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以近代海关为中心

晚清时期，由于列强控制下的中国近代海关的介入，在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基础上，围绕财政分割和财源争夺，中央政府、地方当局和近代海关三者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本文阐述了这一关系形成和演化的曲折历程，剖析了这一关系的主要特点及其影响。由此展示了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中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若干重要问题。     

晚清时期的华洋定货纠纷及其裁处北大核心CSSCISSCI

晚清时期,由于西商东渐,华洋商事纠纷因之迭起。作为华洋商事纠纷主要样态之一的华洋定货纠纷,在其时比较多见的是华商由于定货不出,以致被洋商扭控到官。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在理处该类纠纷时,有时被迫仰西方陪审领事之鼻息,采曲护洋商之立场;但因定货纠纷涉及诸多商业知识,为促动纠纷早日解决,其亦常邀请同业对纠纷所涉争议之点发表意见,甚或借助于商人组织和外籍律师等社会性力量排解纠纷。而西方驻华司法机构在裁处华商控告洋商之定货纠纷案件时,无形中又确认了西方商事惯例适用的"优位性",从而使中国商界固有之定货商事惯例遭到极大冲击,并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嬗变。     

社会变迁视阈下晚清茶税研究——以皖南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

本文以皖南,特别是徽州外销茶叶为中心,考察了晚清(1840—1911年)外销茶税的征收过程。文章以学界有关中国古代茶税研究成果为基础,将研究重心由传统转为近代,由综合转向局部,聚焦近代社会转型视阈下皖南茶税征收的政策管控和利益博弈的动态演化,试图勾勒出近代皖南茶税征收管理的独特性,以深化对晚清社会变迁背景下清廷税收管理能力嬗变过程的理解。文章首先利用官员奏折、日记、徽州文书、地方志及家谱等资料,对咸同兵燹以来皖南外销茶税由课转捐、由户部负责转为“督臣派员抽收”的特殊格局予以整体梳理。同时以曾国藩改革皖南茶税征收模式为例,进一步分析了其机构设置、人员配置、章程颁行、捐厘分征等举措。     

折漕采买浅议——考察晚清漕运体制改革的另一视角北大核心

晚清漕运体制改革是在缺乏朝廷统筹布局的情况下,主要由有漕各省分别推进的,从中大致可以梳理出由湖广发端的漕务改章、江浙漕粮海运和南漕改折以招商采买三条主要线索,其中第三条线索较少受到研究者关注。折漕采买可追溯到道光初招商采买台米以济京仓,道光中即与试办海运同被朝廷视为应对漕运危机的政策选项。迨咸同之际,冯桂芬倡议改折南漕、解京发饷、招商采买以裕京仓,而两江大吏鲜有正面回应者。至光绪后期,始有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推出大体切实可行的折漕采买实施方案,但随着百日维新失败而被推翻。本文选取晚清漕运变迁史的另一视角,考察折漕采买的内在动力、演变趋势、历史意义、与海运漕粮和漕务改章的关系,以及最终被朝廷弃置的原因,以期有助于展现漕运体制改革进程全貌。     

台湾农会制度经验及对福建“六大员”制度建设的启示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在论述福建省"六大员"制度建设的基础上,结合台湾农会公共服务供给的成功经验及其有效做法,认为台湾农会发展经验对完善福建省"六大员"制度、进一步发展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推进海峡西岸新农村建设等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晚清绥远城军事学堂经费情况分析——以档案为中心

晚清新政在军事和教育两方面进行的近代化改革主要集中在军事学堂的推广,当时政局动荡,清政府财力紧张,经费问题是办学的关键。通过对土默特左旗历史档案、绥远奏议等史料分析梳理出晚清绥远城军事学堂经费主要分为:开支和收入两个方面。其中经费开支包括:开办必需经费项和常年额支项两个方面。经费收入包括:窑厘总局发放的成窑厘银和土默特煤税项、移支正项巡警盘费银、发商生息银和官商利息银、绥远八旗牧厂地押荒岁租项、杂项银、杭锦旗贝子阿尔宾巴雅尔报效军事学堂款项六个方面。探讨晚清绥远城军事学堂经费收入情况,对近现代民族地区军事院校的开办和管理制度的完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晚清对德国军事技术的接受——以小站练兵为中心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逐步踏上了学习西方的征程。小站练兵即是其中重要的一幕。此次练兵,论兵者依然在完全掌握主导权的情况下,对德国进行了自主学习。之后,中国陆军开始步入近代化。但文化背景、价值观的差异使沟通在许多方面存在着障碍,进而制约了军事教育的成效。由此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也不可避免地慢慢显露出来。     

晚清四川的州县经费研究——以南部县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

本文从地方经费数额变化、财政收入构成及地方经费与财政的比例变化等三个方面对晚清南部县的经费问题进行考察。晚清南部县的地方经费分为存留、养廉及厘金杂捐的自用部分,其中存留、养廉银比较固定,厘金杂捐有了很大的增长。地方经费的增减受财政体制、经济变化和地方事务繁简的影响。养廉银占地方经费的比重有限,故对地方事务的补助有限。厘金杂捐用于地方事务的仅占10.8%,其对地方治理的作用不可夸大。三费局、学田局不仅负责“三费”和学务费,还实际起着经理县经费的作用。     

近代会计思想的西学东渐研究——以《会计杂志》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以《会计杂志》为中心考察近代会计思想的西学东渐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本文在近代会计思想西学东渐的整体框架下把握住会计期刊这一新兴的传播方式,逐一论述了《会计杂志》中对西方会计思想的翻译与评介、学习与运用等内容,以期更加细腻地梳理会计思想西学东渐的脉络,进一步挖掘其社会影响和历史启示。     

晚清传媒对司法的影响——以《申报》报道“查治福鸟枪毙华人案”为例

《申报》对发生在上海租界内“查治福鸟枪毙华人案”的连续报道是该刊创办早期在司法领域的一次媒体尝试.本文试图通过《申报》对此案详细的追踪报道和对该案件司法处理不公的抨击、揭露等方面分析,探析《申报》这一典型传媒在司法案件处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进而了解在晚清这一历史转型时期传媒在传播司法文化、监督司法运行和推动司法进程方面的进步影响.     

晚清华北乡村商业经营及相关问题——以东安县小惠庄三成号材铺盘存单为例北大核心

晚清东安县小惠庄三成号材铺盘存单,年代连续,内容丰富,完整地呈现了三成号历年的经营活动,显示了晚清华北地区小本经营的商业店铺发展模式。同时,它还反映了该地区的货币行用及会计知识发展问题,再现了该时期材价、地价及粮食价格序列。这批盘存单不仅一定程度上佐证了直隶地区粮价表数据质量的可靠性,亦揭示了商业经营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对深入了解晚清华北乡村商业与社会的变迁有较高的例证价值。     

清末官报派销发行方式管窥--以《北洋官报》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为清末新政主要内容之一的《北洋官报》,不仅在官报的创办上具有样板的功能,其发行方式也被晚清其他百种官报模仿,不仅传统官报发行之大清邮局、民信局、驿递等邮递途径被广泛运用于官报发行中,而且形成了"派销"与"代销"为主,辅之以函购等发行方式。本文从《北洋官报》之派购对象、派销份数、添购及报费之欠解等角度,考察《北洋官报》的派销发行,以期分析清末官报的停刊与其主要发行方式——派销之间的关系。     

晚清厘金的奏报与收支数量辨正——以江苏、浙江为中心北大核心

厘金最初是清政府应对国内军事危机的筹饷举措。有赖于各省厘金的征解,晚清严重的军事、财政困局才得到暂时纾解,并为恢复战后社会、经济秩序提供了税收保障。既有研究关于全国和各省厘金收支数量,主要参考罗玉东根据档案抄件整理的数据,但罗著中的厘金数据及种类均存在一定的缺失、错漏。厘金征收始自江苏,江苏、浙江两省厘金收数巨大,也是上缴中央及协济他省最多的两个省份。本文根据原始档案对江苏、浙江两省厘金的征收过程以及收支数量作出补充与修正,并对厘金的奏报和算法问题进行解释说明。     

试论抗战前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原因——以建设委员会商业化运营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抗战前夕,建设委员会将自己所经营的4家大型国有企业迅速转为私有化,此举在当时的确引起了巨大震动。该事件的原因颇为复杂,不但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紧密联系,也与建设委员会的发展前景、建设银公司的出现背景与张静江的私有化思想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探讨这一事件,有助于理解在抗战前夕,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整合国家整体经济实力而采取的非常措施,也反映了国民政府对国有企业投资上的无力与管理上的无奈。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对四川币制的统一——以整理地钞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清末民初之后,四川货币制度日趋混乱,经济民生深受其害。为统一币制,刘湘曾于1934年初设立四川地方银行,发行地钞。但不到一年,地钞就因滥发而濒临崩溃。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实现了对四川的初步控制后,即对四川币制进行了整理和改革。通过收销以地钞为主的杂劣货币,结束了四川币制的长期紊乱局面,实现了币制统一。整理地钞,不仅是国民政府对四川政治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抗战前国民政府整理地方币制的一次颇为成功的案例,它为四川金融稳定、经济复苏,并成为抗战大后方奠定了基础,也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实现了互利共赢的结果,为其他各省整理币制树立了典范。     

明代嘉靖年间日本贡使的经营活动——以策彦周良《初渡集》、《再渡集》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日本赴明使者策彦周良在其《入明记》中,所记店铺字招,多达90余个,涵括手工作坊、商店摊铺和生活设施三大类。策彦一行,旨在利用出使机会,大力从事贸易,人数远超明廷定额五倍。策彦两次出使明朝,每次一路收购中国商品,广达丝、绸、书籍等60余种,包括文化用品、工艺品、食品、日常器皿、日用百货、丝毛织物、药材、计时器等,门类广泛,不少标有具体名称、数量及价格,甚至交代了商品来源、特色及用途,购买背景,何人经手,何人说价等,饶有趣味,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日本贡使的贸易性质。策彦等人在使明期间的经营活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明后期中日贸易的实态。     

光绪朝奏折制度考察——以《清德宗实录》为例

光绪朝在晚清社会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在折件内容方面,该朝的一些规定在以往各朝的基础上又得以强化与提升,进而完善奏折制度。光绪朝折件内容,据《清德宗实录》可见,有一定的变化特点,种变化必然与光绪朝政治需要相一致。光绪朝奏折使用者大体范围定型于前朝。在光绪朝折件处理过程中,执政者很特殊,除了无实权的光绪帝之外,还有垂帘听政的皇太后,所以存在皇帝与皇太后批阅奏折两种形式。光绪朝不仅在折件内容、进折人员、折子批阅方面出台一些相关规定,还有对折件亲笔书写、避讳、书写格式、称谓、封装、奏折附件、奏折折底、密折等内容要求。在奏折一些其他规定中,可以看到朝廷对官员奏折各方面表现得十分细致,一旦发现错误,都会给予严厉的惩罚,随之也有相应的规定出现。此朝奏折制度具有沿袭性、加强性、完善性的特点。光绪朝奏折制度规定日益严密,这就使奏折成为＂繁文缛节＂似的章程,其必然影响到政务信息处理的迅捷,其后果也可想而知。     

论国际因素的合法化机制——以地方治理创新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随着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日益紧密、全面,国际因素已经成为国内治理变革中不可忽视的变量,利益、制度和知识是国际因素的三种基本形式。作者扩展了合法化概念,提出国际因素介入国内治理变革需要获得国内利益主体的接受和承认,中央权威、地方权威和社会公众是三个基本主体,因此有三种获得合法性的基本机制,即国家合法化机制、地方合法化机制和社会合法化机制。作者通过对行政审批、立法听证和政府绩效评估三个政府治理创新案例的分析,描绘了利益、制度和知识三类国际因素介入地方治理创新的过程、影响以及结果。虽然不同类型的国际因素介入地方治理过程依靠的是不同的合法化机制组合,但都需要在介入之前或者介入过程中通过国家权威获得合法性。随着地方和社会自主性的提高,国际因素通过地方合法化机制和社会合法化机制产生的实际效果更大,但这两种机制也可能会与国家合法化机制产生矛盾。提高国家合法化机制的开放性和包容度有助于减少合法化机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开发区管理体制的过渡性与变革问题研究——以管委会模式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为推动改革开放和启动区域发展的制度型效率组织形式,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的因素,都使得开发区在管理体制的探索上带有一定的试验性与过渡性。一旦其初始确立的环境条件、背景基础和功能结构发生了变化,一些体制性的冲突和功能紊乱现象就会浮现出来,表现为封闭运行、管治碎化和体制复归倾向等。其原因在于,开发区管理体制变革中存在制度供求的缺口。受过渡性的约束,开发区管理体制的变革在模式选择上呈现出渐进性的特点。如何推动开发区管理模式的实质性创新,关系到嵌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分工深化、跨区域的价值链重组与合作等现实问题,从而也成为优化区域治理结构的重要内容。本文指出,开发区管理体制的实质性创新应遵从企业家城市的转型需求,在准确判断开发区发展的空间性质和演化机理的基础上,将其纳入以整合性治理为导向的地方政府管理体制变革的总体框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