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无私援助 促进共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援助取得显著成就

对外援助是中国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要方式和渠道。改革开放以来,援外工作在中国政府的关心和领导下,继承光荣传统,深化内部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实现了平稳、协调、健康发展。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地位的逐步提高,对外援助的规模也逐渐扩大,援外工作的重要性和独特作用日益凸显。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会议、中非合作论坛等重大外交场合,先后宣布一系列对外援助政策措施,推动援外工作呈现新局面。     

达则兼济天下对外援助彰显中国负责任大国风采

2011年4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全面介绍了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的对外援助政策、资金、方式、分布、管理以及援外国际合作的成就。对外援助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化中国同发展中国家     

中国对外援助与改革开放30年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中国的各项事业带来了新的转机,其中也包括中国的对外援助事业。由于对外援助的性质是通过复杂的经济工作完成国家战略任务,所以中国经济领域里的市场化改革与发展必然对中国对外援助的政策、内容、方式和管理体制产生重要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顺应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不断地调整对外援助的政策、方式和管理体制,这个进程至今仍未结束。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国对外援助的政策和管理也日趋成熟。     

新时期对外发展援助:加拿大的实践及对中国的启示

对外援助既是中国参与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也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外交工具。伴随着中国正在成为新兴的对外援助大国,探讨中国对外援助的理念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以加拿大为例(1),总结了西方对外援助的特点,包括设立严格的资格审核条件;为提升援助有效性,注重发展合作伙伴关系、重点援助核心领域和弱势群体;关注人道主义和健康领域的援助;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对发展中国家研究人员的资助等。尽管近年来西方对外援助的有效性时常受到质疑,加拿大的经验对于中国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提升发展有效性,加大对人的生活和发展需求的援助,注重国际发展学科建设,建立相关研究机构和智库以及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和知识储备。     

关系取向、礼物交换与对外援助的类型学北大核心CSSCISSCI

现有关于中国与西方对外援助差异表现及其动因的解释,具有较多意识形态用意,未能切中援助行为的核心特质。一国对外援助行为同时具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成分,并非完全基于公益考量或纯粹利他主义。"动机说"与"效果说"都可能被批评者用于指责不同的援助形态,并非中西援助分异的最佳解释路向。实际上,对外援助的"中国特质"不在于是否追求本国战略利益,而是取决于在此过程中能否基于特定交换方式,客观呈现利他后果。有必要重新认识援助行为的战略含义,理解其作为"礼物交换"的实质,基于不同交换取向进行说明。在关系社会学意义上,可以区分关系主导与权力支配两种主要交换取向,分别对应关系型援助和支配型援助。根据关系型交换的原初含义,中国对外援助需要自觉平衡理性与感性因素,进行战略筹划和动态调整;扩展关系渠道,增强"关系投资"的有效度;克服某些短时利益诱惑,赢取核心关系的可持续性;增加可能的讨价还价资本,根据形势和需求做出适当平衡,提升对外援助层次。     

论中国双重身份的困境与应对

国际体系作为行为体的互动所形成的整体结构,是中国实施对外政策的环境与舞台。在国际体系中,身份是决定中国的利益、立场和实现利益之途径的一个基本因素。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随着国力的增强,在当今正日益被视为一个"大国"。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大国参与国际互动有迥异的机制与结果,因此中国面对着双重身份的困境。事实上,中国被赋予的"大国"形象和外部世界针对中国所开始的权力政治互动,已使得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凸显了消极的影响。要破解这一困境,中国一方面需要从主观上认清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不同互动机制的影响,另一方面则需要恰当解决客观上两种机制并存所带来的困扰。在对外关系中,中国需要应对国际体系所内含的权力政治、国际制度与观念建构等主要影响机制,适宜地开展实力外交、制度外交和公共外交。中国只有利用体系的系统效应,趋利避害,处理好实力的发展与运用以及国家形象的塑造问题,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发展的目标。     

欧盟对外发展援助政策及外交安全政策分析

欧盟对外发展援助政策是欧盟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人道主义行为,既是欧盟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也是一种外交行为,是欧洲共同外交安全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二者在表面上分属于不同的体系,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对外发展政策与共同外交安全政策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     

戈尔巴乔夫对外战略的内在矛盾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苏联的对外政策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其实质,比较普遍的看法是,着眼于下半个世纪与美国进行综合国力优势的争夺,通过变僵硬为灵活的外交调整,为推行“加速战略”赢得有利的外部条件。简言之,即在不从根本上放弃霸权利益的前提下谋求长远的霸权利益。这种对外战略本身就是矛盾的。具体反映在对外政策的新旧战略目标之间,在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之间,以及外交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相互排斥和脱节。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OFDI政策的基本特征与理性透视北大核心CSSCISSCI

对外直接投资(OFDI)是中国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发展中国家是中国企业在未来几十年"走出去"过程中大有可为的地区。因此,制定完善、合理的政策体系引导和扶持中国企业针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属性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十分必要。本文研究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OFDI政策的基本特征,进而从政策总体路线、境外经贸合作区战略、FTA战略和对外援助战略等四个层面分别提出了政策建议。     

美国对非洲援助的政策与效应评价北大核心CSSCISSCI

对外援助是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一个重要领域,关于对外援助理论的争论由来已久,有些业已成为有条件援助盛行的依据。作者通过回顾美国对非洲援助的阶段性特征,评析了美国对非洲有条件援助的效应及其制约因素,认为美国的有条件援助不仅缩小了非洲国家的政策空间,耗费了大量的谈判成本,而且还影响了非洲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最后分析了中国的非洲战略对美国产生的效应。     

美国对非洲援助的政策与效应评价

对外援助是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一个重要领域,关于对外援助理论的争论由来已久,有些业已成为有条件援助盛行的依据。作者通过回顾美国对非洲援助的阶段性特征,评析了美国对非洲有条件援助的效应及其制约因素,认为美国的有条件援助不仅缩小了非洲国家的政策空间,耗费了大量的谈判成本,而且还影响了非洲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最后分析了中国的非洲战略对美国产生的效应。     

中国援助与受援国绩效合法性——基于地理信息数据的实证考察北大核心

外来援助对受援国的影响是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中的一个经典问题。西方国家塑造并长期主导着全球援助体系,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援助国的崛起深刻改变了全球援助格局。作者构建了一个基于中国经验的对外援助与受援国经济治理绩效的理论框架,以2000—2014年中国对非援助为例,将援助项目位置与非洲民众对政府绩效评价数据进行匹配,使用“候选名单控制设计”对中国援助与受援国绩效合法性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包括安慰剂检验在内的多种方式确证结果有稳健性。研究表明中国援助有效提升了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同时期的西方援助对提升非洲国家的绩效合法性则无明显作用。中国援助项目可能通过推动受援国经济增长和提振民众发展信心两个渠道提升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作者揭示了中国援助如何在治国理政维度增强受援国的政府能力,进而推动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这与西方援助在帮助发展中国家独立发展上乏善可陈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发现是对中国援助的“新殖民主义”叙事的有力反驳。中国未来应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积极参与并推动全球援助与国际发展合作体系改革。     

西方国家的对外援助:政策目标及其实现

西方国家出于特定的政策目标而提供对外援助,这些政策目标包括战略与安全目标、政治目标、经济目标和人道主义目标等。为了实现政策目标,援助国一方面主要通过设定和附加援助条件来直接影响希望获得援助的国家;另一方面,主要援助国之间进行援助政策协调,确立各自的优先援助对象,并与多边援助机构就援助条件进行协调,维护援助国自己的利益。     

双重身份与中国的机遇期

国际体系作为行为体的互动所形成的整体结构,是中国实施对外政策的环境与舞台。在国际体系中,身份是决定中国的利益、立场和实现利益之途径的一个基本因素。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随着国力的增强,在当今正日益被视为一个"大国"。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大国参与国际互动有迥异的机制与结果,因此中国面对着双重身份的困境。要破解这一困境,中国一方面需要从主观上认清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不同互动机制的影响,另一方面则需要恰当解决客观上两种机制并存所带来的困扰。在对外关系中,中国需要应对国际体系所内含的权力政治、国际制度与观念建构等主要影响机制,适宜地开展实力外交、制度外交和公共外交。中国只有利用体系的系统效应,趋利避害,处理好实力的发展与运用以及国家形象的塑造问题,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发展的目标。     

经济方略与美元霸权的生成北大核心

经济方略是运用经济领域的政策工具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策略、方法和技巧,也是国家货币实力向国际货币权力转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但经济方略在国际货币权力生成过程中的作用有待深入探究。经济方略由操作方式和政策工具两个维度构成,操作方式可区分为放任(无为而治)、激励(以利相诱)、协商(共商共谋)、保护(以邻为壑)、胁迫(以害相逼)和制裁(经济武器),政策工具涉及金融、贸易、能源、发展等领域的多种经济政策手段,包括贷款、援助、贸易优惠或壁垒、技术支持或限制、汇率政策等。货币实力、权力意愿、对外货币政策目标以及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方略是国际货币权力生成机制的四大构成要素,其中,实力、意愿和政策目标冲突性三个因素共同决定了国家对经济方略的选择。通过对美元霸权的演进过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实力固然是美元霸权形成的基础要素,但美国政府灵活运用一种或多种经济方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人民币国际货币权力形成的过程中,中国既要注重自身经济方略的选择,也要关注美国如何运用经济方略压制人民币国际货币权力上升。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外援助转型北大核心CSSCISSCI

"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增长、政治、社会与道德四大目标,呈现出战略规划性、互利共赢性、责任义务性、相知相交性、开放包容性五大特点。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新时期,中国对外援助日渐发生显著的变化,处于重要的转型时期。由此,中国对外援助政策框架与战略规划需要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四大目标,满足其五大特点,从而更切实地力助向中国与世界和平发展的根本目标迈进。对此,中国决策者需要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指导并且借鉴美日等国家有益的政策及其实践、完善中国对外援助政策框架、制定中国对外援助战略规划(2016—2020年)、确定中长期的沿线国家国别援助行动计划、开展援助政策及其项目评估、推进公私伙伴关系、提出"共同发展伙伴关系"倡议、深化三方发展合作,以全球视野、世界眼光提高援助项目的有效性与质量,从而创新对外援助模式,更好地提升对外援助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战略地位并使其成为重要支柱,努力为2015年后发展议程及其全球发展做出贡献。     

平行经验分享:中国对非援助理论的探索性构建

随着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和实践的不断推进,中国对非援助理论建构的意义日渐凸显。作者在社会科学研究实践转向的背景之下,通过综述国内外发展援助的研究文献,构建了平行经验分享的理论框架,该框架包括三个要素,即援助实践中流动的是发展中国家历经实践检验的发展经验、推动援助实践的是注重发展的技术专家以及援助实践促成的是中非发展共同体。此三要素正好回应了当前有关发展援助探讨中的知识体系、援助主体与援助影响这三个关键议题。基于上述理论框架,作者通过追溯中国对非援助的历史实践后指出,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对非援助的内容和方式等在不断调整,但发展经验的平行分享这一实质始终未变。这一新叙事隐含着平行关系下启发式学习的推进和非洲发展新形象的确立。这一实践转向的理论构建方式以及由此而生的发展经验平行分享理论将为新时期中国制定国际发展合作政策提供参考,也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新的发展知识支撑。     

中国服务贸易新发展

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国际大都市发展的经验证明,在服务贸易领域,以新兴服务产业和技术含量高的服务产业为核心的现代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可以形成后发优势,实现跳跃式增长。因此,建议中国相关政府部门有针对性地制定服务贸易的促进和保护政策,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推动服务贸易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中国国际援助能否促进受援国包容性发展?——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

包容性发展是寻求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增长方式。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走深走实,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援助项目迅速发展,对于引领全球经济包容性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在理论分析国际援助影响受援国经济发展内在机理的基础上,采用AidData中国对外援助项目数据系统考察了中国援助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援助可以有效促进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且主要通过提高沿线国家公共支出水平与居民消费效用产生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中国援助对沿线国家的包容性发展作用主要体现在官方发展援助、一揽子援助、经济基础设施援助以及非转移支付类援助,且集中于“一路”国家、较低制度环境水平国家以及中低收入、低收入国家。拓展性检验发现,中国援助的作用兼具短期与长期效应,且其短期效应高于长期效应。本文研究有助于客观全面评价中国国际援助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促进双边互利共赢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参考。     

世界官方发展援助(ODA)比较研究

本文从10个方面对世界官方发展援助(ODA)进行了比较研究,探讨了其产生、发展和运行的若干规律。官方发展援助源自于又超越于援助国的国家利益,其政策目标可分为经济、政治和公共目标三大类。官方发展援助的基本模式可划分为战略型、发展型和人道主义型,其管理体制、决策机制、援助规模在各国存在诸多共同特点,也存在较大差异。由于政府资金来源和对外政策目标的约束,各国财政部、外交部和特定金融机构在官方发展援助中发挥主导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