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不缺土地

有人说,中国城市缺乏土地,因此不能快速城市化,这是缺乏依据的。一平方公里一万人的人口密度,是花园式城市的标准。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城市的人口密度在3000人/平方公里左右,常说没有土地的东部城市的人口密度比西部还低。我的测箅表明,中国城市人口的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26。这些事实表明,我国城市利用现有土     

楼宇经济，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大城市之间竞争的加强以及现代服务业的崛起，一种新的城市经济发展理念——“楼宇经济”在我国一些大城市逐渐兴起，首先出现在深圳和上海，随后向一些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宁波、福州、大连、天津等)渗透。楼宇经济的崛起是城     

2005年中国商业环境最佳城市

商业环境之于企业，就好比土壤之于树林。大海之于小鱼，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城市化的效应日益明显，企业在哪里安家落户？商业把经营的脚步迈向哪里？这都是我们要为中国城市的商业环境进行考量的出发点。而对于城市经营来说，像一个企业一样去经营城市，这对中国很多古老、年轻的城市一样都是一种全新的理念与视角。[编按]     

中国副省级城市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比较

本文采用人均GDP等 9个经济变量因子 ,分析了我国 1 5个副省级城市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 ,我国不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普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城市中国

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城市中国"论也逐渐受到了学界的关注。认为作为研究对象,"城市中国"是个需要慎重对待的观点。鉴于我国城市化的现状,认为"城市中国"仍是一个美好的远景。     

李良轩导演城市运营

一只脚踏在乡村, 一只脚踏在城市, 他将导演出一幕怎样的厚重与美丽? “每个走进我办公室的人,都吃惊得张大嘴巴:这张地图太大了。”李良轩很得意自己的创举——那张放大版的“北京市区地图”高2米多,长约3米。整面墙几乎被一张地图“覆盖”。虽然办公室并不小,但李良轩仍觉得它过于狭窄,放上这么大一张“加工”过的地图,空间一下子开阔许多。在乡村成长起来,身为海淀乡党委书记和万柳集团董事长的李良轩,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经营城市”。     

中国城市化成本高

无论是为应对城市化进程中的聚集不经济和外部成本,还是针对中国的高密度人口、城市可持续发展压力和现代化建设要求,这些都需要城市功能和城市承载力的大幅度提升。要实现上述目标,其前提是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历史欠账的弥补,是     

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

回顾了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大城市发展、区域经济、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和住宅经济5个方面的发展历程,对城市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分析了当前问题及未来展望.     

中国需要发展大城市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全球城市化的调整推进,而大城市的迅速发展,大城市在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经济中取得支配性的地位是城市化推进的主要表现。     

不应把城市当企业经营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博士倪鹏飞认为，不应把城市当企业来经营，他认为，现在有些政府部门大谈城市经营，是在为地方政府管制企业等政企不分的行为找借口。目前，城建产业的某些政府管制和政府企业交易中的暗箱操作，是反市场化的。比如，出租车牌照特许经营问题，出租车公司和政府之间的利益就有个如何分配问题。     

中国城市社会来临论——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的形式和结果

城市化是社会现代化的集中体现形式，任何意义上的现代化都必然集中体现在城市社会结构的变迁上。一切政治、经济和化意义上的社会先导型现代化过程，都是从城市开始的。纵观人类社会，不难发现，经济发达的国家，无不是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发达的国家，同样，经济发达的地区无不是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反之亦然。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水平高的国家和地区，     

城市·中国力量

中国高速前进的城市化进程和快速的造房运动,在提高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噪音和空气污染等日益严重的问题。挑战当前,如何提高城市化水平?中国未来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是什么?房地产未来市场格局如何?中外有关政府、非政府组     

我国地方中心城市发展的财政支持研究

加快地方城市化建设步伐是我国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我国地方中心城市,其公共基础设施和市政建设都具有良好的现实基础,其经济发展经过了一个较长的时间并具备了一定的实力,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很好的带动作用。大力发展地方中心城市,对我国地方城市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城市发展问题透视

通过对确定城市发展目标过高、产业雷同等四个问题的反思 ,指出纠正的必要性。     

关注中国经济的不平衡

中国经济的发展,前30年具有很强的挹此注彼性,即牺牲农民的利益,发展城市工业,特别是发展重工业,结果,“两弹一星”上了天,城市工业有了一定的基础,但农村依然处于落后状态,改革开放之后,在政策上向农业倾斜了几年,从1978年到1984年,农民的人均收入连续6年大幅增长,最高增幅达到15.6％。但自1985年之后,农民收入增幅开始下降,到了1999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增幅己下降到3.8％。中国经济的这种严重的失衡,已到了我们不得不关注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