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营商环境与高质量创业

实现高质量创业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与前提，完善的金融服务与创业环境可为助力高质量创业提供重要支撑。选取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探究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创业的影响，并基于营商环境视角考察该影响的传导机制与门限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促进高质量创业，在分维度检验中，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对高质量创业的促进效应强于使用深度，而数字化程度的高质量创业效应并不显著；营商环境是数字金融影响高质量创业的重要传导机制，数字金融通过改善营商环境进而促进高质量创业；门限效应检验发现，在营商环境越优良的城市，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创业的促进效应越强。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于规模较大、经济较发达或东部城市，数字金融的高质量创业效应在规模较小、经济较落后或中西部城市中更强。对此，中国各城市在加快推进数字金融转型升级的同时，应注重优化营商环境，为实现城市高质量创业注入新活力。     

营商环境优化与区域创新效率——兼论经济一体化的联合空间效应

基于营商环境影响区域创新效率的机制分析,以2011-2019年中国地级市数据为样本,构建空间动态面板模型,检验得出：①从总体看,营商环境优化是提高创新效率的重要着力点,并通过促进创新人才集聚间接提升创新效率,但同时因创新人才集聚的挤出效应引致邻近区域创新效率损失;②分区域看,外围城市营商环境优化对创新效率的直接提升效应强于中心城市,但中心城市因创新人才集聚存在创新外溢效应,因此营商环境优化的创新溢出效应更显著;③经济一体化战略放大了营商环境优化的积极作用,尤其表现在京津冀经济圈,即营商环境优化对创新效率的直接提升效应增强,且创新挤出效应也转为创新溢出效应。鉴于此,提出应通过建设协同创新平台、差异化设计营商环境考核指标、加强中心城市强强联合等策略促进营商环境优化,同时,提升区域整体创新效率。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稳外资”?

本文利用2011—2018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区域“稳外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讨论了数字经济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风险问题以及纠偏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FDI的吸引力度就越大；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消费扩张效应、拓宽融资渠道和技术创新驱动效应对FDI产生影响；进一步地，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大了区域FDI差距，呈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防范风险的有效纠偏措施。政府应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营商环境构建为重要抓手，加快城市数字化建设进程，但也要高度警惕数字经济产生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以发挥数字经济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引擎作用。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吗——基于“中心—外围”视角

数字经济正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对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本文基于中心-外围视角,实证分析了2003—2019年中国250个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缩小中心一外围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下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缩小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但对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信息基础设施更为发达和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缩小效应更大。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升市场潜能、增强城市经济联系和促进创新创业三个途径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中心城市规模越大,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减小效应也就越大。数字经济发展还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此外,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心城市发挥辐射作用的范围为250公里,距离中心城市越近,数字经济发展对外围城市经济增长的提升效应越明显,越能缩小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异。     

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皖江城市经济增长了吗？——来自“宽带中国”试点城市的经验数据

文章以“宽带中国”战略作为一次外生政策冲击,选用2011—2019年皖江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和识别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对皖江城市经济的政策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满足平行趋势的假定条件下,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显著提高皖江试点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且该结论在安慰剂、替换解释变量与替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从机制分析来看,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通过提高皖江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升皖江城市创业活跃度以及创新水平促进皖江城市的经济发展。皖江城市政府应当注重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加快旨在保障数据安全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简化行政以优化营商环境。     

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数字经济已成为长江经济带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动力源泉。本文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环境三个维度衡量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从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产业聚集三个层面定量评价产业结构发展水平,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考察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周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会对本地的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积极作用;数字经济优化了产业结构布局,提高了服务业聚集水平,促进了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通过提高绿色创新效能和吸引劳动力流入两大机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绿色化转型。为此,应当加快数字化转型,培养创新人才,提升绿色创新效能。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中国制造业优化升级?

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优化升级的异质性影响、作用机制及其非线性特征。结果表明：总体上,数字经济能够明显促进中国制造业优化升级;区域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有助于各地区制造业高级化发展,对东部和西部地区制造业合理化的影响显著为正,对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行业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促进作用最大,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次之,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分维度检验表明,互联网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均有利于制造业合理化、高级化发展。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两条路径推动制造业优化升级。非线性影响分析表明,伴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其对制造业高级化的促进效应逐渐增强,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     

发展数字经济优化提升数字营商环境

<正>近年来,疫情加速了全球数字化的进程,全球数字经济产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代表数字经济发展外部环境总和的“数字营商环境”建设引发各界关注。明确数字营商环境优化路径,提升数字营商环境综合水平是实现社会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影响FDI区位选择吗？

本文在理论分析数字经济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内在机理基础上，采用中国2011—2018年284个地级城市作为研究样本，构建数字经济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数字经济影响FDI的间接作用机制和系列异质性特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城市FDI的流入，并以间接影响制造业发展加速FDI流入，经过各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实施宽带中国的城市、东部地区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数字经济对强化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推动数字金融、刺激居民创业渠道影响FDI。这些发现为新时期中国夯实数字经济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并稳定外资找到了新思路并提供了实证依据。     

数字经济能驱动企业创新效率吗

将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效率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基于2012-2019年20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1625家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效率的驱动效应与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正向驱动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人才资源集聚效应、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营商环境优化效应均能发挥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但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特征的微观企业创新效率的正向驱动呈现明显的异质性,位于非中心城市、处于初创期以及属于高技术行业、强竞争性行业的企业,其创新效率的提升受数字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度更强。     

营商环境与数字经济互动效应研究

<正>在市场的大环境下，营销环境与数字经济存在互动效应。一方面，数字经济基于互联网和信息通信技术，以数字技术为核心，实现创新、创造价值和创造就业，为营商环境的提升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另一方面，营商环境的各项政策、法律、制度、市场环境等因素的优化与完善，又会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和创新。     

通向创新之路：数字技术怎样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技术怎样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2000年至2019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的专利数据，研究数字技术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通过断点回归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技术始终能促进高端技术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中端技术制造业存在明显的阈值水平，而对低端技术制造业表现为抑制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技术通过自主创新和技术升级提升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但过快地推进技术升级和设备升级降低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论对有效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启示意义。     

基于金融视角的连云港市营商环境优化策略研究

优化营商环境,对于增强连云港市经济活力,促进优质要素在连云港区域的聚集,发挥营商环境与经济发展的正反馈效应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金融视角,分析连云港市营商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连云港市营商环境的对策建议:一是完善金融政策降低融资成本,二是营造融资不再难的氛围,三是扶持信用服务机构体系发展,四是...     

数字经济与地区共享发展——基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视角

本文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区、市)和27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从省域间、省域内及城乡间三个维度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协调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以及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其中,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高省份层面的市场一体化水平实现省域间协调发展;通过提升城市的功能分工情况以及提高城市的创业水平,来增强非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动能,实现省域内的协调发展;通过提高城市的劳动力质量,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本文的研究结论肯定了数字经济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加快实现地区间共享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借鉴。     

数字经济对中国城市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双碳”目标下,如何促进节能降碳成为当前中国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数字经济发展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会对碳排放量产生影响。鉴于此,本文以中国260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首先,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作用效应为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其次,机制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竞争是数字经济影响碳排放的重要机制,数字经济可通过地方政府竞争的间接效应抑制碳排放;最后,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会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城市能源丰裕程度的不同、城市创新水平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在经济发达地区、能源丰裕度低的城市以及高创新投入城市,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政府应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为数字经济发挥减碳效应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应进一步优化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为我国低碳发展增添动力。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集聚水平的影响

基于2011—2019年中国277个城市层面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结果表明：(1)整体上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了制造业集聚。(2)东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中西部城市不显著。(3)数字经济可以通过降低资本错配程度和劳动错配程度，进而推动制造业集聚。(4)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集聚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不仅能够促进本地区制造业集聚，而且带动了邻近地区制造业集聚。     

数字经济与国内价值链分工

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提升国内价值链分工水平,对于挖掘国内市场潜力、畅通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并基于2012年、2015年和2017年中国30个省份(市、自治区)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测算得到国内价值链分工参与度及前向、后向参与度,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国内价值链分工水平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国内价值链分工水平,促进前向和后向分工协调发展。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技术促进、规模经济和消费升级效应对国内价值链分工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中西部地区、上游分工环节以及制造业行业价值链分工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改善区域发展失调、价值链分工上游垄断下游过度竞争以及制造业技术水平不足等情况提供了经验借鉴。     

辽中南城市群产业集聚发展与格局

区域产业集聚是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产业集聚与扩散推动城市群大中小城镇的发展。城市群是区域产业集聚发展的重要载体,城市的扩展促进了产业的扩散与再集聚。区域产业集聚与城市群的协调发展推动了地区经济整体发展。辽中南城市群在老工业基地产业振兴的过程中推进了新的产业集聚。煤炭产业、钢铁产业、石化产业的集聚发展促进城市的发展,装备制造业在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中培育新的优势,沈阳、大连等高新技术产业区的发展促进了核心城市新产业的培育与壮大。调整城市群产业集聚结构,优化空间布局,推进老工业基地区域经济全面振兴。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数字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

数字经济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在此背景下,基于2011—2019年中国27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数字技术创新水平、优化了城市产业结构,进而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高行政等级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公众环境关注度较高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未能显著提升一般行政等级城市、资源型城市和公众环境关注度较低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上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经验证据,进而为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绿色经济效应和促进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提高了城市创业活跃度吗？

数字经济是实现双循环新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为区域创新创业提供了新的动力和契机。本文以城市创业活跃度为研究视角,利用2011—2018年我国地级市面板数据,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区域“促创业”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提高城市创业活跃度水平。对于东部城市而言,数字经济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促进作用会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消费扩张效应和吸引FDI溢出效应是数字经济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的重要传导路径。政府应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营商环境为重要抓手,加快城市的数字化建设进程,借助数字科技和信息平台,有效发挥数字经济对区域创业的引导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