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OFDI能提升东道国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吗？——基于前后向关联视角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深刻影响着中国与东道国在国际生产分工中的关联关系。文章基于增加值的双边贸易流分解数据，构建了投资东道国与中国的前后向价值链关联指数，全面考察了东道国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特征和中国OFDI对东道国与中国双边价值链关联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东道国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具有非均衡特征；（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东道国同中国的前后向价值链关联，且相对于东道国同中国的前向价值链关联，中国OFDI更能提升东道国同中国的后向价值链关联，该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3）分国家和区域来看，相对于高收入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OFDI更能提升中低收入国家和沿线国家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分行业来看，中国OFDI对东道国制造业同中国双边价值链关联的正向促进效应高于服务业，且更能促进东道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同中国的前向价值链关联，以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同中国的后向价值链关联；（4）机制分析发现，中国OFDI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提高价值链生产分工效率来提升东道国与中国的前后向价值链关联。研究对中国深入推进“双循环”发展战略，打造以中国为主要参与主体的国际价值链体系具有一定...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互惠效应——基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

“一带一路”倡议为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包容性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国际合作平台。本文利用“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从包容性增长视角考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互惠效应。研究表明,中国企业OFDI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包容性增长,政策协调机制有助于强化中国企业OFDI的积极作用,且中国企业OFDI的积极作用通过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溢出和民生水平改善产生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同样对中国包容性增长具有积极作用,验证了“一带一路”的互惠理念。中国企业OFDI对经济联系密切地区产生广泛的包容性溢出效应,具有“俱乐部”趋同特征。本文研究对于深化“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包容性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OFDI与制造业价值链地位提升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的研究

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样本,构建对外直接投资对价值链升级的理论模型,使用2000-2016 年的国别数据,通过动态面板实证研究了OFDI 对母国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OFDI 对母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机制主要有专业分工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市场规模扩大效应。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有利于提升自身价值链地位。中国对中南半岛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和中国- 中亚- 西亚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通过专业分工效应来提升价值链地位,对中蒙俄和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市场规模扩大效应来提升价值链地位。     

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药材贸易网络关系动态演进及影响因素分析

中药材凝聚了中国传统医学的智慧,依托“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拓展中药材进出口贸易对弘扬中华文化、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选取2011—2020年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中药材贸易数据,分析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药材贸易网络关系的演化,以及中国在网络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中药材贸易网络中处于中心地位,中药材进出口贸易总额呈波动上升态势;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间中药材贸易联系逐步密切;GDP规模、边境距离、语言等会对两国贸易关系产生影响。今后应继续拓展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中药材进出口贸易,建设中药材专属国际物流通道和中药材人才培养体系,弘扬中医文化,不断加强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交流与合作。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

使用UNCTAD-Eora增加值溯源数据,对世界各经济体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演化特征、分布格局及驱动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增加值贸易网络虽然以区域内贸易为主,但全球化和区域化在同步发展,且增加值贸易网络以亚洲经济体、欧洲经济体和美国为主体。“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呈现明显的多极化分布,且权力大小程度分化严重,尤其是亚洲经济体的结构性权力优势明显。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价值链中结构性权力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其中,金砖国家的结构性权力正在逐年上升,日本、英国、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结构性权力呈下降趋势。一国的结构性权力大小受到国家制度质量、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全球价值链地位及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禀赋的影响。     

移民网络、母公司管理者能力与海外子公司绩效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加速对外投资和全球产业布局,海外移民网络在国际投融资领域的作用日益凸显。文章以2008～2021年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数据为样本,分析了东道国移民网络对海外子公司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考察了母公司管理者能力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移民网络对海外子公司绩效具有促进作用,母公司管理者能力增强了移民网络对海外子公司绩效的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移民网络通过降低价值观差异和提高投资合法性进而对海外子公司绩效产生赋能效应。文章进一步研究发现,移民网络对海外子公司绩效的促进作用在非制造业行业、非国有企业和海外子公司进入模式为独资的情景下更加明显。研究结论对全面刻画海外移民网络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经济学意义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东道国腐败治理、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北大核心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平稳增长,设施联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方向,沿线国家腐败治理对于吸引中国OFDI和东道国基础设施均有重要影响。本文拓展了中国OFDI对东道国基础设施的影响机制,分析了东道国腐败治理、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影响,利用2008-2017年63个"一带一路"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OLS回归和2SLS回归,实证检验了东道国腐败治理程度对其基础设施吸引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设施存在正向效应,该效应对以人均实际GDP表示的经济发展状况更敏感;东道国腐败治理越好,对其基础设施有正向促进效应,该效应对以GDP增长率表示的经济发展速度更敏感;东道国腐败治理越差,将会降低中国OFDI对其基础设施的正向促进效应。研究结论对发挥中国OFDI在"一带一路"国家的积极影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投资对东道国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全球化遭遇重大逆流。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基于中国2005—2015年对外投资行业层面的数据以及国际投入产出表，结合Helm(2020)工具变量的构建方法，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海外投资的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价值链优化效应，并分析其背后机制。本文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对沿线各国和地区的投资能够显著促进东道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升，且这一效应的大小因东道国发展阶段、地理位置以及行业变化而有所差异，其中间机制主要通过下游需求增进及技术溢出引发的生产率效应来实现。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能够有效抵御当前逆全球化的趋势并弥补过往全球化生产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忽视，在推进区域合作、促进沿线各国和地区共同繁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实证研究

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文章基于1995～2017年39个国家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得出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影响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结论;并将样本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检验结果发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更能够促进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的影响存在两面性;进一步用中国16个行业2004～2014年的数据实证分析发现,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积极影响,但是国内研发投入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产生了挤出效应,对外依存度的提高也会不利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文章最后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五大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央企业及单位的OFDI最能够促进中国GVC增加值的提高,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更能够提升中国GVC增加值能力,给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优化提供了参考。     

制度环境质量如何影响中国在“一带一路”亚洲国家的OFDI区位选择？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中,关于制度环境质量的影响力是一个重要分支。基于2005—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亚洲19个主要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通过制度、环境、质量3个纬度的分析发现:整体上中国在“一带一路”亚洲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中既不呈现制度风险偏好倾向,也无制度接近的特征;较大规模的OFDI明显对两国制度环境波动的差距更加敏感,而投资东道国的融资便利是吸引较大规模OFDI流入的显著影响因素;较小规模的OFDI会更偏向于市场规模大、经济增速缓慢、资源充裕的国家。     

非正式制度与新兴经济体企业OFDI学习效应:基于PSM-DID的分析方法

随着"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实施,能否融入并利用东道国的非正式制度环境关系着企业OFDI的规模乃至成败。文章基于2006～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及商务部发布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匹配微观数据集,采用PSM-DID方法,在控制内生性和自选择问题后,重点考察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提升跨国企业创新能力,即OFDI是否具有学习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有效提升跨国企业创新能力,存在较强的学习效应;非正式制度即文化、关系网络及人才是影响母国投资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延长企业创新持续期,但非正式制度的三个维度对企业创新持续期的影响存在差异。文章为提高跨国公司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了微观层面的建议,凸显了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有助于中国企业克服"走出去"面临的非正式制度"玻璃幕墙"。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和响应机制:2002～2010年

基于"走出去"战略、转型期制度环境、双边投资协定以及中国传统商业文化四个维度分析中国OFDI东道国响应机制的母国制度效应,并基于2002～2010年中国OFDI在全球99个国家的区位分布进行反向验证,结果表明:"走出去"战略使大规模OFDI在企业未形成所有权优势的情况下提前出现,大多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范围内选择能够发挥自身非市场能力的制度环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多地流向了中国企业拥有更多潜在关系网络资源的国家和地区;从双边经贸制度安排来看,同发展中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协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促进效应。     

“一带一路”共建共享的资金融通与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提供的资金融通极大地促进了共建共享国家的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在“五通”中居于重要的地位。中国提供的资金融通具有互惠共享性质，已经成为全球开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国际公共产品的特点受到“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普遍欢迎和认可。西方媒体和政客所谓的“债务陷阱论”不仅在逻辑和理论上荒谬，而且在事实和数据面前不堪一击。“一带一路”资金融通同时促进了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人民币国际化的水平也相应提升，但是“一带一路”的初衷并非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了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也使得资金融通更加便利，两者存在内在关联，但是人民币国际化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规律。     

中国投资是东道国内部冲突的抑制剂还是催化剂

随着国家内部冲突取代了国家间战争成为集体政治暴力的主要形式,对内部冲突中国际维度的关注促使人们思考以国际投资为代表的全球化与跨国企业的影响。从理论上看,国际投资可能会引发冲突,也可能会降低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中国虽然是全球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OFDI)国,但研究中国OFDI对东道国内部冲突影响的实证文献几乎没有。作者基于2004—2016年中国对115个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OFDI对东道国爆发内部冲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显著降低了当地爆发内部冲突的概率,而全球第一大OFDI国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对当地爆发内部冲突的抑制作用则不明显。在影响机制上,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显著降低了当地的失业率,有助于增加民众参与武装冲突的机会成本,降低叛乱行为的合法性与成功率,进而减少东道国内部冲突的爆发。以上发现体现出中国投资对东道国内部稳定性的贡献。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制造业就业的贡献

文章对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量分类型进行了测算,以此为基础考察其对国内制造业就业的贡献,并结合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进一步探讨了分工地位如何影响这一贡献。研究发现,OFDI显著扩大了国内制造业就业规模,并且这一贡献作用主要来自于垂直型OFDI。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存在差异,初级制造业总体OFDI对国内就业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中垂直型OFDI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水平型OFDI对国内就业存在显著的替代作用;中等技术制造业OFDI对国内就业的影响不显著;高技术制造业OFDI对国内就业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但只有水平型OFDI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考虑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作用时发现,总体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高会抑制OFDI对国内制造业就业的促进作用;但不同技术水平行业间存在差异,初级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高抑制了OFDI对国内制造业劳动力需求的促进作用;相比较,高技术行业分工地位的上升则提高了OFDI对国内就业的正向促进作用。     

中国OFDI与能源进口贸易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2003—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与贸易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能源进口的关系。结果表明,OFDI与能源进口之间存在双向替代关系,并且OFDI对能源进口的替代作用相对较大。此外,对东盟国家样本的研究表明,国家之间的空间竞争效应显著,OFDI与能源进口表现为互补关系。     

东道国资本管制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上市企业跨国并购的微观证据

文章使用中国2008~2015年上市企业匹配的微观数据,研究了全球金融危机后东道国资本管制对中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东道国资本管制放松可以显著地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原因是资本管制放松会降低资本使用成本,方便企业在当地融资,而且这种正向效应主要发生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上。另外,在拥有较高法治和金融发展水平,特别是政府治理水平的东道国,资本管制放松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更大。文章的研究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融资约束紧的企业更适合选择到资本管制较轻的国家或地区投资。     

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自主创新

文章构建了一个含有中国企业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OFDI)详细信息的微观数据集,结合2002~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的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考察了服务型OFDI对企业自主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服务型OFDI显著促进了企业自主创新水平的提升,而且投资金额越大,促进效应越明显;异质性检验表明,高管理效率、生产型行业、投资模式是绿地投资的企业从服务型OFDI中获益更大;与纯生产型OFDI相比,服务型OFDI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更大,两者创新效应的差异凸显了在通过"走出去"战略促进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服务型OFDI的重要地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服务型OFDI主要通过"市场规模效应""资金流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母公司创新。文章研究结论对中国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提升企业竞争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增加值贸易视角下中国制造业贸易成本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增加值贸易统计数据可以克服大量重复计算问题,有效反映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真实面貌。文章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对Novy(2013)的研究框架进行拓展,并使用2016版的国际投入产出数据测度了中国制造业贸易成本。结果显示,与传统贸易统计口径测度的贸易成本相比,增加值贸易统计口径测度的贸易成本有效揭示出中国制造业贸易成本整体呈下降趋势,同时在国别(地区)和部门层面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虽然全球价值链分工优势、经济因素和加入WTO对中国制造业贸易成本均具有抑制作用,但是抑制程度会因制造业部门的技术高低而存在差异。为此,中国制造业需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通过提升竞争优势和技术水平来削减贸易成本,深化国际分工与合作,实现全球价值链层次的攀升。     

“一带一路”境外经贸合作区赋能新发展格局的逻辑与思路

境外经贸合作区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抓手,有助于推动中国企业高质量、规模化和协同化“走出去”,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一带一路”国际产业链供应链,营造良好的共建“一带一路”国际环境。政府推动和引导、政策优惠、园区选址和产业定位是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未来共建“一带一路”境外经贸合作区,应完善政府间合作机制,规范园区管理体制,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标准互认互通,提高园区的金融服务供给水平,更好地发挥跨境电商和数字贸易的作用,积极发挥中欧班列的运输和物流作用,总结园区发展经验并创新园区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