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银行信用风险关系研究

本文立足于重庆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测算,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变异系数法、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等分析方法,重点分析了重庆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发展情况及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总体稳定可控,但部分行业风险不容忽视;去杠杆短期内会增加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长期有助于化解金融风险;去杠杆对商业银行不良率攀升的影响较为显著。据此,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从资金来源变化看去杠杆的逻辑

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在2008年以来快速提高,以及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都会形成较大的风险隐患,需要积极稳妥去杠杆。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在我国非金融部门加杠杆的过程中,其信贷资金来源正在发生明显变化,国内银行直接提供信贷资金的占比在降低,非银行金融机构等提供信贷资金的占比在提高,因而有必要结合非金融部门加杆杠的资金来源采取针对性措施,以提高其去杠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文章阐述了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的现状,系统分析了非金融部门加杠杆的资金来源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非金融部门去杠杆的思路建议。     

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企原因及去杠杆路径

去杠杆是供给侧改革五大任务之一,企业部门去杠杆又是整个杠杆去化问题中的重中之重。本文从我国当前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发展现状和结构特征入手,剖析企业杠杆率不断攀高的深层次原因,并对杠杆去化路径做出了相应探索。     

为什么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去杠杆的重中之重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我国经济去杠杆的核心是国有企业。首先,杠杆率结构的国际比较表明,非金融企业是实体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的主因,而国有企业杠杆率过高则是非金融企业债务问题的关键;其次,国有企业高杠杆本质上是资产周转率大幅下降的体现;再次,实证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杠杆率高企已对投资产生"抑制效应",而非国有经济仍有较大的投资增长潜能。因此,国有企业是去杠杆改革的主要着力点。最后,本文系统性地提出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的政策措施。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分析——以宜昌市为例

去杠杆是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布置的五大任务之一,了解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状况,对于实施供给侧改革,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调查的角度研究了当前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现状、影响去杠杆进程的因素,并据此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金融风险关系研究

山东省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已超国际认定警戒线,并且由于统计口径不完备,山东省实际杠杆率水平高于当前计算结果,已无加杠杆空间。从当前可计算的杠杆率分结构看,山东省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企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基建行业及国有企业。通过对山东省内2009年以来17地市的杠杆率与不良贷款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不良贷款率与杠杆率变动之间存在稳定的反向关系,杠杆的加速变动会加大金融风险的暴露。建议应在稳步去杠杆的基础上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使非金融企业与区域金融体系实现平稳健康发展。     

河北省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情况调查

本文分析了河北省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现状及其不断攀升的原因、梳理了河北省去杠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提出了去杠杆的对策建议.     

实体经济杠杆率水平、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跨国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00—2016年跨国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等方法实证研究实体经济杠杆率水平(整体杠杆率)及其结构(包括居民、政府及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非线性关联性。研究发现,当前经济增长对未来实体经济整体杠杆率、居民杠杆率、政府杠杆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影响不显著,政府和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和反转效应,居民杠杆率和实体经济整体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由此可见,通过政府负债刺激经济增长,短期内有效,中长期反而会阻碍经济增长;虽然非金融企业高杠杆率短期会阻碍经济增长,但中长期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为了经济可持续增长,现阶段应该实施稳健的"去杠杆"策略,保持合理的杠杆率水平。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波动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地方代表性企业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以地方代表性企业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不变参数模型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波动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营业利润率增加在短期内将降低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长期则相反;工资、在建工程、企业规模、银行依存度上升都将提高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但提升的幅度各不相同;两项资金占用和地方信贷投放规模对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变动无显著影响.因此,地方政府应合理对待去杠杆问题,采取多种措施,避免经济波动幅度过大.     

对杠杆率和资产负债率的思考

本文阐述了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和资产负债率相背离的现状,指出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是资产效益下降,文章最后指出要真正实现"去杠杆",一方面可通过供给侧改革提高资产回报率,另一方面,可通过债务重组,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减少债务存量。同时,辅以其他配套政策来"去杠杆"。     

非对称性去杠杆诱发的“次生风险”问题研究

<正>2017年以来,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水平呈下降趋势,表明我国金融风险形势整体平稳可控,去杠杆取得初步成效。然而,杠杆率总体可控的表象下则是日益突出的结构性矛盾: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是前一阶段加杠杆的主体,而民营企业却成为现阶段去杠杆的主要对象。"权""责"错配的非对称性去杠杆极易诱发"次生风险",威胁区域金融稳定,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应高度重视这一"化解风险的风险",实行结构性去杠杆政策,加快金融体系改革发展,落实全面深化改革方略。     

货币政策与异质性企业杠杆率——基于纵向产业结构的视角

当前,高杠杆已成为我国金融风险的重要源头,围绕结构性去杠杆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本思路,各方提出了一系列去杠杆措施。在此背景下,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金融摩擦”与“资产负债表衰退”双重机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探讨了中央银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机制。本文研究认为,第一,中央银行提高政策利率会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但会以民营企业杠杆率上升与总产出略微下降为代价;第二,伴随着政策利率上升,纵向产业联结度下降将会扩大国有企业与非金融企业整体杠杆率下降幅度,并减小民营企业杠杆率上升幅度;第三,货币政策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进行响应有助于提高社会福利,但效果并不显著。由此,本文研究认为,推动经济去杠杆需要在管住“货币”的同时,深入研究财政政策、宏观审慎等其他政策选项的可行性。在推动去杠杆的总过程中,货币政策要管住货币“总闸门”,宏观审慎政策要把住风险“总关口”。     

疫情下中国宏观杠杆率的新变化、风险与应对策略

2020年在新冠疫情冲击下,逆周期调控政策推动宏观杠杆率快速攀升,表明自2015年起的去杠杆进程告一段落。与2008-2014年加杠杆阶段相比,2020年各部门加杠杆的结构、渠道、期限出现新变化。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的主体发生变化,国企杠杆率趋于下降,私营企业负债快速增加。"房住不炒"下居民平稳加杠杆,贷款增速有所回落。政府部门对宏观杠杆率增幅贡献率上升,中央政府承担支出责任的主动性提高,地方政府市场化融资水平提升。总的来看,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缓冲了疫情负面影响,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但也提高了企业、居民债务风险,加重了地方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当前,要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稳定宏观杠杆率,有序处置各部门债务风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占比。     

跨境资本涌入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

本文基于2000-2015年47个经济体非金融企业数据,考察跨境资本涌入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发现:经济体发生跨境资本涌入将显著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上涨,跨境股权资本和债务资本涌入均产生加杠杆效应;跨境股权资本涌入通过资产价格渠道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而跨境债务资本涌入同时通过资产价格和信贷渠道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加强资本流动管理能缓解跨境资本涌入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冲击。本文为揭示跨境资本涌入的金融风险提供了企业层面的微观证据,对中国深化金融市场开放、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以及防范外部冲击风险具有重要启示。     

部门杠杆率、部门储蓄与我国宏观金融系统传染性北大核心CSSCISSCI

我国国民经济的部门杠杆率及负面冲击在部门间的传染路径对我国宏观金融系统稳定和去杠杆政策的制定及执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既往研究由于忽视部门储蓄的内生再平衡机制,可能高估部门杠杆导致的总体风险传染性。本文基于宏观金融网络分析框架,首次通过构建传染乘数,在部门储蓄终止损失传染的模式下测度了我国宏观金融系统的传染性,并进而量化模拟了去杠杆与系统传染性之间的关系。模型研究发现,传染乘数由冲击的平衡效应和反弹效应构成,部门去杠杆可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效应降低系统传染性。量化模拟结果表明,国外、住户和金融机构部门的去杠杆能显著减小源自其部门内部负面冲击的传染乘数,而政府与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去杠杆效果较弱;多部门杠杆率联动下非金融企业部门大幅度去杠杆能有效降低我国宏观金融系统传染性。     

杠杆要去也要优

<正>去杠杆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2017年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积极稳妥去杠杆。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这是对去杠杆提出的总体要求。高杠杆率不利于经济转型发展,增加了金融系统性风险。然而,去杠杆不是简单的全面压降杠杆率,要去的是不合理的高杠杆率。在控制杠杆率的同时优化杠杆的分布,杠杆率该降的必须要降,过低杠杆率该加的也要合理增加,要在去杠杆的同时引导资     

BIS最新公布的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变化原因分析

2018年12月国际清算银行(以下简称BIS)最新公布的中国宏观杠杆率数据出现非常明显的新变化:一方面,与9月公布的数据相比,非金融部门中的政府和住户部门杠杆率变化较小,仅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整体大幅下调;另一方面,2018年一季度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上年末大幅回升10.2个百分点,增幅远高于BIS上一版本数据及社科院等机构估算的企业杠杆率数据。基于对BIS杠杆率统计口径和方法的深入研究,并与BIS统计部门咨询,本文通过还原统计序列、进行季节调整及与国内主流数据库横向对比等方法对BIS最新公布的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出现两点新变化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究,具体结论包括:BIS根据我国社融统计口径修订对企业进行调整,这是12月版杠杆率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一季度杠杆率上升主要是受信贷投放季节性因素的影响,并不意味着中国去杠杆进程的逆转;BIS对2018年一季度中国断点数据并未进行完善处理;表外业务回表也是2018年一季度杠杆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 ——基于企业所有权异质性的分析

本文以A股非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2010—2018年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探究了在融资约束条件改变及所有权性质不同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杠杆率的影响效应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的降杠杆效应对于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有所不同.2016年以前,金融资产配置降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显著;2016年以后,融资约束有所缓解,非国有企业降杠杆效应相对减弱,降杠杆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显著.本文认为,非货币性金融资产快速增加是非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降杠杆效应减弱的重要原因.     

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 ——基于企业所有权异质性的分析

本文以A股非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2010—2018年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探究了在融资约束条件改变及所有权性质不同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杠杆率的影响效应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的降杠杆效应对于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有所不同.2016年以前,金融资产配置降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显著;2016年以后,融资约束有所缓解,非国有企业降杠杆效应相对减弱,降杠杆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显著.本文认为,非货币性金融资产快速增加是非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降杠杆效应减弱的重要原因.     

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国际比较与对策建议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利用我国2000余家上市公司数据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进行了研究。2007年以来,我国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同时利息保障倍数也有所下降。我国企业的杠杆问题是结构性的。在行业方面,工业、材料、公用事业和能源行业的压力较大;在地域方面,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压力较大;从国有和私营企业看,国有企业压力明显加大。与国际同业相比,我国非金融企业举债规模并不高,"问题"行业杠杆水平处于可控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