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F资金流、市场收益与投资者情绪——来自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对A股市场ETF总资金流与市场收益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将国内已有研究由传统型开放式基金扩展到ETF这种新型金融衍生产品。结论显示:负反馈交易假说和套期保值假说能够解释市场收益对ETF总资金流的影响;而对于ETF总资金流对市场收益的影响,金融危机前主要由价格压力假说间接解释,金融危机后则由投资者情绪假说所解释,资本市场总资金量和ETF投资者结构的变动是导致上述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     

基于残差收益的动量或反转效应: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因不能有效反映股票盈利的相对强弱,基于总收益排序的动量或反转组合,通常包含大量高Be-ta值和小市值股票,承担着较大风险。为此,本文采用风险调整后的收益评价,即基于残差收益排序,考察中国A股市场月度数据的动量或反转效应,结果发现:在全样本阶段存在显著的残差反转效应,不存在残差动量效应,这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后更明显;相对于总收益反转组合,残差反转组合不仅具有更高的显著收益和Sharpe比率,还具有较小的系统风险,并受公司规模因素影响较小。     

财务信息披露、市场反应与股票估值——来自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以来,市场开始呼唤理性的价值投资,这其中如何评估股票的价值尤为关键。通过考察财务信息披露后的市场反应,本文测算了公司盈利能力、现金流量、成长能力、营运能力、竞争能力对股票估值的影响,并在回归检验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财务信息的股票估值模型。研究结果显示,安全边际较高的股票会带来更多的投资收益,这为价值投资在中国的适用性提供了证据支持。本文将市场价格和财务信息同时运用到股票价值评估中来,克服了传统估值模型中需要主观预测未来的内在局限,为分析股票的投资价值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也为如何提升市场定价效率提供了重要参考。     

预测盈余的价值相关性研究——来自深圳、上海股市的经验证据

研究表明，盈利预测不仅具有可靠性，而且还起到了引导投资投资行为的作用。     

公司信息透明度的市场效应——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目前在中国市场,信息披露质量是较数量更为有效的衡量公司信息透明度的方面。基于信息披露质量,我们分别以深交所上市公司考评中不及格和优秀等级的公司、沪深违规信忠披露公司及其配对公司作为两组研究样本,同时全面考察公司的信息透明度对投资者交易行为的影响以及相应的市场效应。两组样本检验结果一致表明,低透明度和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是某些知情者诈取广大不知情的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温床,并扭曲了资本市场的原有功能;从2001年至2004年,尽管公司信息透明度对大量中小投资者的股票选择没有显著影响,但其的确也帮助了投资者对所选择的股票进行定价。健全法律制度、培育理性投资者与信息中介、提高公司信息透明度,是促进市场有效的根本。     

无形资产投资与企业价值创造——来自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证据

企业用于研发、广告和软件上的无形资产投资,通过提高企业的产品定价能力、管理水平和扩大市场份额等服务于企业的长期利益,为实现企业价值创造发挥重要作用。实证研究表明,企业无形资产的投资支出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的销售毛利率、资产周转率的水平,从而实现企业价值创造。     

关联股权交易不同支付方式下的投资者收益研究——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A股市场2006年5月8日至2007年12月31日期间的关联股权交易公司为研究样本,按照支付方式将上市公司划分为非公开发行新股支付公司与现金支付公司,研究了是否存在大股东为了谋求自身更大利益而影响上市公司支付方式选择,从而侵蚀市场上其他投资者利益的现象。研究发现,在关联股权交易董事会决议公告之前的[-20,-2]共19天期间内,非公开发行新股支付方式下的上市公司投资者累积超额收益要远远低于现金支付方式下的相应收益,说明通过影响股价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成为大股东的现实选择。     

投资顾问能否帮助个人投资者盈利?——基于A股市场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全国范围的A股投资者微观调查数据,探究中国制度背景下投资顾问对个人投资者收益的影响。研究发现,接受投资顾问建议的投资者更有可能实现盈利,且投资顾问和投资者的接触时间越长、互动频率越高,积极作用越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投资顾问对投资者盈利的积极作用对金融素养更低、投资规模更小的投资者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顾问通过提升投资者的信息处理能力、优化投资者的理性持股行为提高其盈利可能性。     

商誉减值存在同伴效应吗?——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证据北大核心

本文分别探究内部治理、外部治理和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商誉减值同伴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商誉减值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同伴效应,高管团队的内部治理与分析师的外部治理会显著削弱商誉减值同伴效应;而环境不确定性则会显著增强商誉减值同伴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团队教育背景和职能背景的差异越小,高管团队内部治理对商誉减值同伴效应的削弱作用越强。     

资产误定价影响了企业投资敏感性吗?——来自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08~2015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资产误定价对公司投资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股价高估降低了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但对投资收益敏感性的影响则呈现非线性关系,当公司面临较好的投资机会时,股价高估能提升投资收益敏感性,而当公司面临的投资机会较差时,股价高估则降低了投资收益敏感性。进一步从市场化进程的角度考察了资产误定价对投资敏感性的影响差异,发现在市场化进程高的地区,股价高估对投资现金流没有显著影响,但能够提升投资收益敏感性;而在市场化进程低的地区,股价高估降低了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但对公司的投资收益敏感性的影响不显著。     

基金投资风格漂移识别——基于收益和风险双维度

修正EGARCH-M模型构建基金投资风格漂移识别模型,考量收益和风险两个维度。实证发现,在较长时期内,中国基金投资风格不存在严重的漂移现象不明显,但在较短时期内,基金投资风格没有表现出较大的漂移度,相对于股市上涨阶段,股市下跌阶段基金投资风格发生漂移的概率更高。与现有的两种主要基金投资风格漂移识别方法相比较,模型具有四个方面的优越性,实证研究表明模型是可行的。     

成长型公司财务报表分析与股票未来收益——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2001-2005年沪深两市低账面市值比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构造可用于判别成长型公司财务状况的综合财务指标G指数,旨在帮助投资者发现成长型公司的投资价值。研究结果表明,G指数投资分析方法对于判别我国成长型公司的投资价值是有效的,投资者可以通过构建恰当G指数投资组合获取超额收益。本文提出的指数分析理念有助于提升传统财务报表分析的价值,同时为账面市值比效应产生于定价偏误提供了证据支持。     

分析师荐股评级、投资延迟与超常收益

本文检验了投资延迟对投资者从分析师荐股评级中获利的可能性产生的影响,投资者在面对分析师一致认为买入评级股票时,应尽量缩短投资延迟,以获取较高的超常回报率。     

股权结构、行业管制与收益平滑——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03—200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上市公司收益平滑的存在性,然后对影响上市公司收益平滑的因素作实证分析。在对收益平滑的影响因素考察中发现,股权集中度假说、股权制衡度假说均通过了检验,而行业管制假说没有通过检验。这说明,在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比越低更有可能进行收益平滑。     

股权结构、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的关系研究——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证据

由于体制和历史等原因，我国上市公司中，除了考虑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冲突外，更重要的是控制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最佳公司治理实践就与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紧密相联。     

银行信贷、非效率投资与僵尸企业——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利用2009－2017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企业非效率投资与僵尸企业的关系,以及银行信贷对非效率投资与僵尸企业之间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与僵尸企业正相关,特别是企业过度投资中耗费的资源、形成的产能具有不可逆性,将直接增加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导致企业沦为僵尸企业;银行信贷对企业僵尸化具有负向调节效应,相对于过度投资来说,银行信贷对于抑制投资不足导致的企业僵尸化问题更加有效;从贷款期限来看,短期贷款能够给债务企业形成流动性压力和再融资压力,迫使企业经理人提高投资效率,从而对企业僵尸化问题的调节效应更显著。     

企业履行员工责任和股票收益——来自A股市场错误定价视角的解释

基于ESG的员工责任履行维度,本文探讨了企业员工责任对股票收益的可预测性及其异象成因。结果表明：在A股市场中,履行员工责任得分较低的公司,反而股票未来收益更高;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异象来源于市场错误定价,且后续会出现收益反转,这说明异象主要是投资者反应过度所致。本文的研究结果不仅提供了中国A股市场关于ESG责任异象的新证据,而且也对不同投资者和监管部门优化决策、提升市场效率等具有重要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