国家环保总局等地方和部门，一批实权官员又因重大责任事故、行政不作为或恶性违法事件受到问责处理。大连、长沙、南京、重庆等地先后探索出台了官员问责的相关制度。但细究这一系列的问责实践，不难发现，当前的问责大多是建立在领导意志之上的，属于行政性问责，与现代民主政治下的官员问责制——政府及官员对公众负责这一问责实质不相符合。而建立体现民主政治原则的官员问责制，除了法律规范的问题，还需要依靠整个国家的政治结构、政治文化氛围、制度体系与运作程序的不断完善和健全。就目前我国政治生态而言，官员问责制的构建可谓任重道远。     

现代国家治理与财政制度建设的价值追求与实现路径

现代国家治理要求重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及政府间的关系,其对法治、民主和社会公正的追求正是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的目标,二者在价值追求上具有天然的同一性。但我国的财政实践与现代国家治理和现代财政制度的共同价值追求尚有较大距离,故而亟需按照现代国家治理的价值导向,推动现代财政制度建设。     

唐代监察制度及其当代意义

监察制度在维护国家统治、规范官员行为、提高行政效能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历朝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建立、健全监察体制。唐朝建立的一系列监察制度以其御史制度和谏官制度的完善而著称,在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监督有着重要启示。     

“政治速度”与中国城市治理的街道体制

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治理尤其是超大型城市治理对基层政权有着更高的要求。文章对街道体制的角色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政治速度”的概念,认为街道体制是支撑中国城市社会治理体系最为强大的制度根基。它是党对接社会、实施基层公共政策、横向整合区块资源、领导特定区域基层社会治理、推动特定空间经济发展与优化营商环境的基层枢纽。这一独特的政治定位,实现了街道干部培养、公共议题化解和公共危机处理、确立责任主体的三重“政治速度”。同时,街道体制在中国城市治理中的“属地”与“兜底”特征,成为理解中国城市善治的基础机制。     

简述近代中国租界的形成和扩展

近代中国遍布主要通商口岸的租界,表面上是供外侨“居住和经商”的一定区域,然而,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在这种所谓‘租界’内实行了完全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另外一套统治制度,即帝国主义的殖民制度”,把它变成半殖民地中国的国中之“国”,租界实际上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据点.近代中国租界的形成与扩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和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历史进程是息息相关、相互影响的.近代中国的每一步沉沦都刺激了租界的恶性膨胀,而租界的每一次恶性膨胀又加剧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进程.     

中国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和主要内容——对党的二十大关于深化财税改革的思考

财政制度现代化是一个不断适应时代特征和回应现实需要的动态过程，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进一步完善现代财政制度，为高质量发展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支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应立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国家治理逻辑、中国式现代化阶段三大时代背景转换。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国家体制的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理论逻辑、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实践逻辑重新认识国家在财政中主体地位，重视财政的国家属性，坚持国家在财政中主体地位。现代国家基本要素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是重塑现代财政制度的基本原则，在具体路径上，应将政党—国家的历史使命、符合国情的法治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等现代国家建构理念融入预算制度、税收制度、政府间财政关系、财政支出管理制度和政府债务管理制度等现代财政制度建设之中，实现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捐赠:官员会追求“慈善”吗?

文章以2003-2011年A股市场上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并探讨了这一影响在不同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环境下的差异.研究发现:(1)官员因任期考核会追求社会慈善类的“形象工程”,具体表现为地方国企捐赠随着官员任期的增加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2)正式制度越完善(以市场化程度、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来度量)、非正式制度越发达(以宗教氛围来度量),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越弱;(3)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在“和谐社会”提出前后存在显著差异,也因GDP政绩、官员来源和企业政治层级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文章从官员任期角度探讨了地方国企的慈善捐赠行为,并拓展和丰富了官员“晋升锦标赛”和政府“掠夺之手”的相关研究.     

浅析行政约谈制度问题研究

近年来,行政约谈的崛起顺应了我国政府行政职能从管理到治理转变的需求,也是构建法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新型关系的方式之一。相较于其他法律,行政法更注重于实践和应用。按照以往惯例,一种制度的兴起必会引起学术界的讨论,但行政约谈制度却一反常态,作为当下极其受行政机关追捧的工作方式之一,在理论界对其研究可谓寥寥无几,实务界和理论界形成鲜明的反差。行政约谈制度最早以"舶来品"应用到税务机关,2001年江西赣县地方税务局出台的《地方税收约请谈话制度》将"约谈"一词正式引入到官方文件当中。随即在十多年的时间里,"约谈"开始在食品、药品、环境、消费维权、卫生监督等多个领域出现,并逐渐成为一种新型的行政管理方式。可以说行政约谈契合了当下"预防性"社会治理的需要,在内化服务理念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下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参与行政的要求。行政约谈在建设服务型政府,构建法治国家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在实际应用却仍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缺乏统一的规定。为了发挥行政约谈制度的应有的效能,需建立起一套公平公正、合理有序的法律规范已成为当下的必然要求。文章旨在分析我国现行行政约谈制度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关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以此完善我国现阶段的行政约谈制度。     

论基层运动型治理——兼与周雪光等商榷

如果说国家运动型治理的研究呈现了国家治理的形态和运动型机制的政治逻辑(背后往往暗含着国家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取向和关怀),那么基层运动型治理的研究则鲜活地展现了基层治理的特征和运动型机制的行政逻辑。与国家运动型治理不同,基层运动型治理是一种常规性的行政机制,而非临时的、任意发动的、非常规化的政治机制。在实际运作中,基层运动型治理与官僚体制互相依存、交织运作,应对基层政府的"中心工作",实践基层社会治理。基于其行政逻辑,基层运动型治理往往更多地考虑基层政府本身的有效性,而非社会有效性。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及特征

正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对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来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治理理论及实践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西方国家和一些国际性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经合组织等),它是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这三对基本关系的反思中产生、并随着对这些基本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发展的。在一般意义上,国家治理     

论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正>财政制度涉及政府与市场、社会、公民以及政府之间利益关系的规范,是经济与政治的结合体,是深深嵌入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种文化的重要制度安排。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障。     

新时代海洋渔业资源治理的理论探讨与实践

通过对海洋渔业资源治理理论发展的梳理,结合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需求,界定了新时代海洋渔业资源治理是政府、企业和社会在法律框架下,尊重文化传统,遵循海洋生态系统的基本规律,通过行政管理、经济政策和社会治理等多种手段和方式,最终实现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协同保护的过程。系统回顾了70年来我国海洋渔业资源治理的实践历程,对照新时代海洋渔业资源治理的新内涵、新特征,指出差距：治理主体上,社会参与制度不完善,多元协同治理理念流于形式;治理手段上,片面强调行政手段,经济激励手段远远不足;治理结构上,传统模式下管理部门职能交叉,权责不清难以形成合力;治理机制上,“政府直控型”治理模式不能满足海洋渔业资源永续发展要求;治理功能上,“发展优先”根深蒂固,对海洋渔业资源服务功能多样性的保护不足。     

官员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博弈视角下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

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是一种成本低却高效率的预防性、警诫性廉政机制,不仅可以很大程度地节省政府为廉政而花费的巨额行政费用,督促官员奉公守法,防止其谋取不当利益,而且通过财产信息公开,从根源上遏制腐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从公共利益优先的角度可以折射出官员隐私权的有限性。官员的一些已经与其行使公共权力产生了联系的隐私行为已不再是民法所保护的隐私,而成了国家政治的一部分。为了社会政治及公共利益的需要,我们不得不对这部分隐私加以限制。但是,其不涉及公共利益的个人隐私依然神圣不可侵犯。在财产公示制度实行的过程中,要妥善处理好官员的隐私权与公众的知情权之间的矛盾。     

行政许可制度的产生及其对现代市场经济的调控作用

行政许可作为一种制度，是现代各国普遍采用的行政管理手段之一。从行政许可制度的产生来看，它是人类社会自觉调控资源供求关系的产物，其产生及发展有自然的特殊性。行政许可制度能对“市场失灵”进行治理，对财产权和资源进行保护，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