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系统性与创新性相结合的力作——王竹林博士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简评

著名人口经济学家列文斯坦曾说过“人口迁移流动意味着生存和进步,而静止则意味着停止和萧条”。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是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新型劳动大军。从“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到“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不仅闯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道路,而且闯出了一条通过劳动力流动转移,以工业化、城镇化带动“三农”问题解决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农民工市民化难点与新型城镇化战略

刘易斯模型、托达罗模型等宏观经济学理论能够解释中国农民工向城市流动的动力问题,但无法揭示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根源问题.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和收入差距,引导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但同时也给农民工市民化造成障碍,国民经济中劳动收入占比的不断下降不利于农民工获取市民化的个人成本.因此在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把握城市群战略、产业转型战略、土地流转管理机制等关键规划的实施,促进和推动农民工顺利市民化.     

户籍制度改革视角下探析农村人口流动问题

在城镇化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现象的今天,我国正面临着农村人口城市化问题的困扰。多数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户籍制度的改革对农村人口流动有着很大的影响,甚至有学者认为户籍制度的改革可以促进农村人口流动,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然而,经过大量的模型分析研究,发现户籍制度的改革并不能促进农村城镇化的进展。文章站在户籍制度改革的角度上,对农村人口流动的问题展开了分析研究。     

民族地区“逆城镇化”流动状况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其中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是重要动因。如今,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人口"逆城镇化"流动状况,伴随着资本下乡的人口流动,农村发展也成为了加快民族地区城镇化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我们以石门屈家岗、张家界尹家溪镇长茂山村、利川谋道镇苏马荡为调研地,通过实地考察和问卷访谈,利用人口推拉理论等,探讨了各地区这一状况的发展程度及内在因素。它虽然被称做"中国式"逆城镇化,但并不等同于中国的"逆城镇化",而更应是城镇化连续性的一种保证,在这个过程城镇化仍是主流。     

拉美和非洲地区工业化过程中农村人口迁移分析

拉美和非洲地区工业化过程中的人口与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迁移,是发展中国家人口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典型代表。两个地区在人口与劳动力的迁移过程中,最突出的特点是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过度城市化”的现象。对这两个地区的人口与劳动力迁移过程进行分析,可以为我国目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顺利进行提供借鉴。     

增质提量：城镇化推进与迁移人口人力资本

针对现阶段中国人口流动过程中出现的由迁移规模快速增长向素质结构调整转变这一现象,从城镇化推进角度作出解释。首先构建理论模型,阐述城市扩张通过影响迁移摩擦和就业市场技能溢价从而影响迁移人口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机制,之后从城乡接合部土地出让视角刻画区县层面的城镇化水平,并匹配CHIP数据展开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随着各地城乡接合部土地出让总量的提高,迁移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呈现“U型”变化,迁移摩擦消减和技能溢价先减后增为其主要驱动。研究结论可为进一步理解中国城市迁移人口的现有演变特征以及研判未来变化趋势提供一定帮助。     

农民工融城身份变迁历程中的制度跟进研究

实现农民工身份转变是人口城镇化的应有之义.当前,经由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不同程度所建构的农民工身份呈现出流动者——定居者——融入者三种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这种阶段性特征也集中反映在农民工的阶段性制度需求上.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跟进路径应充分考虑农民工融城身份的阶段性特征,以一种动态的视角来破解现有农民工制度的不均衡现状并推进农民工向市民的身份转变.     

农民工流动对农村发展的负面效应

农民工流动带来了大量土地荒芜及农作物产量下降、农业科技推广受阻、不利于农村的村民自治和政治民主化的推进;不利于新农村的建设等诸多问题。为克服农民工流动对农村发展的负效应,应组织留守人口组成互帮互助小组,进行制度创新;改革迁出农户家庭承包土地的现有制度,减少土地对迁出农户的牵制力;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利用新农村建设的锲机,引导农民工回流,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     

新型城镇化的驱动模式转换与改革政策调整

新型城镇化是驱动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的城镇化经历了从中央到地方,从乡镇企业到跨国公司推动的历程。在城镇化的动力呈多元化的局面下,城镇化应充分发挥大城市和城市群的聚集效应,遵循生产效率的分布和人口流动的方向,打造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和欧亚大陆桥通道、长江黄金水道城市带。政府应在尊重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的基础上,通过推进财税、土地、户籍等制度创新和公共政策配套改革,释放城镇常住非户籍人口的消费潜力,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城乡发展均衡化发展。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土地政策和法规问题探讨

随着我国政府惠农政策的不断推出,"三农"问题逐渐得到解决,但是农民工市民化这一目标不能动摇。现行的土地政策及法规虽然有利于保护耕地和解决"三农"问题,但是却对于农民工落户城镇起到阻碍作用,造成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的不彻底性。根据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总体目标,慎重修改相关土地政策和法规,才能在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上加快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论西部大开发中的东西关系

东西关系始终是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战略关系。正视差距、利用差距、缩小差距,是我们正确处理东西关系,顺利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关键。首先应正视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西部发展差距呈扩大之势,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必然,但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又必须高度重视解决东西差距问题,充分发挥政府区域政策对市场局限的矫正作用。其次要利用差距。区际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资源区域流动、优化配置、合理组合的前提。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应利用地区差距,形成东西依存互补、互惠互利、联动共进关系。再次,要通过东西联动缩小差距。在战略思路上应实施均衡与非均衡相结合的战略,并把东西增长中心的联动作为战略重点。同时尽快实现机制对接,构建区际传递机制,包括技术梯度转移机制、市场网络的沟通和政策体制的对接,将东部的资金、技术、信息和人才顺畅地传递、扩散到西部,以此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古今东西的碰撞中--浅谈艺术的继承与创新

在古今东西方艺术的碰撞中,我们的艺术正处在一个急剧的继承与创新时期.面对纷乱的、峥嵘的多云艺术场,我们认为艺术的继承应是创新中的继承;艺术的创新不能仅仅是一种盲目的模仿西方,应在民族文化的背景中吸收一切营养、拓展与创新.     

论西部大开发中的政府职能与政府改革

西部大开发中的政府职能定位对西部大开发的速度，效率甚至成败将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在论述西部大开发中政府职能定位的理论和实践依据的基础上，探讨了中政府的主要职能，分析了中政府改革的必要性，提出了政府改革的对策建议。     

核心是取舍本质即文化--资深职业经理人张虹如此看企业战略

上海的秋,没有丝毫萧瑟的感觉.在一家云庐咖啡馆里,我们见到了同样温文尔雅的张虹先生.作为一名资深职业经理人,几十年的风雨经历让张虹更显出了一份难得的平和与亲切.     

关于证据属性的若干思考——以证据的关联性为中心

关于证据的基本属性。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颇有争议。有观点认为．证据的基本属性有三。即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观点认为，证据的基本属性有二．即客观性和关联性。证据的客观性体现了证据的哲学存在性。为人们认识和把握证据的关联性提供了认识论；证据的合法性为人们收集、固定和保全证据提出了程序上的要求。在特殊情形下，某些不具备合法性或不具备客观性的材料仍可作为证据使用。证据的关联性才是证据的唯一基本属性。     

从控制论看农村社会控制的作用及建构

运用控制论原理研究和探讨农村社会控制问题 ,建构农村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控制体系 ,以保证农村社会稳定 ,实现我国在农村的预期战略目标。     

企业家的企业理论：再论企业本质与边界

企业家理论和企业理论长期处于隔离状态,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只有融入企业家因素才能更好解释企业的产生和企业内部权威的来源,企业能力理论只有融入企业家因素才能更好解释企业边界的动态变化。基于企业家的视角,企业的本质是企业家实现自身人力资本价值的工具,企业边界是企业家基于价值最大化主动选择的结果。     

从欧元的产生看东亚货币一体化

欧元的诞生和发展使关于东亚货币一体化、建立“亚元区”的观点不断被提出。通过对欧洲、东亚经济政治条件的对比分析研究，认为东亚货币一体化条件并不成熟，还需要一个较长的发展阶段。     

试论北宋京师粮仓管理

宋朝总管全国财政的机关,在宋神宗元丰改制以前是三司,元丰改制之后为户部,京师粮仓作为宋朝财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管理机构亦随之发生变化.为保证仓粮的收支与存贮,宋延还实行了一系列的管理措施,形成较为严密的管理制度.但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仓官吏的营私舞弊是仓务管理中的痼疾,伴随宋朝始终.     

推进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与业务创新的应对策略

二十年来,中国对金融体系进行市场化改造,先后采取了许多金融改革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然而,由于传统的惯性和银行业的特殊性,银行业改革中的一些深层的矛盾仍未得到解决.从产权制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看,中资银行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商业银行还相差甚远.加入世贸以后,占据产品优势的外资银行进入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构成较大的威胁,对商业银行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为此商业银行必须积极采取措施,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中,这对推进商业银行业务创新,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