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FDI与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门槛模型分析

本文从金融发展的视角分析FDI技术溢出对我国自主创新的影响,运用1998-200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发现,FDI对我国自主创新还不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FDI对我国自主创新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金融发展程度的双门槛效应。截止2007年,仅北京、浙江、上海三个省份的金融发展程度跨越了更高的门槛值。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工业绿色竞争力

从工业排放绿色竞争力、工业产品绿色竞争力以及工业要素绿色竞争力三维度构建工业绿色竞争力评价体系,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工业绿色竞争力之间的作用机理.基于2010—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与工业绿色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在东部地区为"倒U型",在中西部地区不显著;多样化集聚与工业绿色竞争力之间存在"U型"关系,集聚达到一定程度后会产生促进作用.进一步检验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工业绿色竞争力的影响存在FDI的双重门槛效应.实际利用外资额占GDP的比重跨越门槛值0.1395后,对工业绿色竞争力提升的促进作用达到最大,当增加至0.1417后,促进作用大幅下降且不显著.因此,要引导生产性服务业的合理集聚,优化FDI投资结构,因地制宜促进工业绿色竞争力提升.     

金融集聚、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利用2006-2017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分别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维度,构建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1)OFDI逆向技术溢出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中,存在以金融集聚为门槛变量的单一门槛效应;(2)无论是从产业结构高级化维度还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维度来看,随着地区金融集聚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均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变化趋势;(3)我国东部及少部分西部地区金融集聚处于门槛值之上,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当地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促进作用,而部分中部地区的金融集聚并未跨越门槛值,尚处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抑制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     

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的碳减排效应研究——空间视角下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对城市碳减排的影响以及二者关系的异质性,进一步建立空间杜宾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对城市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抑制城市碳排放的增加,该结论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且稳健可靠;数字金融发展对第二产业主导型城市以及“十三五”时期的城市样本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达到门槛值后对碳减排的促进效应更强;长江经济带各城市间的碳排放存在空间正相关性,相邻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本地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其碳减排能力的提升能够有效促进本地碳减排。     

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机制、门槛及政策价值

基于2011—2018年间全国28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在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居民创业作用机理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创业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正向促进作用是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且覆盖广度发展对居民创业的带动作用要明显大于其他两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的促进作用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当数字普惠金融自身发展水平、保险覆盖、传统金融、产业结构跨越相应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的促进作用将随着门槛变量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而当人力资本跨越相应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的促进作用将随着门槛变量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减弱.     

外商直接投资的绿色环境效应分析——以中部五省为例

本文以碳排放为环境问题的典型代表,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环境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理论分析显示：FDI、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均会影响环境污染,FDI还会通过影响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间接影响环境污染。中部五省1997-2020年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显示：FDI存量对二氧化碳排放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也会促进碳排放,而样本省市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并不显著。门槛回归结果显示：当超过一定规模后,FDI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会显著下降;当环境规制达到一定水平时会显著抑制碳排放,而低于该水平会促进碳排放。建议进一步促进绿色FDI发展、强化环境规制,以使其对碳排放起到减排、控排的作用。     

金融集聚一定提升城镇化水平吗?——要素价格扭曲的门槛效应

基于1997-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交互项模型、分组回归检验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金融集聚影响城镇化水平的要素价格扭曲门槛效应。结论表明,金融集聚与城镇化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在存在要素价格扭曲的情况下,金融集聚阻碍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具体而言,交互项回归表明,要素价格扭曲和金融集聚的交互影响显著抑制了城镇化水平提升;分组回归表明,要素价格扭曲越高,金融集聚对城镇化的抑制作用越强;门槛回归表明,金融集聚和城镇化之间存在双资本格扭曲门槛、单劳动力价格扭曲门槛和双要素价格扭曲门槛,当要素价格扭曲跨越第一个门槛值时,金融集聚对城镇化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因此,要素市场扭曲影响了金融系统作用的发挥,要实现金融发展支持城镇化的作用,纠正要素市场扭曲是当务之急。     

丝绸之路经济带产业结构与金融集聚耦合评价及空间分异研究

本文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9个省市的发展现状,构建产业结构和金融集聚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丝路沿线9个省市2006-2015年的相关数据,应用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对产业结构和金融集聚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2006-2015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省份产业结构与金融集聚的综合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其中各省产业结构综合发展水平差异较小,金融集聚综合发展水平则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现象。产业结构与金融集聚耦合协调总体为一种低水平耦合,呈现出一种"北低南高,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从时序来看,各省产业结构与金融集聚的耦合协调度随时间发展逐渐提高。据此,本文提出了各省差异化发展,区域内部加强合作,构建综合交通与信息网络等建议。     

数字金融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基于中国285个城市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及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2011—2018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等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数字金融发展与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对第二、三产业的集聚均具有长期且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与东部地区相比,数字金融对于中、西部地区产业集聚的影响更为显著;最后,通过对数字金融子维度的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广度和深度都很好地促进了产业集聚的形成,但数字化便利程度与产业集聚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关系.     

科技金融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检验

通过构建科技金融发展水平指标体系,采用指数合成法计算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2001-2015年的科技金融发展综合指数,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探究科技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科技金融发展水平差距显著,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特征;科技金融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在空间上表现出东部沿海地带"高高"集聚与西部欠发达地区"低低"集聚的特征;科技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明显,且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市场化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我国217个地级市的证据

文章将数字普惠金融与市场化水平相结合,为深入探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提供了新视角。文章基于2011—2019年中国21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市场化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市场化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市场化水平的正向调节作用在中、小城市以及中部地区显著;进一步基于门槛效应分析发现,当市场化水平跨越第一和第二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因此,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水平,提高市场化水平,有利于“十四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产业兴旺的作用机理和空间效应研究——基于县域空间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现有研究发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乡村产业兴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我国2014—2021年1578个县域样本空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乡村产业兴旺以及它们之间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特征。研究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产业兴旺具有显著正向的促进作用，资本传导效应、技术传导效应和劳动力传导效应是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产业兴旺的作用机理。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产业兴旺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和空间异质性。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处于第一门槛值下方（DIF≤0.186）时，对乡村产业兴旺影响呈现“弱显著”；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跨过第一门槛值，处于第二门槛值下方（0.1860.867）时，对乡村产业兴旺正向促进作用相较第一、第二门槛之间的影响有较大程度的下降，表明空间溢出作用开始通过涓滴效应和扩散效应传导机制辐射周边地区，对本地乡村产业兴旺正向促进作用边际效应递减。     

生产性服务业FDI对我国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基于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门槛效应北大核心CSSCI

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二者的关系受到一系列东道国区域发展因素的影响。从区域交通发展水平对二者关系的影响视角出发,利用2006～2015年中国21个省级单位的面板数据对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门槛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作用因区域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的区间效应,表现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较低时,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当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突破门槛值后,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的促进作用显著变强。此外,考虑到区域差异性后发现,各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二者关系的影响强度具有明显差异,西部地区通过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从而提升二者正向关系的幅度最大,中部地区最小,东部地区居中。     

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空间效应和门限效应的解析

我国金融影响区域经济的表现较为复杂,金融资源地理集聚与行业集聚特征明显.基于2002—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与影响差异.结果发现: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空间效应分解发现,全国范围内金融集聚对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相近.东部地区金融集聚对周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更加显著,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对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更加显著.门限效应回归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双门槛效应,其促进作用会随着金融集聚强度的增加逐渐减弱.     

数字金融、金融集聚与实体经济发展

本文基于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地区)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新兴数字金融科技公司的数字金融发展与传统银行的数字金融发展两个角度对比讨论了数字金融对金融集聚、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探讨了金融集聚在数字金融影响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新兴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东、中、西部地区实体经济发展均具有较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传统银行的数字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正向促进作用不显著;（2）金融集聚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较强的正向促进作用,在数字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3）数字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金融集聚,且主要是由新兴数字金融发展引起,而传统银行数字金融发展对金融集聚的正向促进效应不显著,中介效应也不显著。本文建议各地区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数字金融发展,进一步推动金融集聚,发挥金融集聚的规模效应,促进地区实体经济的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

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速,为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重要契机.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网络外部性和非均衡发展特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作用机理,并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对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各维度指数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此外,还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增收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各维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指数具有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覆盖广度的增收效应逐渐增强,覆盖广度指数和农村人力资本的耦合度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化程度指数具有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过门槛值,数字化程度的增收效应有所减弱;使用深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当前我国正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协同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农村居民教育培训,提高农民数字普惠金融素养,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与农村现实金融需求有机结合,有利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红利的充分释放,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FDI、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要素投入还是TFP?——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本文对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的分析显示,FDI只是通过要素投入机制而并没有通过TFP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我国的金融发展并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金融发展也并没有显著地提高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金融发展规模、门槛效应与房地产库存 ——基于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检验

基于2004-2017年我国金融发展规模和房地产库存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基准面板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考量金融发展规模对房地产库存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机构存款对房地产库存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表现出抑制作用,全国和中部地区表现出促进作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显著.金融机构贷款对房地产库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股票市价总值对房地产库存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随着人均GDP跨过门槛值,股票市价总值对房地产库存的影响由抑制作用转化成促进作用.此外,上市公司数量对房地产库存的影响在全国、中部地区表现出促进作用,且中部地区显著.市场化指数在基准面板模型中表现出抑制作用且不显著,但在门槛面板模型中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对房地产库存表现出促进作用,但不显著.     

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7—2017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数据,采用ML指数测算并分解出包含非期望产出的绿色经济效率,从时空动态视角评价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非均衡冲击特征,进一步通过构建空间杜宾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探究多重约束机制的影响.结果表明:(1)绿色经济效率主要来自技术进步的增长效应,呈下降状的N形,经历了两个"低谷"和三个"峰值".从时间上,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冲击呈现阶段性特征;从空间上,两者存在空间关联效应.(2)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及技术进步的非线性影响呈U形特征,且以本土效应为主,受"涓流效应"和"虹吸效应"的影响,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3)在金融集聚、城市化、对外开放、外商投资及人力资本的多重约束机制下,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冲击呈现出单门槛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的门槛面板模型分析

本文基于2006—2018年长江经济带的省际面板数据,在利用基准回归模型检验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促进作用的基础上,构建了门槛面板模型,检验不同经济开放度下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衡量经济开放度的三个指标中,研发强度和技术差距均存在单一门槛作用,并且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起到明显地促进作用;而市场开放度则存在双重门槛,呈现出先促进再阻碍而后又促进的过程。最后,结合长江经济带地区的发展实际,提出了利用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措施建议,以期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