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账户开放对外汇储备的非线性效应——基于金融发展视角

本文采用PSTR模型研究了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资本账户开放对外汇储备的非线性效应,以及这一影响在不同子账户、不同本币国际化程度的经济体和不同地区中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第一,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资本账户开放对外汇储备的影响由促进转向抑制。第二,直接投资开放始终促进外汇储备积累,但随着金融发展水平上升,这一促进效应逐渐减弱,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开放度提高会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不断上升使外汇储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第三,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上升,国际货币发行主体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提高会使外汇储备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三阶段特征。非国际货币发行主体和亚洲地区经济体资本账户开放对外汇储备的促进作用会降低,而其他地区经济体该作用表现为由促进转向抑制。因此,为优化外汇储备规模管理,中国应有效统筹资本账户开放、国内金融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保障三者相协调、相匹配,同时审慎有序放松对不同类型资本跨境流动的管制。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2007年末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

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2007年末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2007年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22881亿美元,比上年末增长39％;对外金融负债12661亿美元,增长23％;对外金融净资产10220亿美元,增长67％。在对外金融资产中,对外直接投资1076亿美元,证券投资2395亿美元,其他投资4061亿美元,储备资产15349亿美元,     

适度开放个人境外证券投资正当其时——深圳市"个人境外证券投资需求调查问卷"分析

最近,国家外汇管理局已批准天津滨海新区开展境内个人直接对外证券投资试点。本文则以深圳为视角,在对深圳市个人境外直接投资需求调查的基础上,剖析了深圳市QDⅡ实施效果不佳的原因,深圳市个人境外证券投资的需求状况和开放个人境外证券投资的必要性,提出了相应的开放路径设计建议,为进一步放开个人直接境外证券投资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放松利率管制、利润率均等化与实体企业“脱实向虚”

本文以我国贷款利率上下限放开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产权性质差异构造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放松利率管制如何影响实体企业金融化。研究发现:放松贷款利率下限管制能够显著抑制非国有企业金融化程度,而放松贷款利率上限管制则无显著作用,支持了“市场套利观”。机制检验发现贷款利率下限管制的放松显著抑制企业债务成本对企业利润的侵蚀作用;拓展性检验还发现对于盈利能力越强、规模越大以及市场竞争压力越小的公司,放松贷款利率下限管制对抑制非国有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更显著。以上研究结论表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间的利润率差距是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化的重要诱因,金融市场化改革有助于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改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助推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中国对外资产负债:金融发展的视角

当前我国对外资产负债规模较小,过早出现对外净资产,且对外资产、负债分别集中在国家外汇储备和FDI,很大程度上是金融发展滞后的结果。其好处是短期内金融风险小,但长期来看不利于金融深化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简单地限制外商直接投资,放松民间外汇持有和对外投资的限制,难以显著改善对外资产负债结构。应从根本上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夯实资本合理流动的制度基础。     

新兴市场国际资本流动的动因——基于亚洲和拉美新兴市场的研究

本文基于亚洲和拉美新兴市场13个样本国家1980~2013年的季度数据,运用静态和动态非均衡面板模型,对国际资本流动两种重要形式——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动因进行区域比较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本国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均对新兴市场的国际资本流动具有较为明显的拉动和推动作用;贸易开放度、利率水平、金融深化程度等表征一国投资环境的指标是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驱动因素;重大事件的发生、经济预期和汇市预期等预期因素的作用亦不可忽视;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驱动因素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     

中国金融业海外投资:现状、问题及对策

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金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在不断提升,形成了一批资本雄厚、具备"海外投资"能力的大型金融企业.在人民币持续升值、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对外经济金融交往日趋开放、资本流出管制放松等因素影响下,中国金融业进行海外投资的发展步伐明显加快.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贸易开放的中介效应分析

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的战略和决策,尤其是投资东道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已成为影响企业“走出去”投资战略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构建中介效应面板数据模型,检验投资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以及投资东道国贸易开放水平的中介效应。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均表明：投资东道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OFDI有直接抑制作用;贸易开放水平表现出显著中介效应,即投资东道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下降会通过提高贸易开放水平,进一步拉动OFDI增长;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出口贸易开放度对OFDI的间接影响略低于通过进口贸易开放度对OFDI的间接影响。基于以上结论,从宏观层面对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出政策建议。     

宏观·国内

对外金融净资产超1.77万亿美元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数据显示,2011年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47182亿美元,较修订后的上年末41189亿美元增长近15%。对外金融负债29434亿美元,对外金融净资产17747亿美元。2011年末,在对外金融资产中,对外直接投资3642亿美元,证券投资2600亿美元,其他投资8382亿美元,储备资     

普惠金融距离视角下中国对“一带一路”OFDI的影响效应分析

普惠金融体系在"一带一路"中的完善与发展是"一带一路"倡议实现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的核心环节。基于此,采用2011-2018年"一带一路"51个沿线国家数据,测度沿线国家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与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距离,并进一步考察普惠金融距离对中国向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惠金融水平普遍较低,中国处于领先地位;普惠金融距离对中国向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不同的长短期效应;而就分层而言,中国对不同圈层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与流向受普惠金融距离影响效应存在显著差异。最后,依据实证结论,得出相关政策启示。     

金融抑制与中国对外投资失衡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投资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对外投资结构失衡、投资区位失衡、投资主体失衡及投资领域失衡的四维失衡现象,研究表明,金融抑制是中国对外投资失衡的主要原因。为了促进中国对外投资的均衡发展,应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审慎推进资本项目改革,从而不断放松金融抑制,提高金融发展水平,进而促进中国对外投资的均衡、稳定发展。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

本文基于2003-2020年中国对外投资面板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显著降低东道国碳排放量,存在“污染光环”效应,即中国投资是环境友好型投资。中国投资对“一带一路”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碳排放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更能降低东道国碳排放效应,比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降低东道国碳排放量0.008个百分点。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来抑制东道国碳排放量,而规模效应未产生显著影响,在稳健性检验下该结论仍然成立。建议宏观上持续深化国际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积极宣传和推广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绿色效应,微观上进一步规范和引导中国企业境外投资。     

从美国次级债危机看我国金融投资改革

本文以美国次级债危机为前车之鉴，从我国金融投资环境的现状出发，探讨我国金融投资改革的方向。认为我们必须在坚持金融投资渐进式发展原则的基础上，一方面积极支持并鼓励资本市场金融创新业务的发展，稳妥推进金融市场的开放；另一方面应加大力度，合理控制对外证券投资的风险。     

利率市场化选择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的实证

本文以金融深化理论为分析框架阐述了利率市场化选择的理论逻辑,在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上,分解出实际贷款利率对经济增长率的投资效率和规模两种影响效应,并通过实证检验模型得出实际贷款利率变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冲击效应不显著.提出实施存款利率管制下的贷款利率市场化策略既能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又能通过激活市场机制来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引领中国经济平稳地从传统发展模式向新发展模式转型.     

引进侨外资投资我国证券问题初探

目前,我国的证券发行市场已初具规模,证券流通市场也呈雏形。但至今我国证券市场还是一种封闭型的市场,还不允许侨外资(含台资,下同)投资我国证券。一般说来,利用侨外资金主要包括四条管道:一是侨外资直接投资我国产业;二是吸收国外的各种贷款;三是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对外债券,侨外资对之进行投资;四是侨外资对我国国内证券的投资。改革开放后,我们在利用侨外资的过程中,主要利用了前三条管道,第四条管道在我国基本上不存在。而在利用侨外资的过程中,这四种不同的管道,不管是利益方面,还是代价方面,都具有不同的特点。我们认为,从长期的观点来看,为了拓宽侨外资进入我国的管道,必须及时研究引进侨外资投资我国证券问题。     

走在开放前沿的直接投资

国际直接投资是一国居民直接对另一国居民进行生产性投资并由此获得对所投资企业的管理控制权的一种资本流动方式,按资金流动方向可以分成外商直接投资和境外直接投资。国际经验表明,跨境直接投资以企业的长期持续经营为前提,因此相伴随的资本流动的波动性相对有限,从资本账户开放的顺序而言,应先于证券投资以及对外借款。     

金融深化、FDI溢出效应与地区TFP——基于省级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考虑经济运行互动关系中内在非线性结构的前提下,从金融深化角度探究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溢出效应的影响机制,采用1992-2011年我国29个省级单位的面板数据,通过运用非线性理论的“门槛模型”检验和回归方法,以金融深化为门槛变量,实证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总体上金融深化和外商直接投资都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且存在基于金融深化的“双门槛效应”,即不同地区的金融深化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的结构变化,随着金融深化和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呈区间递增的态势.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府拉动还是金融推动?

运用中国30个省区在2003—2007年间的面板数据,考察金融市场与政府控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银行业竞争与信贷资金分配市场化程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金融发展深度则与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政府的控制作用可能被已有文献高估。同时实证经验表明,金融市场是政府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实施的重要渠道。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利用扩张的贷款投放总量来扩大对外投资的政策可能并不会有效,完善的竞争性金融市场更为重要。     

追述开放的合理路径

观察资本项目开放的各种举措,如加强跨境证券投资及人民币结算的直接投资等,已经于近几年陆续开展或开始启动;而资本项目开放的步伐也将会从证券投资、直接投资和外债三个方面循序渐进地开展。     

金融开放的“数量效应”与“质量效应”再检验——来自跨国的经验证据

金融开放能否通过投资规模增长和投资效率提升渠道来促进经济增长是颇富争议的话题。本文借助Lane&Milesi-Ferretti(2007)的综合金融开放度指标,应用82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数据,检验了金融开放影响投资的"数量效应"和"质量效应"渠道。整体而言,金融开放促进了样本国家和地区整体投资效率的提升,显著地降低了不同群组经济体之间投资产出指标的离散程度。不同于发达经济体,多数发展中经济体能够从金融开放中取得较为显著的"数量效应"。金融开放与金融发展能够对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发挥联合调节作用,支持金融开放促进投资产出效率的"门槛效应"假说,即只有具备一定金融发展基础的经济体方能在金融开放中分享投资效率显著提升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