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化对产品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组织学习和关系网络的调节效应

利用我国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环渤海地区三大经济圈的124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模块化设计对不同层次的产品创新(包括架构创新和模块创新)的影响,并探讨了组织学习和关系网络对该影响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模块化设计对产品模块创新和产品架构创新均具有显著影响;探索性学习越深入,模块化对产品模块创新和架构创新的影响越大、越显著;开发性学习也对产品模块创新和架构创新具有调节效应,但其影响程度明显低于探索性创新;关系网络对产品模块创新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而对产品架构创新不具有调节效应。     

模块化对产品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组织学习和关系网络的调节效应简

利用我国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环渤海地区三大经济圈的124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模块化设计对不同层次的产品创新（包括架构创新和模块创新）的影响,并探讨了组织学习和关系网络对该影响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模块化设计对产品模块创新和产品架构创新均具有显著影响;探索性学习越深入,模块化对产品模块创新和架构创新的影响越大、越显著;开发性学习也对产品模块创新和架构创新具有调节效应,但其影响程度明显低于探索性创新;关系网络对产品模块创新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而对产品架构创新不具有调节效应。     

知识搜索与突破式创新：产品创新策略的调节作用

基于开放创新理论，研究分析了知识搜索宽度和知识搜索深度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并探讨了模块创新策略和架构创新策略的调节作用。基于206家中国企业数据检验发现，尽管搜索宽度和搜索深度均正向促进突破式创新，然而两种搜索方式还需匹配企业自身的产品创新策略。研究还发现:模块创新策略增强了搜索深度的促进作用，但削弱了搜索宽度的作用；架构创新策略增强了搜索宽度的促进作用，但削弱了搜索深度的作用。     

企业自主技术创新测度及不同创新模式作用研究

在自主技术创新构念和测量维度的基础上,开发了自主技术创新测量指标体系,通过对176家中国企业的调研数据,验证了指标体系在理论与实证上的一致性。在此基础上,扩展了技术创新分类模式,实证检验了自主技术创新战略选择对其它创新模式（突破式、渐进式、模块式和架构式）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自主技术创新行为水平越高,企业突破式/架构式技术创新对企业创新绩效的负向作用越弱,渐进式/模块式技术创新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强。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基于网络溢出的视角

本文使用2006—2019年上市公司的数据,在使用文本分析方法刻画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的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上,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专利数量、质量和效率);(2)数字化转型程度与企业创新呈现U型曲线作用关系,表明存在正向创新效应的数字化程度“门槛值”;(3)数字化转型通过创新网络溢出效应和贸易网络溢出效应促进企业创新,且存在上下游企业的关联溢出效应;(4)在竞争程度较低的行业和平均数字化转型程度及数字密集程度较高的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效应更大。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

基于组织变革理论与知识基础观,引入知识管理与企业家导向变量,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机制与情境效应。结果表明：①数字化转型对商业模式创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②知识管理在数字化转型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③相比于低水平企业家导向,高水平企业家导向会强化数字化转型与知识管理的关系,弱化知识管理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     

企业互联网化对中国企业创新及出口的影响

本文扩展了Bustos(2011)的模型,在异质性框架下纳入企业互联网化和企业创新选择行为,从微观视角揭示出企业互联网化对中国企业创新及其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进行互联网转型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有着显著的提升作用,虽然随所有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是低生产率企业和中小企业仍能从中获益;(2)无论是垄断行业还是低技术行业中,企业互联网化对企业创新均有着显著促进作用;(3)三种方式的企业互联网化都对中国企业创新及其出口活动有着显著促进作用,且通过企业创新选择行为间接地促进企业进行出口。对于积极参与互联网化的低生产率企业表现得尤为显著。因此,互联网转型的企业应该通过激励其创新能力来提升企业出口。     

“专一”还是“多变”:高管职业路径如何影响企业创新?

文章以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将高管职业路径划分为“专一”和“多变”类型,研究不同高管职业路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1)高管多变型职业路径对企业创新投入存在正向或正U型影响,而专一传统型职业路径对企业创新投入的负向影响不显著;(2)高管“多变”和“专一”职业路径都能够提升企业的原创性创新产出,且多变多元型和多变平稳型职业路径对创新产出存在非线性影响;(3)企业创新投入在“多变”职业路径与创新产出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4)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产权性质会减弱高管“多变”职业路径对企业创新投入的积极影响,增强“多变”型职业路径对企业原创性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但会削弱“专一”型职业路径对企业创新产出的积极作用。上述研究结果既丰富了高管职业路径对企业创新影响的文献内容,又为企业培养企业家高管、提升创新力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     

权变视角下企业家导向与企业创新行为间关系研究

探讨了企业家导向对企业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活动的影响,以及代表企业内部情境的企业年龄和代表企业外部环境特征的环境动态性对这两种影响的调节作用。基于172家企业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家导向有利于两种创新活动的进行,并且其对探索式创新的作用更大;企业年龄会加强企业家导向对利用式创新的正向作用,对企业家导向和探索式创新之间的关系无显著调节作用;环境动态性减弱了企业家导向对利用式创新的作用,加强了其对探索式创新的作用。     

数字化背景下知识跨界搜寻对企业迭代创新的影响——关系嵌入与政府支持政策的调节作用

跨越组织边界获取并组合异质性知识资源，是企业创新成功的重要路径。采用资源编排理论，从知识元素关系结构视角，将知识跨界搜寻划分为领域知识搜寻与架构知识搜寻两种，探讨知识跨界搜寻对企业迭代创新的差异化影响，同时，验证关系嵌入与政府支持政策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对搜集的262份高新技术企业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领域知识搜寻与企业迭代创新呈倒U型关系，而架构知识搜寻正向影响企业迭代创新；(2)关系嵌入正向调节领域知识搜寻与企业迭代创新关系；(3)政府支持政策与知识跨界搜寻活动的匹配更能促进企业迭代创新，具体表现为企业在实施领域知识搜寻策略时，政府采用财税支持政策更有利于企业迭代创新，而当企业开展架构知识搜寻活动时，政府出台创新环境支持政策更能促进企业迭代创新。研究结果为充分利用组织内外情境因素、选择恰当的知识搜寻活动以促进企业迭代创新提供了理论基础。     

制造业嵌入式服务化促进了企业创新吗——创新数量与质量视角

制造业嵌入式服务化是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主导路径,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基于制造业嵌入式服务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分析,采用2008—201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嵌入式服务化数据与专利数据,实证检验制造业嵌入式服务化对企业创新数量、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制造业现代服务嵌入对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具有提升效应,传统服务嵌入仅对创新数量具有促进作用;制造业嵌入式服务化创新效应具有行业异质性和发展阶段异质性特征,传统制造业和成长期企业能够从服务化转型中获益更多。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业嵌入式服务化主要通过调整企业要素结构和优化企业创新行为影响企业创新表现。其中,创新要素投入和探索性创新是主要作用渠道。     

团队稳定性与企业创新

创新对于以“基业长青”为目标的家族企业意义重大。以2011-2015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作为样本,运用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和企业行为理论,分析了团队稳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期望差距与制度效率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团队稳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期望落差对团队稳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影响,而期望顺差会削弱团队稳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制度效率会削弱团队稳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家族涉入水平不会对团队稳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产生显著影响。以团队作为切入点研究家族企业创新问题,不仅丰富了现有研究视角,还为家族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企业绿色创新:市场导向抑或政策导向

推动具有正外部效应的企业绿色创新,需要发挥市场和政策双重机制的驱动作用。我们通过构建PLS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市场导向、政策导向与企业绿色创新及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表明:(1)市场导向和政策导向对企业绿色创新都存在显著正向影响;(2)市场导向对绿色创新的显著影响大于政策导向对绿色创新的显著影响;(3)相比对绿色工艺创新的正向影响,市场导向对绿色产品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强;(4)相比对绿色产品创新的正向影响,政策导向对绿色工艺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强;(5)绿色产品创新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而实证分析拒绝绿色工艺创新与企业绩效存在正向关系的假设。     

元素—架构双元知识搜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创新战略的调节作用

基于组织搜寻理论和战略协同理论,探讨元素—架构双元知识搜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创新战略在二者关系间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元素知识搜寻对创新绩效具有倒U型影响,架构知识搜寻对创新绩效具有线性正向影响,双元知识搜寻平衡对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知识搜寻策略与创新战略存在适配性：探索式创新正向调节元素知识搜寻与创新绩效间的关系,对架构知识搜寻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应用不显著;利用式创新正向调节架构知识搜寻与创新绩效间的关系,对元素知识搜寻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结论拓展了外部知识搜寻研究视角,可为企业合理选择知识搜寻策略和创新战略提供理论支持。     

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网络惯例与双元创新关系研究

基于河南省部分企业样本数据，实证考察了网络惯例不同构成对双元创新的影响，探讨了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不同情境特质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网络惯例的不同维度具有差异化效能，即行为默契正向影响双元创新，而规范共识对双元创新呈倒U型影响。同时，环境动态性能够增强行为默契与双元创新的关系，而削弱规范共识与突破式创新的关系；环境丰富性对于网络惯例与双元创新关系的影响多不显著，只能增强行为默契对渐进式创新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企业依托宏观环境，有针对性地开发、部署网络惯例，以高效开展双元创新活动。     

创新开放度、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来自中小电子科技企业的证据

基于109家中小电子科技企业的调研数据,采用多层线性模型检验了开放式创新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及吸收能力的协调作用。结果显示:对供应商和顾客开放能够改善创新绩效,对竞争者开放会降低创新绩效,对科研院所开放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不显著;吸收能力显著提升了对供应商和科研院所开放的创新绩效,但对顾客和竞争者开放的创新绩效影响不显著。     

平台企业主导的创新生态系统稳定性研究：基于企业间网络关系视角

平台企业主导的创新生态系统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生态系统，是由平台主导企业提供基本创新架构并与其它相关企业及关联机构组成的网络组织，企业间网络关系是创新生态系统的本质特征。基于企业间网络关系分析平台企业主导的创新生态系统网络的成员、联系、结构及功能特征,讨论网络结构变量对平台企业主导的创新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影响，以山东省30个平台企业主导的创新生态系统为调研样本，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对所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数据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强有力的创新生态系统主导企业、系统内伙伴企业密度、企业本地化以及企业异质性4个因素对创新生态系统稳定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系统内伙伴企业互惠性和居间性与创新生态系统稳定性之间关系不显著。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保持平台企业主导的创新生态系统网络稳定性的政策建议。     

企业生态创新与经济绩效曲线关系研究

回归企业的“逐利性”本质,探讨企业生态创新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这一关系的各种情境因素。生态创新既是一项企业创新活动,也使组织处于不连续的变革之中。绿色转型要求企业从现有的生产经营逻辑转向陌生的注重环境保护的生产经营逻辑。在“效率与适应悖论”分析框架下,运用组织柔性与惰性能力理论,构建了生态创新与经济绩效之间的曲线关系模型,并探讨了组织学习的调节效应。采用132家制造型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生态创新与经济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组织学习调节二者曲线关系的方向;组织学习水平较高的企业,生态创新与经济绩效呈“U”型关系,且比低水平组织学习企业特征更显著。     

短期与长期创新质量对高技术产业投资的影响

投资是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关键动力,研发实力是影响高技术产业投资的重要因素,而创新质量是高技术产业研发实力的综合体现,研究创新质量对高技术产业投资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提出短期与长期创新质量的概念内涵,从理论上分析短期、长期创新质量与高技术产业投资之间的关系,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短期与长期创新质量对高技术产业投资的影响效应及关系特征。结果表明：(1)短期创新质量对高技术产业投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长期创新质量对高技术产业投资的绩效不佳,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高技术产业投资;(2)短期与长期创新质量之间的协调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3)随着高技术产业投资规模扩大,短期创新质量对投资的正向影响逐渐增强,长期创新质量对投资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4)当短期创新质量水平较低时,其对高技术产业投资的正向影响更大,当长期创新质量水平较高时,其对高技术产业投资的负向影响更大;(5)高技术产业投资对短期和长期创新质量的良性反馈作用尚未完全形成。因此,高技术企业应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创新质量提升策略,正确处理短期与长期创新质量间的关系,并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投资结构,强化其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的支撑作用,进而构建...     

财政纵向失衡约束下科技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

健康的财政状况是地方政府引导区域科技创新、推动碳减排的必要保障。基于2007—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探究财政纵向失衡对科技创新及碳减排作用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适度财政纵向失衡有利于提升科技创新水平,而过度财政纵向失衡则会对科技创新造成阻碍;(2)科技创新能够显著抑制碳排放,而财政纵向失衡则会削弱科技创新的碳减排作用;(3)财政纵向失衡的调节作用具有单门槛特征,当其越过门槛值后,科技创新将会加剧碳排放;(4)分区域看,东部地区财政纵向失衡对科技创新主要表现为促进作用,且财政纵向失衡的调节作用同样存在单门槛效应,中西部地区财政纵向失衡对科技创新的影响作用不显著,且中部地区科技创新活动未有效抑制碳排放。研究结论对于完善财税体制改革和推进“双碳”战略实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