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家庭资产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通过匹配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家庭资产配置效率的影响效应和机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一是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家庭资产配置效率。二是从异质性分析来看,相对于低资产组家庭,中、高资产组家庭能够更好地利用数字金融手段提升家庭资产配置效率;相较于低学历组家庭,高学历组家庭利用数字金融提升家庭资产配置效率更少。三是从机制分析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主要通过提升金融素养和金融关注度来实现家庭资产配置效率的提高。     

数字普惠金融视阈下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是现代信息技术与金融服务融合发展的结果。传统的家庭理财对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度十分有限,且普遍存在着存款占比过高、资产结构不平衡、资产组合的风险分布极端化等问题。本文基于北京大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的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优化家庭投资便利性、促进金融信息获取提升资产组合有效性、改善风险厌恶态度增加风险承担能力提高资产组合多样性三大路径改善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进而从市场与家庭供需两端提出优化建议。     

数字金融能力、收入多样化与家庭消费升级

消费升级是增强我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关键。数字金融发展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多样性从而促进消费升级;但这种作用受家庭内部数字金融能力的影响,并且表现出群体性差异。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微观视角探讨了数字金融能力促进家庭消费升级的效应和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力显著提升了家庭消费升级,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数字金融能力在提升家庭总消费水平的同时,也推动着家庭消费从生存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机制研究发现,收入多样化是数字金融能力促进家庭消费升级的重要途经,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有较强的促进作用,收入多样化水平越高其对家庭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能力对农村地区、低收入水平和中西部地区家庭的消费升级影响更明显。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影响效应与传导机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数字金融需求方的视角研究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使用显著促进了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其收入结构.进一步研究发现,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异质性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通过促进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进而促进农户家庭增收.     

普惠金融与家庭金融脆弱性

利用2015、2017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资不抵债和入不敷出两个维度构建家庭金融脆弱性指标，探讨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同时降低了家庭资不抵债和入不敷出的发生概率，对家庭金融脆弱性具有显著抑制效应。分维度看，普惠金融使用度和满意度的提升都有助于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而便利度的影响则不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减贫增收和提升风险应对能力两种途径抑制家庭金融脆弱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更为深远。本文结论为我国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微观金融风险监管与防范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     

风险态度、金融教育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文章基于中国城市居民消费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风险态度、金融教育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和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结果发现,风险态度显著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组合分散化程度,风险厌恶程度越高,金融资产组合分散化程度越低。风险态度对家庭正规金融市场参与有显著影响,风险厌恶程度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家庭在股票、基金、债券、储蓄性保险市场的参与概率,风险厌恶程度增加一单位,家庭参与股票市场的可能性会降低10.5%。风险厌恶程度对股票、基金、债券、储蓄性保险资产在家庭金融资产中的比例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的金融教育投入对风险资产持有比重条件分布的影响上,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中间分位的要大于两端。文章相应的政策含义是,政府及金融管理部门需要普及金融教育知识,提高居民的金融风险认知水平,从而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选择,改善居民金融福利。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金融包容性发展:中国经验北大核心

发展包容性金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十三五”期间,中国向农村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电信普遍服务工程”。该工程为约13万个行政村接入4G基站和光纤。本文将手工收集该期间约13万个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行政村试点名单数据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进行匹配,形成“行政村-家庭”微观大样本数据集。基于这一精细地理尺度和家庭数据,本文借助大规模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家庭金融包容的影响。研究发现,“十三五”期间农村偏远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推动了农村金融包容性发展,这一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改善了家庭信息获取环境、提高了家庭金融知识水平以及促进了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受教育水平越低、人均收入越少以及距离最近银行网点越远的家庭,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影响越大。本文研究表明,农村偏远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缓解了金融资源分配不均,有助于增加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获得正规金融服务的机会,这为助力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数字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研究

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是当前研究的重要话题。本文从不同的维度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主要有改善我国家庭投资在时间和空间的便利性、金融信息获取更加便捷高效、影响家庭投资的风险态度等。并对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路径进行了分析,主要有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广度、深度以及配置效率。本文的研究对我国数字金融的发展和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金融素养对农户家庭负债决策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金融素养得分,并运用Probit模型探究了金融素养对农户家庭是否负债及负债途径决策的影响;再利用OLS模型分析了金融素养对农户家庭负债规模决策的影响,通过工具变量法控制其内生性。研究发现,金融素养的提高会使农户负债意愿显著降低,而且减少非正规负债渠道的选择;对于已持有负债的农户群体,金融素养对负债规模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我国应当提高农民群体金融基础知识的教育重视度,引导农户积极通过正规渠道获取信贷,以平滑家庭消费,获取更高资产效益。     

居民金融素养与家庭诈骗损失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从微观层面研究了居民金融素养对家庭遭遇诈骗产生损失概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居民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降低家庭因诈骗产生损失的可能性,即家庭具备的金融素养越多,越不会在诈骗中受损。(2)家庭收入在居民金融素养和家庭诈骗受损概率关系中起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当家庭收入越高时,其在诈骗中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受居民金融素养水平的影响越小。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表明,金融素养对不同教育水平家庭诈骗受损概率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是影响效果存在差异。     

数字金融与农户:普惠效果和影响机制

基于2017、2018年的2972份农村微观调研数据,对数字金融的普惠效果和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有利于缓解农户,尤其是家庭收入低于5万元农户所面临的金融排斥,促使农户享受到信用卡、投资理财等更多的金融服务,但对建档立卡贫困户而言普惠效果不显著;数字金融通过提高农户理财知识和贷款知识实现信息效应,达到降低金融排斥、提高普惠效果的目标。     

数字金融背景下子女结构对安徽省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9年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以安徽省居民家庭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在数字金融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子女结构的变化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对其影响机制进行进一步分析。研究发现：子女数量的增加会降低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率,而数字金融发展带来的移动支付的使用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这种影响,改善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情况。进一步分析发现,移动支付和子女结构分别通过影响家庭总收入和家庭总消费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除此之外,家庭风险资产的选择还受到户主自身金融素养的影响。本文研究为优化家庭资产配置、促进金融市场发展提供思路。     

数字鸿沟阻碍农村家庭金融投资了吗?——基于2018年CFPS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的农村家庭样本数据,从“接入沟”和“使用沟”两个维度分析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金融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家庭面临着比较严重的“接入沟”和“使用沟”问题,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金融投资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其阻碍机制主要归结为信息传输机制、学习机制和社交机制。这种阻碍作用具有代际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特征,代际异质性特征表现为,“接入沟”和“使用沟”对中、老年家庭金融投资的阻碍作用显著高于青年家庭;地区异质性特征表现为,“接入沟”和“使用沟”对东、西部地区农村家庭金融投资的阻碍作用显著,而对中部地区无显著影响。     

中国家庭风险资产持有的影响因素及城乡差异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城乡收入差距大的矛盾非常突出,金融发展的城乡二元差异特征亦很明显,表现为城乡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市场提供的产品、居民持有风险资产的比例等都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基于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研究调查的7331个家庭样本,对城乡居民风险资产持有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信贷需求、风险偏好、收入、社会保障、家庭规模、年龄等因素显著影响着居民风险资产持有比例。同时,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风险资产持有情况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最终本文对政府和金融机构提出了相应的合理化对策与建议。     

数字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效率

数字金融的发展是解决中小企业受金融服务排斥问题的有效途径。本文以2012年至2020年国内中小企业板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数字金融的发展可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另一方面,数字金融发展对于中小企业融资效率的积极影响在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将更加显著。因此,我国应积极加快数字金融的发展,并提高发展质量,促进中小企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     

农村减贫的金融支撑：传统普惠金融还是数字普惠金融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新时期扶贫工作的重点将从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本文在概念辨析基础上，阐述了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减缓农村相对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异质性，并采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检验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两种普惠金融形态对农村相对贫困减缓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均有助于减缓农村相对贫困，但传统普惠金融在农村减贫中发挥的作用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用户认知能力及个人终端要求是限制数字普惠金融有效发挥减贫作用的重要因素。     

数字普惠金融、信贷供给与居民消费

提升居民消费是促进国内大循环的重要途径。文章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效提升了我国居民消费水平。（2）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信贷供给进而赋能居民消费增长。（3）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金融环境较好、经济增速较快、消费水平较高地区的消费提升效应更强。从金融供给端来看，信贷供给也是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影响居民消费过程中的重要传导路径，但基于数字化程度的研究结果表明尚存“数字鸿沟”问题；从消费需求端来看，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信贷供给主要促进了农村生存型消费及城镇生存型、发展型消费。     

金融知识对互联网金融参与重要吗

互联网金融发展至今,机遇与挑战并存,收益与风险同在,金融知识作为影响个体金融行为和金融决策的重要因素,是否会影响人们的互联网金融参与?哪类人更容易参与互联网金融市场?互联网金融参与的结果是盆满钵满还是竹篮打水?在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至关重要。本文运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知识对互联网金融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知识对互联网金融参与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分组来看,在中青年、男性、中产阶级群体中,金融知识的影响更大;对于接受过高等教育或从事金融行业的群体,金融知识显著促进互联网金融参与。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知识显著提高互联网理财参与深度,但对投资收益没有显著影响。因此,要降低互联网金融风险,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需要更加关注市场微观主体,普及金融知识教育,推动投资者理性决策。     

互联网金融发展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6-2014年中国104家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银行流动性创造呈负相关关系,第三方支付、网络借贷以及互联网理财产品均不同程度地抑制了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创造。同时,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银行资产端流动性产生显著影响,对银行负债端流动性以及表外业务流动性未产生明显影响。此外,互联网金融对于不同类型银行的影响也有区别,城市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受互联网金融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外资银行和大型股份制银行,而农村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并未受到显著影响。     

数字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研究

数字金融的强势崛起推动了消费的巨大变革。文章基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从微观视角探讨了数字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金融指数的提高会显著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且这种促进效果在城镇家庭、东部家庭更为显著。最后从引导数字金融良性发展的角度，提出促进我国消费的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