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股票上市制度变迁的绩效分析

我国股票上市制度从证券市场产生开始共经历了两次大的变迁。通过采用时间序列分析的方法对上市公司上市前后业绩变化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 ,上市制度变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 ,但对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及证券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并无明显促进作用。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经济绩效分析

采用时期加权的两阶段广义最小二乘法,分析了1958—1977年、1978—2002年、2003—2010年三个阶段中国农地制度变迁对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的影响。得出结论:农地制度变迁本身及其对农业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的内生配置作用共同影响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其经济绩效明显;在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下和农地流转制度合法化的背景下,农地作为资本的杠杆性功能更强。最后针对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加速增强农地的资本杠杆功能、为解决农业和农民问题开拓有效途径提出建议。     

中国农地使用制度的变迁及其现实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地使用制度经历了四次重大变革.通过分析农地使用制度的变迁和现阶段农地使用制度的主要特征,从制度变迁的主体和绩效两个方面对农地使用制度的变迁历程进行了概括;结合我国的国情,阐述中国农地使用制度创新的约束,对中国农地使用制度创新的路途选择进行理性分析.     

中国农地使用制度的变迁及其现实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地使用制度经历了四次重大变革。通过分析农地使用制度的变迁和现阶段农地使用制度的主要特征,从制度变迁的主体和绩效两个方面对农地使用制度的变迁历程进行了概括;结合我国的国情,阐述中国农地使用制度创新的约束,对中国农地使用制度创新的路途选择进行理性分析。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绩效评述

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农业大国，农地制度对农业及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农地制度由封建大地主土地私有制，到农民小土地私有制，再到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制度多次变迁但有两次是质的变化。农地制度每次变迁内涵与绩效不同，最直接反映在农业发展速度及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上。     

社会资本投资及制度变迁绩效

社会资本投资行为指个人为获得社会资本而进行的时间、精力以及货币成本的支付，还有为不断确认与他人的社会关系所进行的持续努力，社会资本投资收益表现为：（1）宏观方面，促进制度创新与提高制度变迁效率；（2）微观层面，个人获得能力通过所参与网络动员稀缺资源，并且因此带来非正式制度收益，社会资本投资对社会网络扩张，公民参与密度，组织结构稳定等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并与教育投资具有统计的显著性，网络内的社会资本具有“自强”趋势，社会资本具有个人依附性，因此要发挥其宏观功用，就必须关注社会资本从个人到社区（集体）的聚合，聚合社会资本，则必须规避其负面效应。     

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拍挂出让制度的绩效分析

从制度变迁角度讨论了制度与经济绩效的关系,认为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拍挂出让制度的建立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并从制度兼容性角度对该项制度的绩效进行了分析,最后在制度完善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及其变迁

当前对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逐渐深入 ,但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正表现出乌托邦化的趋势。从对可持续发展的重新解读 ,我们认识到人类社会一直在孜孜以求地追寻可持续发展。为了确保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人们发明了很多的行为规范 ,即所谓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制度的存在使社会的发展消除了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增加了人们行为的预见性 ,事实上加强了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制度变迁方式的替换与我国农业制度选择

制度变迁分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只有交替运用这两种制度变迁方式,才能保证制度的及时,准确的供给,章运用制度变迁的这一基本规律对我国的农业制度变迁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我国当前必须加大农业强制性制度供给的力度,强制性的农业。     

论《会计法》的演进变迁——基于制度环境和制度变迁的分析

制度环境的改变引起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是特定制度环境下的制度安排。本文从制度环境和制度变迁理论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会计法》在1985年、1993年以及1999年的依次修订变迁过程，指出：制度环境的变化导致了《会计法》的演进，影响《会计法》变迁的制度环境主要是经济制度。并预计随着入世和修宪等会计法的制度环境的大变化，我国《会计法》也将重新修订。     

制度绩效递减规律与我国21世纪初新一轮体制创新研究

21世纪初我国有必要也有可能再次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如何才能确保我国21世纪初的快速增长,本认为关键在于体制创新。为此,本以制度绩效生命周期与递减规律与理论基础,说明要确保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则必须进行新一轮体制创新,并在概括20世纪末我国体制创新的特征基础上,提出了21世纪初我国体制创新的原则和相应的有关措施。     

工业污染变化的多地区分解分析——以无锡市工业SO_2为例

本文运用分解分析方法对工业污染变化进行了地区分解、影响因素分解和综合分解.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包含地区因素的工业污染分解模型,运用模型对2001～2005年无锡市工业SO_2排放污染变化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无锡市工业SO_2排放量的变化主要是江阴的经济规模、能耗技术和排污技术,市区的经济规模和能耗技术.以及宜兴的经济规模共同作用的结果。     

基于Logistic的长江上游地区工业污染EKC检验分析

运用多项式模型对长江上游地区工业三废污染进行EKC检验,并借助Logistic模型分析EKC拐点的时间路径,同时对污染的影响因素作面板数据多元回归分析。研究发现:污染指标的选取不同,工业污染与人均GDP的关系也不同,废水排放量、废气排放量、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三废综合值与人均GDP分别是倒N型、倒N型、直线型、倒N型的曲线关系;不同曲线拐点对应的人均GDP、到达时间各不相同;长江上游地区三废减排难度也不等同。因此,政府应因地制宜,针对性地加大污染治理力度,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环境与经济的良性互动。     

制度变迁与中国保险业增长

制度变革是推动中国保险业高速发展的最直接原因.保障制度、企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的变革所释放出的保险需求为保险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市场前提和空间,保险主体的多元化、企业行为的市场化增加了保险供给能力,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形成了我国保险业的持续快速增长.而保险监管的市场化、法制化则为保险企业提供了宽松的竞争环境,保证了保险业增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中部地区承接沿海产业转移中的制度距离与制度创新

东部沿海的传统产业在向中部地区加速迁移,但中部地区现存的制度因素制约了东中部产业转移的进程。中部地区在地方财政分权度、产权多元化、政府效率、科技创新制度等方面与东部沿海地区存在较大的制度距离。中部与东部的制度距离制约了东中部产业深度分工和要素优化配置,阻碍了东部沿海的传统产业向中部迁移。中部地区要发挥中部崛起的政策优势,提高政策的利用效率,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提高政府管理效率,增强对产业转移的科技支撑,促进技术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     

我国工业发展环境成本估计

本文采取虚拟成本法对我国工业成本进行了估计。研究结果表明,1991年以来我国工业环境已支付成本不断提高,我国工业在环境方面的投入不断加大;1998年以来,我国工业清洁度不断提高;我国工业在1998年以来工业环境虚拟成本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2007年,我国工业环境总成本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仅为0.73%左右,占工业增加值的比例仅为2.52%。环境虚拟成本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仅为0.23%左右,而占工业增加值的比例仅为0.81%。从上述数据可看出,仅就环境成本而言,即使我国实施最严格的环境标准,对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也十分有限。也就是说,我国工业目前已经完全有能力承受较高的环境标准。     

基于中国制度背景的动态业绩评价体系的构建

业绩评价是企业组织管理控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的经营起着导向性作用,直接关系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与保持。随着业绩评价体系的演变,基于制度背景来研究业绩评价体系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通过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国有企业业绩评价的改革过程,对中国现有的业绩评价体系进行评价,指出中国在借鉴西方的业绩评价方法的同时要以特殊的国情为背景,通过适当修改,建立适合中国制度背景的动态业绩评价体系才是可行之路。     

近代中国的产业集聚与扩散--基于20世纪30年代工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近代中国工业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但是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区位分布也出现了由口岸及沿海集聚向内陆扩散的现象。文章利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工业调查数据,从区位优势与产业集聚效应的角度实证考察了近代产业集聚与扩散的原因。研究表明,不但贸易优势对地区工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而且产业集聚效应也是影响工业发展与区位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因为地区商品贸易的发展可以为工业提供资本积累并提高劳动者收入及地区购买力水平,所以发达的贸易可以成为地区工业发展的区位优势,并吸引企业的进入与集聚,从而促进工业发展。然而,产业的过度集聚也会降低工业的区位优势,促使产业向集聚区外扩散。文章的结论可以为当今中国合理引导产业转移与平衡发展带来启示。     

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基于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1999—2013年中国21个两位数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工业集聚程度的提高能够显著减少工业污染排放、促进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排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环境污染排放具有循环累计因果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排放的抑制作用越来越明显,但长期内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波动的解释力将超越产业集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