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中介声誉被定价了吗? ——来自债券市场的证据

2016年以来的债券违约潮引发了投资者对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等市场中介在自产定价中所起的声誉效应的关注.已有文献探讨了市场中介声誉与IPO抑价的关系,但关于市场中介声誉对债券信用利差影响的研究较少.本文使用2009—2019年的中国债券市场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市场中介声誉对债券信用利差所起的信息效应和担保效应...     

外部竞争压力提升了银行效率吗?

本文运用随机前沿分析(SFA)方法测算了我国13家上市银行2002-2014年的利润效率,分析了其变化趋势及原因,并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来实证研究外部竞争压力与银行效率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外部竞争压力的变大,银行效率整体显著上升,但这种影响因银行所有权性质而存在不同,对国有银行是显著的提升作用,对股份制银行却是略微降低的影响.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影响银行资本配置效率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银行的证据

本文选取2010―2019年中国19家A股上市银行年度数据,对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资本配置效率具有抑制作用。相对于国有银行与城商行,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股份制银行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力度更大。(2)利差收入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银行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中承担着中介作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影响利差收入来影响银行资本配置效率,“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利差收入-银行资本配置效率”的传导渠道有效。(3)债务杠杆对两者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债务杠杆提高会加剧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4)银行竞争对两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银行竞争提高会减弱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这归因于银行竞争引发的信贷配给治理效应对冲了存贷利差缩减效应。本文结论为提升中国银行业资本配置效率及防控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股份制改革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

本文利用DEA方法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2001-2007年的成本效率、配置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测算,客观的分析和评价了股份制改革前后银行效率的变化,并探讨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不足之处,据此对如何进一步提升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提出建议。     

利率市场化导致商业银行利差缩窄吗？——来自中国银行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立足中国利率市场化的现实背景,对H-S(做市商模型)利差决定模型进行调整,构建利率市场化指数作为衡量利率市场化程度的代理变量,并利用45家商业银行2003-2014年的面板数据探讨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利差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的利差产生了影响,但利率市场化与利差之间的关系并非线性,而是呈倒U型关系。整体而言,随着利率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商业银行的利差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变化趋势。     

企业绿色投资提升了企业环境绩效吗——基于效率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效率视角将企业的绿色投资与环境绩效联系起来,应用SBM-DEA方法和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污染物排放量的详细手工数据,对微观企业级的绿色投资效率进行了量化与分析。研究发现,企业绿色投资效率总体偏低,且主要是由投入冗余问题造成的,说明管理层只是粗放地对环境维度进行投资,忽视了资源的有效分配和价值创造使用。进一步发现,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力度对企业绿色投资效率具有倒"U"型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与小规模企业中尤为显著。此外,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与企业绿色投资冗余之间存在"U"型关系,而这种关系也仅在非国有企业与小规模企业中显著。本文结论表明地方政府应通过差异化执行环境规制来优化企业绿色投资效率。     

中国银行效率分析——基于DDF的过程

中国银行业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加入WTO和外资参股使银行业的经营发生巨大的变化,本文利用方向距离函数测算银行的效率。     

中国银行效率分析——基于DDF的过程

中国银行业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加入 WTO和外资参股使银行业的经营发生巨大的变化,本文利用方向距离函数测算银行的效率     

永不停歇的求索——2004中国银行逐渐完善风险管理体系

从2004年年初国务院将中国银行作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试点以来，中国银行在建立和健全一个国际化水准的现代银行风险管理体系、打造具有国际一流银行风险管理核心能力方面又取得了重大进展。     

认清股份制改造形势 加快不良资产的消化和处置——访农业银行吉林省分行行长谢霆福

目前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股份制改造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在这种背景下，其他国有商业银行如何加快股份制改造步伐，是大家十分关心的问题。就此本刊记者专访了农业银行吉林省分行谢霆福行长。     

外资银行进入对发展中国家银行体系效率影响的经验检验

与以往实证研究不同,本文以区分不同类型国家为基础,以发展中国家为样本从整体上考察了外资银行进入对发展中国家国内银行业发展的影响。     

基于MM理论分析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已历时多年,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造成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使之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并且达到市场价值最大化。这场股份制改造其实是一场关于银行资本结构的变更。文章从MM理论出发分析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原因,以及其股改上市后的成果以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今后的改革方向。     

市场竞争能作为我国银行公司治理的外部机制吗?——来自城市商业银行的经验证据

将股权结构纳入市场结构与银行效率关系的研究框架中,从公司治理角度分析市场竞争影响银行经营效率的作用机理,并采用2005~2015年78家城市商业银行的数据,研究市场竞争作为我国银行公司治理外部机制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市场势力越强的银行其经营效率越高;市场势力对银行效率的影响程度不因股权结构而异。研究表明:市场竞争未能发挥我国银行公司治理外部机制的作用。     

提升监管强度具有风险抑制效应吗?——来自中国银行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的监管流程角度出发,运用我国71家商业银行 2003年至2013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监管强度提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相较于事中现场审查而言,银行业监管部门事前发布监管公文和事后违规惩戒措施实施强度提升的风险抑制效应更为明显。监管强度提升的风险抑制效应对大银行和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作用普遍更强。但对于上市银行和非上市银行的影响则存在差异,其中,监管公文发布对上市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效应要弱于非上市银行,而违规惩戒措施的效果与之相反,现场审查对上市、非上市银行的影响则不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银行业的竞争度与效率——基于102家商业银行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03~2012年102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利用Lerner指数测算中国银行业竞争度,并考察银行竞争和银行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银行业竞争度水平总体较低,国有及股份制银行市场势力高于城市及农村商业银行,银行市场势力呈现顺周期特征;样本期内商业银行盈利效率显著低于成本效率;银行市场势力的扩大阻碍了银行效率的提高,银行效率的改善促进了银行竞争度提升,银行竞争和银行效率之间存在稳健的内生关系,两者相互促进。当前外资银行进入尚未给银行竞争带来显著影响;银行竞争度和集中度之间不存在明显负相关关系。     

信贷资产证券化缓解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了吗？——来自中国银行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中国2011~2018年42家商业银行年度平衡面板数据,通过GMM动态面板回归和DID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信贷资产证券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短期影响机制和政策变量的中长期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信贷资产证券化初始阶段对不良贷款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提升作用,信贷风险未得到真正剥离或转移,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行银行可通过提升自身杠杆率水平、更多持有高风险的不良资产、扩大信贷规模等方式导致不良贷款率上升,银行经营呈现出一定的道德风险;中长期来看,信贷资产证券化由审批制向注册制转变、不良资产证券化等政策变量对缓解和降低银行不良贷款率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     

影子银行体系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吗?

本文选取了2002—2014年宏观经济的月度与季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以影子银行体系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了影子银行体系对传统的利率传导机制的宏观效应,并进一步剖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一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影子银行体系对传统的利率传导机制产生了显著影响,表现为利率水平对产出缺口的影响效力明显下降,而影子银行体系对产出缺口的影响效力日益增强;二是利率传导机制受到抑制的原因主要在于市场利率变动对贷款创造的影响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三是除金融抑制的大环境之外,中国过于频繁变动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影子银行体系产生与发展最为重要的原因。     

基于VAR模型的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实证研究

银行业比其他行业更容易出"故障",其根源在于其内在的脆弱性。脆弱性一旦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银行以致金融和经济危机。从银行体系脆弱性实证研究着笔,重点分析中国银行业脆弱性程度、原因、影响因素以及舒缓建议,并运用VAR模型就众多宏观经济变量和金融变量对金融指数进行实证检验,阐述影响我国银行业脆弱性的因素构成及其影响程度,在此基础上模拟出我国银行业的季度脆弱性趋势。     

社会信用体系激发了企业家诚信精神吗？——基于多期DID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信用城市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利用2010—2019年中国287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地区企业家诚信精神的影响。研究发现：信用城市试点能显著激发地区企业家诚信精神,但效应持续性有待优化;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于大城市、东部城市以及中心城市（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中小城市、中西部城市及外围城市的企业家诚信精神改善效果更强;机制分析发现,信用城市试点通过优化法律环境、信用环境及提高市场化水平等机制激发企业家诚信精神;进一步分析发现,信用城市试点激发企业家诚信精神后,也明显驱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为考察信用城市试点的社会效益提供了经验证据,也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助于促进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繁荣与发展,推动新发展格局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