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内资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不仅对东道国的整体出口竞争力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通过影响内资企业的生产成本、产品质量和声誉、出口商品结构以及生产规模等对东道国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产生间接影响。本文利用中国2001～2010年33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内资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促进了中国内资企业整体出口竞争力的提高,但表现出一定的行业异质性。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不利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内资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高,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则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与内资企业的贸易竞争力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内资企业国际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关系到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本文建立了一个两部门的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投资企业的贸易竞争力对内资企业贸易竞争力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不是影响内资企业贸易竞争力的显著因素,因此,必须有选择地利用外资。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内资企业出口的影响效应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引进外资规模不断扩大。本文基于协整理论与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重点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出口的影响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内资企业出口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是内资企业出口增加的单向格兰杰原因,结论支持了投资和贸易存在互补效应的观点;从动态分析的角度看,短期内外资企业主要通过出口示范效应对内资企业出口产生影响,而在长期,外资规模的影响最为显著。     

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互动关系均实证分析——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

以往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上的融合以及实践上的相互影响上，而没有探讨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在考察有关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理论以及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中国数据，应用计量模型和方法，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作具体的实证分析，得出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存在互动关系的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FDI对中国内资企业出口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FDI的引进使中国形成了内外资企业并存的"二元"出口主体结构。外资企业不仅以其自身出口直接影响了中国整体出口,而且以其相关经济活动间接影响了中国内资企业的出口。文章利用2001-2009年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FDI的流入促进了中国内资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大,但对不同创新能力内资企业出口的影响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性,FDI对高创新能力内资企业出口规模的促进作用大于对低创新能力内资企业出口规模的促进作用。     

经济全球化、投资自由化与中国经济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生产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投资自由化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特点;面对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是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双向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来自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06~2013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双向直接投资及其交互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均显著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二者的交互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显著为正。通过进一步检验发现,双向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中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小于西部地区,而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其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交互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则大于西部地区。此外,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投资水平、劳动力投入、人力资本水平、技术创新、出口贸易、资源禀赋和政府支出也都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互动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

以往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上的融合以及实践上的相互影响上,而没有探讨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在考察有关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理论以及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中国数据,应用计量模型和方法,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作具体的实证分析,得出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存在互动关系的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的检验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在对外贸易额迅速增长的基础上,中国的对外投资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对外贸易与对外投资之间存在一定关系,然而,理论界对此并未做更深的研究.本文在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对外投资进行实证分析之后,得出出口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并对原因作进一步的解释.     

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与政策建议

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是国际分工的两种基本表现形式,目前两者愈呈相互融合的趋势.有必要对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为我国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提供政策参考.     

外商直接投资对新疆资本积累的实证分析

从总体上来看,新疆FDI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政府在追逐FDI数量的同时,要加强对FDI的引导和监督,把好FDI质量关、合理布局;通过促进技术外溢、产业关联效应作用的发挥,推动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削弱或避免FDI的挤出效应。一、引言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FDI进入了中国,FDI带来了中国发展经济所需的资本、技术、管理经验,改善了中国的产业结构,扩大了对外贸易,增。     

中国服务业FDI与服务业结构优化的实证研究

2011年,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首次超过制造业.这些外资的流入对我国服务业的结构优化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先从我国服务业利用FDI的现状入手,进而构建理论模型,并选取1997-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利用FDI进行服务业的结构调整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表明：FDI的流入对我国服务业的结构优化具有正向的作用,并且主要是通过人力资本流动效应来促进服务业结构优化的,现阶段研发费用对于服务业结构优化的作用尚不明显.     

政府支持对中国风险投资业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7～2010年中国27个省、市风险投资项目数量的动态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支持对中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影响,得出了三个主要结论。一是税收激励政策对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有积极影响,但并不明显,尤其是种子期、初创期受到的激励效果极其微弱。二是引导基金政策抑制了风险投资的发展,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三是人均GDP与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在政府支持风险投资业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遵从经济规律,注重发挥其引导作用。     

我国公用事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以沪深两市上市的我国公用事业公司2007—2009年的数据为样本,运用因子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公用事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宏、微观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偿债能力、盈利能力、现金周转能力、宏观经济因素与资本结构显著负相关;成长能力与资本结构负相关,企业规模与资本结构正相关,但相关性均不显著。     

FDI的产品内贸易效应研究——理论及对中国的经验分析

在Helpman（1984）关于垂直一体化跨国公司的理论分析基础之上,构建了旨在解释FDI与产品内贸易关系的理论模型和计量模型。之后以中国为例,利用中国与其七大外资来源国的双边总贸易、产品内贸易以及FDI等数据,对流入中国的FDI所产生的产品内贸易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流入中国的FDI对双边总贸易和产品内贸易均有显著影响,但前者的影响要甚于后者。据此认为,如何抓住产品内分工下的产品价值增值环节国际梯度转移的历史机遇,通过利用FDI进一步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实现向产品价值链高端攀升、提升国际分工地位、获取更多的贸易利益,应是中国今后进一步大力利用外资的重要方向。     

服务业FDI与山东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随着山东省利用外资结构不断优化，外商投资山东服务业企业规模越来越大，这势必对山东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山东省1993-2005年的相关数据，通过格兰杰检验得出，服务业FDI与山东经济增长互为短期因果关系，服务业FDI对于山东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我们必须采取刺激服务需求、优化服务业吸引外资结构、营造人才环境等措施提高我省服务业利用外资水平，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国内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

运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对中国国内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内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均衡机制和驱动机制,这种驱动机制在前后两个阶段的表现有不同之处。前半段,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强,经济增长对国内投资的推动作用比较弱。后半段,拉动作用比较弱,推动作用比较强。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长期均衡机制和长期驱动机制尚不存在,但从趋势上看,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和中国经济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逐渐增强。     

我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实证分析

基于1984--2006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本文采用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分析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存在协整关系,服务贸易出口和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服务贸易进口是服务部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原因,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不是我国服务贸易进口变化的原因。因此,本文的结论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的替代或促进作用不明显,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有效地发展我国服务贸易的作用未完全显现出来。     

我国资本市场监管效率实证分析

中国资本市场已经运行了很多年，随着中国加入WTO后市场的全面开放，对中国资本市场监管成效的研究可以有效地认识资本市场管理的不足。而对中国资本市场效率的研究都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因此有必要对现行的资本市场监管成效进行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