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的碳减排效应

在全球气候治理的背景下,准确考察数字经济发展的碳减排效应,对推动各国经济发展低碳转型,尽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要意义。使用1990—2019年9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从国家层面来看,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降低碳排放,且减排弹性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2)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在中、高收入国家均能通过提高能源效率、改善能源结构实现节能减排。(3)从行业层面来看,数字经济对降低中等收入国家建筑、制造、电力行业的碳排放有显著效果,对降低高收入国家制造业、运输业的碳排放作用显著,且均是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实现的。以上研究结论为协同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与气候治理、加快各国经济低碳转型及部署中国碳达峰行动提供了政策启示。     

中国碳减排政策的模拟分析——基于中国能源CGE模型的研究

通过构建中国能源CGE模型,在模型中引入碳税和碳排放变量,细化出能源部门,并将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种主要能源作为生产要素,设定节能减排基准情景,针对碳减排、碳税和能源结构调整这三个不同的能源政策对经济发展以及碳排放的冲击效果进行了模拟分析.模拟结果表明,单一的能源政策总有不足之处,要么减排效果欠佳,要么严重制约经济发展,因此国家应该将减排政策系统化,构造一个适应现实需要的低碳经济政策体系.     

基于STIRPAT模型的浙江省碳排放峰值预测分析北大核心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我国提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的目标。为探究该目标实现的可达性,以浙江省为例,充分考虑人口、人均GDP、碳排放强度、能源消耗强度、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等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建立了修正的STIRPAT模型,经过实证分析发现该模型精确度良好,R^(2)值达到0.982,能够很好地预测未来浙江省的碳排放。设定三种情景对浙江省二氧化碳排放峰值时间进行预测,结果表明:基准情景、低碳情景和强化低碳情景下浙江省均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目标。通过分析模型系数发现人口、能源结构、人均GDP是影响浙江省碳减排的主要因素。     

国际气候谈判中欧美分歧探析

国际合作是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必然选择。由于利益诉求的差异,各国(国家集团)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产生了激烈的矛盾碰撞,导致谈判进程举步维艰。欧美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矛盾是制约谈判进程的关键障碍之一。欧美为维护国家(集团)竞争力和争夺气候谈判领导权,在对待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温室气体减排和构建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机制等重大问题上存在着深刻的分歧。     

中美气候政策背后的解析和思考

中美两国均尚未承诺实质性碳减排,在气候政策上存在一定相似性,但背后深层原因截然不同。中美气候政策的具体国情,决定了参与后京都气候谈判的不同境遇。美国的科技和经济实力超群,且地方政府和民间已经开展诸多碳减排的探索和实践活动,虽然目前态度消极,但未来转向强制减排的困难较小。而中国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仍将增长;科技水平相对落后,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中国面临经济增长和气候谈判的双重压力。本文就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推出具有话语权的碳排放标准体系、全方位应对碳减排等提出应对策略。     

气候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研究

经验证据表明,很多国家都很难严格执行既定的气候政策。从理论上证明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府在经济剩余、政府税收收入和碳排放的负外部性等多重目标约束条件下,实施碳税政策时会产生时间不一致现象。结果表明,即使考虑到公共资金的边际成本,由于企业投资的不可逆转性和沉淀性,相对社会最优而言政府也会在事后降低碳税率,导致更多的能源消费和更多的碳排放。为克服时间不一致问题带来的效率损失,建议政府应建立独立的碳排放管制机构,对碳税政策做出可置信的承诺,改变电源结构,鼓励减排技术的投资,完善碳交易市场。     

基于SUR模型的中日韩碳排放EKC分析及因素分解研究

以亚洲三国(中国、日本、韩国)的1965~2011年的数据进行似不相关模型(SUR模型)的分析,试图验证中日韩关于碳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存在。将人均GDP变量、城市化率和对外贸易依存度作为自变量,分四种模型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三国都存在关于碳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但在现阶段中国还未达到理论上的"拐点",而日本和韩国分别在1991年和2007年已经达到人均碳排放的峰值。基于SUR模型结果,中日韩的数据分成1965~1991年、1991~2007年、2007~2011年三个阶段进行因素分解分析(LMDI分解法),找出各国碳排放贡献最多的因素。分析结果是:影响碳排放的4个因素中,人均GDP是贡献最多的因素,即经济增长是驱动碳排放增加的最重要的因素,中日韩三国的情况均相同。论文还比较和分析了三个国家的低碳减排政策实施背景及过程。     

十五个主要碳排放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与比较研究

本文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为依据,通过科学检验和合理统计推断,对全球主要碳排放国家在同一时间跨度( 1960 - 2007)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数据资料进行统计拟合,并检验了各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主要碳排放国家中,减排政策的实施在短期内会直接影响到美国、韩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并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人文进程产生冲击.     

碳排放配额政策的环境效应和贸易效应研究

基于不完全市场竞争理论,构建了两个对称国家碳排放配额政策选择与企业碳减排选择的两阶段博弈模型,运用逆向求解法求得了均衡解,并通过进一步分析碳排放许可证政策、碳排放配额许可交易政策和许可交易碳排放权合作政策的福利效应,得出了两国政府碳排放配额政策选择的激励相容条件和参与约束条件,确定了全局稳定均衡最优解及其条件;此外,还分析了两国政府碳排放许可证政策、碳排放配额许可交易政策和许可交易碳排放权合作政策的环境效应和贸易效应。结果表明：从福利效应来看,许可交易碳排放权合作政策是全局稳定最优解,可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Pareto改进;从环境效应来看,许可交易碳排放权合作政策也是严格占优的,有助于减少各国和全球净污染排放量;从贸易效应来看,碳排放配额许可交易政策好于许可交易碳排放权合作政策。因此,北-北型对称国家会优先选择许可交易碳排放权合作政策,南一南型对称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仍然会优先选择碳排放配额许可交易政策,南-南或北-北型对称国家之间容易实现碳排放政策合作,实现全球环境合作还有待时日。     

全球环境治理视域下国际气候政策转移的影响与应对策略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全球性环境保护问题的日趋突出,全球环境治理业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以及国际组织高度重视的课题.全球环境治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国际气候政策的转移,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将受到国际气候政策的双重影响.由于政策转移的驱动机制的差异,国际气候政策转移可分为学习型政策转移、强制型政策转移以及道义型政策转移三种类型,不同的政策转移类型将对我国产生不同的影响.应该通过构建学习型政府,增强政府的政策学习能力;推动政策智囊机构建设;加强政策转移的战略部署;增强国际气候政策转移的文化与体制敏感性;充分考虑国际气候政策的本土适应性;积极参与国际气候政策协商以提高我国的国际话语权等一系列措施应对国际气候政策转移的消极影响,主动提升我国的气候治理水平,建构更为积极的气候变化政策与管理体系.     

碳达峰倒逼高耗能行业转型的经济影响评估--以陕西省为例北大核心

高耗能行业碳达峰是实现全社会碳达峰的前提。论文通过构建国家—陕西两区域CGE模型,设计基准情景和三个减排情景,评估碳达峰目标的倒逼机制作用对宏观经济及产业部门的影响。研究表明:碳控制政策能有效控制碳排放增速,三个减排情景于2029年实现碳达峰,能源消费总量达峰时间滞后于碳达峰。相比基准情景,全行业实施碳控制政策导致GDP损失1.20%;只限制高耗能行业实现碳达峰目标,投资结构优化弥补产能的缩小,GDP损失仅为1.06%。高耗能行业实施碳交易政策能优化配置碳减排空间,进一步缓解0.23%的GDP损失。通过集中管控高耗能行业碳排放,促进高耗能行业提前实现碳达峰,可有效降低全社会碳减排成本,支撑能源大省完成碳达峰目标和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IIPAT模型的我国低碳情景分析

引入能源结构优化系数和产业结构优化系数改进了传统的环境负荷模型,构建IIPAT模型,设定了三种情景分析我国未来低碳发展情况。其中,基准情景无法实现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目标,也不能完成2020年减排承诺,且能源消费量较大,产生的碳排放较多;政策情景是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比较现实、且能完成减排承诺的情景,但也不能实现碳强度降低50%的目标;强化低碳情景能够较理想的实现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目标,需要低碳技术创新得到突破。     

2021年全球气候状况继续恶化

<正>2021年10月31日,在格拉斯哥气候大会开幕之际,世界气象组织(WMO)发布了"2021年全球气候状况"临时报告。报告指出,2021年世界各地的极端气候事件屡破纪录,从暴雨成灾、极度严寒,到野火肆虐、高温热浪,全球"气温失序"摧毁了无数的生命与家园。近年来,WMO及气候专家不断向各国发出警告,日趋明显的气候灾难将对地球上的生命及生态环境造成难以估计的伤害。但是,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各国政府立场、政策指向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全球气候统一行动执行力严重不足。面对日益恶化的气候状况,世界各国应加快气候行动的统一和协调,大力推进以"净零"排放目标为核心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型。     

青海交通碳排放影响因素及预测研究

科学考察交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对碳减排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文章利用STIRPAT模型定量分析了2002—2016年青海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表示)、交通自身影响(客、货运周转量)、技术进步(以能源强度表示)、城市化率和私人汽车拥有量对交通碳排放的影响。通过岭回归模拟结果可知,各影响因素与交通碳排放总量均呈正相关关系,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为:城市化率能源强度客运周转量货运周转量人均GDP私人汽车拥有量。在此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设置基准情景和6种减排情景,预测了青海交通未来的碳排放量,结果表明,青海交通碳减排的重点是提高技术水平,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交通碳排放量。     

人口政策调整的一般均衡分析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学界和公众关于调整"一胎"生育管制政策的呼声日高。那么不同的人口政策到底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多大的影响?按户主年龄和家庭规模大小对家庭类型细分为12组,并引入动态CGE模型中,定量分析了不同人口政策调整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的影响。完善单独、推行二孩晚育政策下的基准情景的人均GDP水平最高;执行严厉计划生育政策的LOW情景的GDP增长率和人均GDP水平最低;完全放宽人口政策的HIGH情景,虽然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是承受着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和人均GDP水平不如基准情景。从人均GDP和环境压力角度来看,我国应该完善"单独"政策,适当推行"二孩晚育"的人口政策,既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又能适当减轻社会环境的承载压力。     

美国政府温室气体政策变化分析及启示

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在控制温室气体(GHGs)排放及其国际合作领域的政策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与布什政府相比,主要变化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由排放强度目标转为总量指标,并将基准年进一步提前至2005年;二是提出启动国家层面强制性碳排放交易体系;三是大幅度加大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力度.只有认真剖析这些政策变化的背景,辨识其真实目的,才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保持清醒的认识,做出正确应对.     

国际涉林气候谈判对我国林业发展的影响

国际气候谈判越来越关注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都把林业减排当作实现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成为谈判的重点,并通过直接减排和间接减排的方式解决气候问题,达到平衡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气候谈判中的利益分歧的目的。解读国际涉林气候谈判的共识将有利于我国林业的整体发展,通过调整林业政策和生产实践的改革,实现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国际贸易对碳减排协议的促进作用——理论框架及减排意愿的数值一般均衡情景模拟

全球碳减排谈判是具有外部性特征的多方合作博弈。文章首先构建一个单一商品无贸易多国模型,对各国的碳减排意愿进行刻画,利用相关数据对不同情景下的各国碳减排意愿进行数值一般均衡模拟;在此基础上,将国际贸易因素引入模型,重新对各国的减排意愿进行情景模拟。数值模拟结果表明:(1)经济规模越大,全球变暖持续的时间跨度越长,温度上升带来的效用损失越大,各国单方面减排意愿越强;(2)国际贸易的存在更有利于各国碳减排意愿的提高,因为各国通过减产实现减排的同时,其贸易条件得到改善,从而将减产带来的效用损失部分转嫁到其他各国;(3)当前,假借碳减排之名而抬头的新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无法促进各国碳减排,反而将阻碍全球碳减排协议的达成。     

基于LEAP模型的上海长期能源消耗及碳排放分析

LEAP平台是分析经济与能源环境复杂系统的理想工具。构建LEAP-Shanghai模型,在此基础上设计基准情景、减排情景、强化减排情景三个综合情景及产业结构优化、终端能效提高等八个子情景,模拟上海能源消费和碳排放趋势,并分析各自的情景贡献率。结果显示,基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中短期内上海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的增长态势难以逆转,但2040年前后可能出现峰值,早于全国。长期节能碳减排的关键在于合理控制经济发展增速,并依靠其他多种手段共同实现。     

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双层博弈分析

国际气候谈判涉及各国的切身利益,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后京都谈判。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为此做出了积极努力,并把气候问题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之初就表现出负责人的大国形象,积极参与其中。但随着国内碳排放量的不断增加,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逐渐成为国际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针对的焦点。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谈判立场逐渐背离在气候谈判之初《公约》所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意图将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纳入强制减排范围,逃避其历史责任进而限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事实上,南北对立格局一直贯穿气候谈判的始终。面对发达国家的强制减排压力,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文章主要利用罗伯特·帕特南(Robert.D.Putnam)提出的的双层博弈模式分析框架,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来分析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立场,试图打破中国在气候谈判中的两难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