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产业结构效应分析——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

文章认为,FDI存在产业结构效应。FDI既有促进新兴产业发展、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积极效应,也有引致产业结构畸形化、阻滞民族产业成长的消极效应。我们应加强对FDI和国内企业、各地区的产业政策引导,降低以至消除FDI对产业结构的负面效应。     

环境管制对中国FDI的影响研究——基于直接和间接两个效应视角

现有研究一般仅考虑环境管制对FDI的负面直接影响作用,却忽视了考察环境管制通过刺激企业提高环境技术水平而影响FDI这一间接效应,此外,大多数文献将环境管制作为绝对的外生变量,因而造成了估计结果的有偏且不一致。基于此,文章从理论层面上研究了环境管制对FDI的影响机制,从实证层面上应用动态面板模型(GMM)考察了环境管制对FDI的直接和间接两方面效应并试图缓解内生性。研究发现,从直接效应上看,环境管制对FDI仍然存在较大的"门槛效应",间接效应的存在虽然在估计中降低了环境管制对FDI的直接负面影响,但总体上看直接效应仍然是影响环境管制与FDI关系的主导效应。由此可见,在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同时,合理使用环境管制政策作为"筛选"和"调配"外资的重要工具对于优化外资结构、营造和谐文明的生态环境具有重大意义。     

环境管制对中国FDI的影响研究——基于直接和间接两个效应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现有研究一般仅考虑环境管制对FDI的负面直接影响作用,却忽视了考察环境管制通过刺激企业提高环境技术水平而影响FDI这一间接效应,此外,大多数文献将环境管制作为绝对的外生变量,因而造成了估计结果的有偏且不一致。基于此,文章从理论层面上研究了环境管制对FDI的影响机制,从实证层面上应用动态面板模型(GMM)考察了环境管制对FDI的直接和间接两方面效应并试图缓解内生性。研究发现,从直接效应上看,环境管制对FDI仍然存在较大的"门槛效应",间接效应的存在虽然在估计中降低了环境管制对FDI的直接负面影响,但总体上看直接效应仍然是影响环境管制与FDI关系的主导效应。由此可见,在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同时,合理使用环境管制政策作为"筛选"和"调配"外资的重要工具对于优化外资结构、营造和谐文明的生态环境具有重大意义。     

“FDI降低东道国能源强度”假说在中国成立吗?——基于省区工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文章针对能源经济学的假说之一"FDI降低东道国能源强度"进行经验检验,以中国省区工业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和计量模型,在引入技术效应函数的基础上,厘清FDI结构效应、FDI技术效应与FDI收入引致的技术效应之间的关系,将FDI技术效应从FDI对中国工业能源强度的总效应中剥离出来。构建了FDI影响中国工业能源强度总效应的联立方程组模型,分别采用单方程估计方法(2SLS、GMM)和系统估计方法(3SLS)对联立方程组模型进行实证估计,并用弹性分析法计算FDI路径下不同影响效应的弹性大小和方向。研究结果表明:FDI对中国工业能源强度产生的总效应是积极的,即外资进入度每提高1%,总效应是使中国工业能源强度减少0.193%~0.243%,正面的FDI技术效应(0.185%~0.308%)和FDI收入引致的技术效应(0.077%~0.122%)超过了负面的FDI结构效应(0.064%~0.192%),实证结果支持该假说。     

FDI在我国技术外溢效应的实证分析

FDI能对引入国的经济带来外溢效应，在我国资金充裕的条件下，FDI的作用更多体现在提升我国的技术水平，本文分析了FDI技术外溢效应的传导机制，并对FDI与用索洛“余值法”测算出的中国技术水平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的技术进步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西部省份陕西省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因素的影响，FDI的技术外溢效应相对较弱。     

技术差距如何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基于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效应已是研究的热点,目前对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的研究正逐步深入,其中内外资企业间的技术差距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测算了中国制造业行业层面FDI与本土企业的技术差距,进而采用面板数据以及交互项检验的方法,针对技术差距对FDI水平和垂直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资相对国内企业越先进,行业内的国内企业获得水平的技术溢出效应越大,但该获得的后向技术溢出效应则越低。本文的政策启示是,最优的引进外资企业的数量和技术水平取决于行业特征和发展取向。     

FDI、出口与企业的异质性——基于不同方式下风险差异的视角

企业国际化路径选择是新-新贸易理论研究前沿的一个方面。本文以Melitz(2003)、Helpman el at.(2004)的研究为基础,将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相结合,用以研究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选择。理论分析发现:在满足一定条件下,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同时选择以出口与FDI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生产率较低的企业选择出口方式,生产率处于中间位置的企业以FDI方式进入国际市场;且不同方式下的风险差异对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方式选择产生"空间效应"。此外,文章采用差异系数分别从国别(地区)和行业角度比较了出口与FDI的风险,得出总体上出口风险小于FDI的结论。以上研究进一步丰富了新-新贸易理论的内容,并为企业国际化路径选择提供了指导价值。     

银行竞争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

推动外商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溢出作用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利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银行竞争行为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竞争显著促进了FDI技术水平溢出、后向和前向溢出。该结论在不同企业异质性和银行业结构特征中表现出差异。从影响渠道看，银行竞争主要通过融资约束效应、创新效应、企业进入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对FDI技术溢出产生影响。此外，有证据显示银行竞争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行业间FDI引致的负向竞争效应和锁定效应。本文的研究对促进外资服务于经济发展目标，理解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引资政策的内在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最低工资标准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引资行为

文章基于Heckman模型,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283个城市最低工资匹配数据,运用倍差法实证检验了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引资(FDI)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FDI决策和FDI数量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其中,最低工资标准对外资、劳动密集型以及东部地区企业FDI的抑制作用较为明显,对企业引进港澳台地区资本的影响有限,且最低工资标准的动态效应呈"倒U"型变化趋势。此外,最低工资标准通过成本效应抑制了企业的FDI,通过生产率效应促进企业的FDI,但前者作用效果更大。最低工资标准显著提升了地区FDI的质量;并通过改善各城市资源配置对FDI规模具有正向影响。     

FDI研发溢出效应对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影响研究——以广东机动车和电子业为例

本研究比较了FDI研发活动对广东本地机动车和电子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在机动车业,FDI和本地组装企业对本地零件供应企业都具有垂直溢出效应;对于水平溢出效应,以销售额为权重的水平溢出效应使得本地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而零件供应业的FDI按照人力资本为权重的水平溢出效应并没有提高本地零件供应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竞争者之间的水平溢出效应与存在互补关系双方的垂直溢出效应相比,相对较弱.对于电子业,垂直溢出效应较小,而无论是以销售额为权重还是以就业人员为权重,电子业的水平溢出效应都不显著.     

外商直接投资对零售业的溢出效应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运用2006—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对外直接投资(FDI)对中国零售业的溢出效应.结果显示,FDI对中国内资零售业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并存:FDI的参与度会对中国内资零售业的技术进步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FDI集聚性行业内溢出效应的产生;而外资零售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有利于中国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表现为FDI效率性行业内溢出效应.此外,企业规模在中部地区的影响更显著,资本密集度对中国内资零售业的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Supply chain trade and technological transfer in the ASEAN + 3 region

This paper analyses how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have evolved among the ASEAN + 3 countries in the last 20 years. The paper proposes an indicator of the level of 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 based on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uses it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technological advance, factor endowments and supply chain trade. It is shown that supply chain-trade does not facilitate technological transfer. On the contrary: FDI appears to have significant and negative spill-over effects on technological change. Positive spill-overs from FDI materialize only when host countries have sufficiently high levels of education.     

FDI行业内技术溢出的双重效应检验

本文将外资进入对内资工业行业技术进步率的影响细分为"市场竞争"和"技术溢出"双重效应,在运用DEA-Malmquist方法测度内外资行业技术差距和技术进步率的基础上,使用1999~2006年中国31个工业行业的相关数据对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市场竞争效应对我国工业行业技术进步有先激励后阻碍的作用,而技术溢出效应的作用存在明显的时滞现象;技术溢出效应因各行业内外资技术差距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市场换技术"政策值得商榷。     

浙江外贸经济增长与FDI技术外溢效应实证研究

文章从行业、城市和因果关系三个层面出发,通过构建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了浙江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最后得出FDI（外商直接投资）能通过对内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而促进浙江经济增长的结论。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定外资政策时不应该只一味强调引入外资的数量,而必须从影响FDI技术外溢效果的诸种因素出发,充分发挥外资对当地内资企业的辐射作用,以促进浙江经济长期增长。 【基金项目】本文为2008年浙江省教育厅     

安徽省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实证分析

借鉴Levin和Raut[1]的思想构建了FDI内生化的技术进步模型,选取安徽省1985-2008年间的数据,运用计量经济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探讨了安徽省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得出FDI存在一定程度的负的技术外溢效应,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认为FDI在安徽省不存在技术外溢效应。     

开放式创新视角下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获取途径研究

在Chesbrough提出的开放式创新基础上,文章运用高技术产业1998—2008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技术创新内部和外部获取途径对我国本土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内部研发、国外技术引进、出口学习效应、用户创新对企业创新绩效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FDI技术溢出在激励企业创新的同时,也存在负面效应;购买国内技术并没有对我国本土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产生促进作用。基于此,提出了若干加快提升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政策建议。     

Determinants of FDI-induced externalities: New empirical evidence for Mexica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This paper presents new statistical evidence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induced externalities in Mexica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for 1993. The new empirical results are important in three respects. First, the size of techn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FDI and Mexican firms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positive externalities, indicating the importance of sufficient scope of potential externalities, incentives to make externality-facilitating investments and the absence of negative competition effects. Second, 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is identified as a structural determinant of positive FDI externalities. Finally, the effect from FDI cleared from the influence of technological differences and agglomeration is the creation of positive externalities, especially when endogeneity of the foreign participation variable is controlled for.     

FDI与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关系——基于广东、广西城市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

基于广东、广西两省（区）35个地级市2003—2017年统计数据，对城市异质性下FDI的环境污染效应及作用机制进行分析。通过基准回归初步判断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对外商的投资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影响。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对不同城市发展异质性下FDI的环境污染效应及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高发展城市技术门槛显著，在技术门槛效应下，FDI的增加有利于改善环境污染状况；中发展城市在规模效应下，FDI与环境污染存在“U”型关系；低发展城市结构效应显著，FDI与环境污染存在倒“N”型关系。通过深入分析异质性差异下城市FDI的环境污染效应，协调区域发展规划，对实现地区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FDI知识溢出效应对中国能源强度的区域性影响

本文运用DEA方法测算出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技术变化和规模效率,以此作为技术进步的代表量,分析各个区域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及其对当地能源强度的影响。得出的研究结论为:第一、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体现在纯技术效率上,中部地区体现在纯技术效率和技术变化上,西部地区体现在技术变化上。第二,东部地区FDI的知识溢出对本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不显著,中部地区FDI的知识溢出提高了本地区的能源强度,西部地区FDI的知识溢出能够显著降低能源强度。本文的政策含义是:东、中部地区应该提高引进外资的技术和能耗门槛,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西部地区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的市场氛围,吸引更多更好的FDI,并注重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平衡。     

广东外资利用质量的评估——基于因子分析法的研究

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广东外资利用质量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外资对广东的出口、税收、对外开放水平、市场化进程的影响一直较大,其次是对经济增长、就业、资本和溢出效应等方面的影响,对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经济质量的影响则主要是负面的。进一步的结构分析表明,广东利用外资模式是数量型非质量型,外资利用质量的整体水平不高。需要制定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引导外资流向,不断提高外资在广东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应有的贡献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