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分权体系下的议会外交北大核心CSSCISSCI

议会外交的兴起打破了由行政机关垄断外交权力的结构,创造了一种对外交往的新范式。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进行的国际交往也属于议会外交的范畴,但与西方"三权分立"体制下的制衡式的议会外交有显著差异。对于中国议会外交的研究,应将其放置在外交分权体系之中,侧重对于总体外交下全国人大的外交地位的研究,并总结中国议会外交的策略与方式。具体而言,中国的外交分权体系表现为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相结合的"外交双重权力格局"。议会外交既是最高国家权力的直接运行,也是执政党领导下的总体外交的重要环节。在全国人大内部的职责分工上,"一院双层"的宪制构造使得议会外交的职能集中于常委会层面,并且建立了制度化的内外分工协作机制。在开展议会外交过程中,全国人大逐步明确了议会外交的目标,采取了灵活多样的策略方式,以服务于总体外交、促进经济发展并提升人大自身工作。现有外交分权体系确定了议会外交的制度空间,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则为规范外交分权体系、廓清议会外交的权力边界提供了制度契机。     

特朗普政府对朝鲜的强制外交北大核心CSSCISSCI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对朝政策因为朝鲜核扩散性质的恶化而具备了强制外交的各项基本特点,奥巴马政府的"战略耐心"政策就是一项典型的强制外交政策。特朗普政府上台数月以来,强调美国对朝政策的重大调整,宣告"战略耐心"已经结束,其朝核政策的明显变化在于:一是将解决朝核问题列为美国亚太外交与安全政策的优先事项;二是在对朝施压和威慑的力度、范围和国际动员的投入上明显增强。特朗普对朝政策转变,也适逢国际社会对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进展所产生的威胁认知不断上升之时。中美首脑"海湖庄园会"开始重建东亚在朝核问题上的大国合作进程,中美首脑共识正在为打破朝核僵局发挥重要作用。作者从强制外交理论的提出和发展的视角,介绍和分析了强制外交在解决核不扩散问题上的学术和政策主张,比较和探讨了特朗普政府与奥巴马政府在朝核政策上所发生的具体变化和调整。作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朝强制外交短期内不会将军事打击列为现实选项,对朝鲜的对策更接近于"战略强制"的内涵,以谋求全面遏制朝鲜的核武器与导弹开发能力。     

非传统外交：外交社会化及其后果北大核心CSSCISSCI

外交是一种古老的政治工具,自从有了国家,就建立了外交制度。自18世纪以来,在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共同努力下,由职业外交官垄断外交事务成为传统外交的主导范式。然而,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催生了社会因素的崛起,外交社会化成为20世纪以来世界外交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国内外学术界对外交社会化也做出了各种回应。根据它们对外交转型的态度划分,形成了传统学派、新生学派和改良学派三个学派。不过,所有对外交社会化的解释均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过于关注某一力量中心对外交社会化的中观和微观影响,缺乏对宏观和系统外交转型的研究。如果将多种社会力量的外交参与综合起来,就会发现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外交的非传统外交,如何统筹协调传统外交和非传统外交将成为各国外交面临的重要任务。置身于世界外交社会化的大潮中,中国应积极进行顶层设计,建设传统外交与非传统外交比翼齐飞的总体外交格局。     

论新时期中国的准联盟外交北大核心CSSCISSCI

近代以来,西方大国的崛起在对外关系上主要依靠联盟外交,如英、法、德等国家在欧洲的"合纵连横",日本的"与强者为伍"战略,二战后美国对北约和亚太联盟体系的经营,冷战后俄罗斯对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依赖等。受制于自身独特的发展阶段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地缘环境,中国缺乏历史上大国崛起所拥有的"后院",中国的战略文化也排斥"势力范围"和"联盟政治"思想。作者从中国的时代需要出发,认为现阶段中国的四大外交战略——大国协调战略、区域整合战略、政治联合战略和国际危机管理战略均难以满足中国的安全需要,中国应在联盟外交与伙伴外交之外探索"第三条道路"——准联盟外交。实施这种"联而不盟"的特殊外交类型需具备四个条件:竞争性政治集团、动态性权力关系、严重性安全威胁和"统合性"战略文化。在新时期国际"多元格局"下,中国应尝试开展灵活务实、相互联动的"三环准联盟外交"——多边组织型、新兴合作型与传统友好型,它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运筹与美国、欧洲大国、日本、印度等大国关系的战略支点。     

新公共外交内涵对中国公共外交的启示北大核心CSSCISSCI

九一一事件以及布什政府在中东地区开展的一系列公共外交活动引发了欧美学者对公共外交缺位及其复位后能否奏效的深层动因的考察,并由此带动了学术界对全球化时代新公共外交的研究热潮。与传统公共外交相比,新公共外交的"新"主要体现在:强调行为主体多元化,并且更多聚焦非政府行为体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和职能;关注以Web2.0为代表的社会媒体活跃所引发的海量信息生成及其为公共外交专业工作人员带来的严峻挑战;强调公共外交与国内公共事务相一致原则,淡化传统公共外交信息传递"内外有别"的传统套路;关注对公共外交实施效果的考察,其中,公共外交的目标能否与外交政策和军事行动相一致,公共外交的主管部门在官僚机构中的角色定位成为关乎公共外交成败的核心要素。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势必在全球新公共外交的宏观语境下进行,为此,作者挖掘新公共外交的内涵,透视其发展态势,以期为中国的公共外交实践提供更多的发展思路。     

周边制度与周边主义——东亚区域治理中的中国途径北大核心CSSCISSCI

随着1979年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展开与深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逐渐由1949-1979年的自主型转为当今的相互依赖型。在相互依赖关系中,就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而言,区域公共问题逐渐成为中国外交中的重要议程。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治理区域公共问题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由中国发起,与相关周边国家一起共同达成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周边制度安排。周边制度安排体现了近年来中国外交中所提倡的周边主义理念,同时也反映了相互依赖关系状态下中国更具国际责任观的新外交。中国与周边国家达成的周边制度正在成为东亚区域治理中的重要制度性力量。     

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中国公共外交北大核心CSSCISSCI

随着全球化尤其是中国国家利益全球化过程的展开,宗教问题对中国对外关系和对外战略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宗教领域的公共外交因此也日益成为中国传递自身宗教真实信息,促进与国外民众沟通和对话,塑造国家宗教形象,增进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方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宗教公共外交有了较快的发展,出现了诸如"世界佛教论坛"、"国际道教论坛"、"中国基督教圣经事工展"、伊斯兰文化展演等各种宗教对外交流活动以及制度性交流平台,这些都对在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的宗教政策和实践产生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中国的宗教公共外交起步较晚、底子较薄,而宗教无论作为中国社会还是对外关系的资源都有待充分开发。要实现从宗教资源大国到宗教文化强国的转变,中国还面临漫长的道路。作者指出,目前教(会)、学、政三界构成了中国宗教公共外交的主体,并逐渐形成了宗教界躬行践履、学术界建言献策、政界统筹协调的基本分工格局,而三界的资源整合、通力协作和良性互动将有力推进中国宗教公共外交的开展。     

试论现代外交的民主化趋势北大核心CSSCISSCI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现代外交就具有强烈的精英外交倾向,外交事务高度敏感,广大民众很少有机会介入外交领域。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交公开化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现代化、信息化和全球化趋势的推动下,外交民主化也成为当今外交发展的方向。从外交民主化的趋势来看,全球化时代的外交转型日益成为各国外交面临的重要课题。从外交民主化的维度来看,现代外交将走向由职业外交与非职业外交协调合作的新形态。     

发现中国新外交——多边国际制度与中国外交新思维北大核心CSSCISSCI

面对国际政治的转型以及跨国公共问题的挑战,中国在外交观念与实践领域正在发生悄悄的革命。文中的中国外交新思维是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中逐步形成的主张在多边制度安排基础上处理全球与地区公共问题的理念。中国新外交则是指在这一理念指导下所进行的一系列外交实践。中国新外交的结果是在国际关系领域一个“自由中国”的出现,“自由中国”表现在:中国对主权的新理解与调整,中国独特的多边制度治理结构,社会性因素在外交中地位的上升以及因为参与多边制度而带来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制度化与社会化。“自由中国”的兴起,将对未来东亚国际治理乃至世界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认知的视角讨论中国和平发展外交目标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外交目标实际上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认知,中国外交目标的设定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在设定目标的过程中,自我认识必须参考他者认识,内向思考与外向思考相结合,在此基础上,从国家利益出发得出合乎客观的主观认识。中国外交目标的认知与判断,具体体现为关于发展目标、政治目标、安全目标和文化目标的认知与判断,国家利益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作为一种主观认识,中国外交目标的设定是一种价值选择,它主要取决于中国对客观环境、自身国力的主观判断。     

领导人人格特点与中国外交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为探寻中国外交研究的新视角,作者将政治心理学中的人格类型理论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相结合,以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人格特点为例,探讨中国领导人的人格特点差异与新中国外交变化和转型的关系,分析人格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结合的可能性和意义。结论表明,对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来说,人格类型理论为中国外交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工具,为中国外交研究提供了进行比较研究的国际视野,克服其他理论视角对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的一些盲点,更好地解释新中国历史上中国对时代主题、对世界的基本态度、对主要大国政策以及对地区政策调整和变化的动因,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对外政策的中国特色。将人格理论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相结合也适应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建设的趋势,有助于为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建设贡献中国元素和中国经验,发展一种超越西方外交实践的更为广泛的对外政策分析理论。作者在结论部分提出一种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的综合性分析框架。这种框架将领导人作为研究核心,同时也不忽视其他影响因素的作用。     

外交决策的微观分析模式及其应用北大核心CSSCISSCI

影响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只有经过实际的外交决策过程,才能产生最终的外交政策结果。对外交决策过程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微观模式:对决策者认知和个性研究的模式、小集团思维模式、组织过程模式和官僚政治模式等。但是,这些模式存在信息的不充分性、应用的普遍性以及解释力的不完备性等不足。针对这些问题,对外交决策过程的研究需要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选择不同的外交决策模式,如基于外交决策所涉及问题的性质的分析思路、基于最高决策者的分析思路和基于决策单位的分析思路等。     

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的框架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中央大力推进外交思想和理论创新,逐步确立起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框架:站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理想指引;以和平发展为战略选择,恪守和平发展的理念,创新和平发展的思想,夯实和平发展的基础;以塑造新型国际关系为战略目标;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理想;以合作共赢为战略路径,强调发展和安全两手同时抓、两手都要硬;以健康稳定为引领寻求新型大国关系的突破,以亲诚惠容理念为引领重塑周边关系,以正确义利观为引领创新同发展中国家关系;以完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倡导"一带一路"建设等为引领推动多边合作。     

中国外交十特色--兼论对外交研究的启示北大核心CSSCISSCI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外交逐步形成了一些有独特性、创造性的理念和做法,包括:"发展"、"主权"、"责任"三大目标的相辅相成;低调温和、不搞对抗的外交姿态;有理、有节的国际改造观;层次多样、优势互补的复合外交形态;细密结合的外交"四条线";"和谐世界"理念的逐步形成;不断充实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形成中的"以人为本、外交为民"思想;既有连续性又具代际创新的指导方针;渐进、有序的外交转型。这些特色,体现了中国外交在国际变局下的巨大进步,开辟了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学探索的新天地。     

全球化、社会变化与中国外交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对中国外交的研究中,社会变化或者社会问题的影响问题一直受到忽视。作者强调了外交政策中社会变化问题的重要性,试图提出而非回答一些问题。中国卷入全球化已经带来了基本的社会变化。在过去20多年中,全球化不仅改变了中国经济而且影响了中国社会。尽管如此,中国整体的外交政策仍然由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为中心的日程所主导,尚未有效地回应来自全球化的社会挑战。作者还就一系列问题(如中国到底如何形成系统的全球治理主张、如何保护全球化下的中国社会、如何调整中国的国际道义外交等)提出了一些看法。     

东亚区域内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虽然美元在区域内仍然扮演重要角色,但人民币在东亚9个经济体货币篮子中的权重排序基本上呈现地位稳步上升的趋势,而日元的权重则呈现下降趋势。这意味着,虽然东亚经济体目前都还没有正式宣布把人民币作为钉住货币,但在实际上人民币已经成为东亚区域内一个至关重要的隐性货币锚。     

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定位与演变北大核心CSSCISSCI

二战后,日本从联合国的“原敌国”地位出发,致力于提高其国际地位,并确定了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目标。日本在实现“常任梦”方面已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还存在着一味追随美国、否认侵略历史等致命弱点。日本能否圆其“常任梦”,主要取决于联合国改革能否取得突破以及日本能否赢得广泛支持等因素。     

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与新秩序构建北大核心CSSCISSCI

历史上中国与周边构建了稳定的关系结构与秩序,至近代,由于中国的衰落,传统的关系与秩序崩塌。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百年衰落的下行线,开始逐步重建周边关系与秩序,但长期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以周边为基础的区域观并没有确立起来。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中国采取新的措施逐步与周边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形成愈益密切的经济关系,利用不断提升的实力和影响力,推动地区关系向良性的方向发展,并且在调整中构建新的地区发展和安全秩序。对中国来说,构建秩序的目标不是为了获取霸权,也不是要建立以己为中心的势力范围,而是为了一个稳定、和平、合作、发展的地缘区域综合环境。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开始回归,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构建新周边关系与秩序的重要载体。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以及周边地区秩序的变化要放在历史转变长进程中来认识和考察。     

奥巴马政府与亚太地区秩序北大核心CSSCISSCI

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的崛起和东亚地区合作的开展推动着亚太地区秩序的转型。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着力打造跨太平洋体系,以塑造新的亚太地区秩序。该秩序的特点是以美国主导的共同体秩序为核心,并带有大国协调秩序和两极秩序的元素。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以制衡中国力量和影响力的上升、巩固美国在本地区的利益和地位为目标,加大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竞争的力度,重塑地区政治经济格局。该战略的实施一方面凸显了地区秩序中的安全因素,提升了美国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巩固了美国对亚太秩序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这些战略举措增加了中国在亚太所承受的外交与安全压力,掣肘着东亚合作的发展,并加剧了地区秩序两极化的张力。与此同时,奥巴马的亚太战略也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挑战,主要表现在新形势下美国在地区事务中角色的恰当定位、安全牌的限度、如何处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如何调节东亚秩序与亚太秩序的关系等问题上。展望未来的亚太新秩序,其塑造力量将更加多元,支撑机制会更加多样,秩序运行的规则将更多地带有亚洲的印记,太平洋两岸在该秩序中的地位亦将更加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