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机制对国内武装冲突影响的研究——基于回归断点设计的数量分析(1946-2009年)

国际机制不仅影响国家行为体,也影响国家层面之下的非国家行为体,并作用于两类行为体间的互动。作为最为成熟也是影响范围最为广泛的国际机制之一,国际贸易机制一方面通过机制功能作用于国内政治中的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另一方面施加影响于贸易议题从而刺激国内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无论是机制还是贸易都与国际和平战争研究紧密相关,如"贸易和平论"与"国际制度和平论"。基于国际原因与国内产出之间的关系,国际贸易机制如何影响国内政治,特别是影响国内冲突的爆发风险?通过回归断点设计(RDD)与Logit回归分析,1946-2009年之间的国际贸易机制(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及国内武装冲突数据显示,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能够在整体上显著降低国内武装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但是,在分别控制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贸易因素和外部因素之后,实证结果显示国际贸易机制对各国国内冲突风险实际上是一种条件性的混合影响。     

与对手贸易:一种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

与对手贸易是国际政治领域一种独特的政治现象,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与已有的分析路径不同,作者构建了一种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以力图更好地解释这个问题。根据该框架,国家行为体的偏好为国家安全,而社会行为体的偏好是经济福利,两者的偏好共同制约着一国政府与对手贸易政策的制定。一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最终输出则不仅仅取决于国家行为体和社会行为体之间的博弈能力,而且还受到其他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护的平衡——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环境保护机制探析

作为以促进贸易自由化为宗旨的国际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在平衡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护关系方面显得步履艰难。在制度设计上,世界贸易组织偏重于对贸易自由化的维护,而在案件审理实践中,争端解决机构则越来越顾及环境保护的要求。在新一轮的“多哈回合”中,各方对贸易与环境议题的争论和分歧较大,谈判的失败标志着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贸易和环境的利益平衡将面临着更多的挑战。     

国际制度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机制——来自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解释

近些年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为国际制度的国内影响发展了几种重要的因果机制。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主要探讨了在行为体偏好给定的条件下,国际制度如何改变了国内行为体在信息、权力和利益分布上的既有均衡状态,从而影响了国内政治的结果。如果国内制度具有集权的特点,国际制度就可以作为信号和承诺装置;如果国内制度具有分权的特点,国际制度就可以用来对权力资源进行再分配。但这两种效应往往发生在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力较强时。当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力较弱时,国际制度可以作为社会集团的政治动员工具。     

WTO框架下的美国对华纺织品贸易政策的新动向

中美纺织品贸易长期以来是两国经贸乃至政治领域中的敏感话题。本文立足于世界贸易组织这一规范当今中美纺织品贸易的体制性框架,认为WTO框架下的美国对华纺织品贸易政策新动向包括:依托WTO规则及中国入世相关法律条款巧设进口壁垒;以数量性限制作为贸易政策的主要目标;鼓动其他发展中国家支持美国对华纺织品出口的设限行为;通过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弱化中国输美纺织品的竞争优势等。 通过进一步从经济、政治、法律三方面的成因分析,作者认为:WTO框架下的美国对华纺织品贸易政策作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乃至美国对华政策的一部分,仅仅是美国牵制中国以最终实现其国家战略的一个筹码。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分析

在贸易自由化条件下,我国在粮食贸易不具备比较优势,而且国际贸易市场还不能为我们充分利用,贸易伙伴范围狭小,在国际贸易农产品安全纠纷案中,我国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因此,建立健全相关贸易法律体系,培养具备法律知识的贸易人才已迫在眉睫。     

争论与妥协:美国“贸易促进授权”新探

"贸易促进授权"(TPA)模式是美国国会批准政府签署的国际贸易协定的特殊方法.它是国会和以总统为首的政府之间划分美国对外贸易决策权的结果.从TPA的历史演变来看,国会对贸易协定谈判的干预和监督日益加强.     

商务外交:美国实现贸易政治战略转变的途径

作者从商务外交的新视角论证了美国实现贸易政治的途径。商务外交是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概念,是当代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政策中的商务利益与外交战略的交融。从政治外交到商务外交是美国实现贸易政治的重大战略转变。这一转变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1)商务外交贯穿于美国贸易政策和对外战略制定、实施和调整的全过程;(2)商务外交是美国实现国际政治和外交目标的最佳途径;(3)商务外交是美国驾驭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和实现区域贸易外交政策的主要途径;(4)商务外交是美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知识产权创新助力全球贸易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创新驱动已成为许多国家的战略选择。国与国之间竞争的核心是科技创新的竞争。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并成为国际政治和经济竞争的焦点。知识产权在企业参与全球贸易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知识产权保护日益成为国际贸易规则的重要内容,国际贸易协定中也有知识产权的相关内容。因此,通过政策促进技术创新,处理好企业和政府部门之间关系,营造良好创新环境,是我国政府在新的贸易形势下,为推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和使用,加强与其他国家政府间对话与合作,促进与其他国家之间相互理解并达成一定共识,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空间拓展、重塑竞争优势、增强我国在国际贸易制度框架制定中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话语权的重要举措。     

TPP是美国的一种虚张声势

在美国总统没有拿到贸易促进权的情况下,其他国家考虑到美国国内政治的特殊结构,一般不会认真地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     

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综合经济效益分析

服务贸易自由化成为贸易一体化和世界贸易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然而，有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服务贸易的经济效益提出了质疑，认为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提出只能为发达国家带来益处，是发达国家追寻自身利益．扩大贸易利益国际分配不公的一种手段。因此，有必要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经济效益进行一个客观的分析，以便为各国制定服务贸易政策提供一个总的参考方向。     

美国的贸易政治对贸易政策决策的影响——基于TPP谈判的视角

文章认为,奥巴马总统推动的TPP谈判之所以引发国会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博弈,主要是因为民主党与共和党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在这场博弈的背后,是美国贸易政策决策的整个政治过程即贸易政治;在有关TPP的谈判内容和谈判条款的设定上,各利益集团都试图通过对国会议员的游说来抵制由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冲击;在国会两党竞争的政治格局中,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是通过两党的不同政治主张而集中显示,并最终体现在由政府制定的贸易政策上;而政府在制定有关TPP谈判的政策时,首先考虑的是国家的整体利益,这是由美国贸易政策的特殊性,即它是国家整体外交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点所决定的。中国在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往来中,为规避其贸易政治的影响,应通过继续对其"院外援华集团"实施"利益均衡"的策略,培育其与中国之间的"相容利益";同时加强与那些保护性利益集团之间的沟通和磋商;并借助"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一机制和平台,加强与美国行政部门的沟通、磋商及协调。     

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与美国贸易政治

“市场经济地位”和“市场经济”一样 ,不仅仅是经济学词汇。“市场经济”是一个意识形态术语 ,更接近于“民主国家” ,而“市场经济地位”则更多的是一个法律术语 ,是国际贸易纠纷仲裁中一个重要的标准。贸易是真正的政治 ,不仅牵涉到国际政治 ,更牵涉到国内政治。贸易谈判如果不能和国内政治连线 ,在贸易谈判中一定会处于劣势 ,甚至签下“城下之盟”。今后 ,我国面临的贸易保护及谈判压力只会与时俱增。理解美国贸易政治的机制 ,探求改进贸易政策制定的结构 ,实为当务之急。     

多边贸易体制制度设计与改革前景

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政府多次声称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恶意阻止多边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上诉机构大法官的正常遴选进程,致使该委员会的运行陷入瘫痪。美国还要挟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议程,给多边贸易体制的前景蒙上浓重的阴影。在此背景下,主要国家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和多边贸易体制的方案纷纷出台。然而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案,世界贸易组织和多边贸易体制仍然不能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或者建立新的多边贸易规则,更无法推动发展中成员的贸易自由化。究其原因,是这些方案都没有触及一个基本问题:世界贸易组织和多边贸易体制能够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化的极限何在、何处是其制度的能力边界。作者从国际经济制度设计及其背后的理论逻辑角度分析了多边贸易体制的优势、局限及其面临的挑战,并对其前景和可能的改革思路等进行了讨论,主要得出两点结论:第一,作为一种国际经济制度安排,多边贸易体制推动了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并促进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世界贸易快速发展,同时也为80年代以来的区域以及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打下基础。第二,超越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边界,试图推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高水平贸易自由化将是非常困难的。     

冷战后美国贸易战略的导向

从冷战后美国贸易战略运行的轨迹来看,其主导方向仍是全球贸易自由化。这一导向主要从三条战线上展开:一是经营开放式地区主义,把自由贸易区作为通向全球自由贸易的铺路石;二是软硬兼施,打破乌拉圭回合谈判僵局,积极推动全球贸易谈判进展;三是在双边行动中按照美国贸易开放标准,强硬“提升”对方贸易自由化纯度。美国政府之所以在紧张的国际贸易背景下坚持主导全球贸易自由化,主要在于全球贸易自由化有利于增强美国的经济实力,有利于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念,有利于实现美国主导世界事务的整体战略。从今后较长一段时间看,美国贸易战略这一导向难以改变。它将对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对世界贸易自由化发展的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美国的贸易政治对贸易政策决策的影响——基于TPP谈判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认为,奥巴马总统推动的TPP谈判之所以引发国会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博弈,主要是因为民主党与共和党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在这场博弈的背后,是美国贸易政策决策的整个政治过程即贸易政治;在有关TPP的谈判内容和谈判条款的设定上,各利益集团都试图通过对国会议员的游说来抵制由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冲击;在国会两党竞争的政治格局中,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是通过两党的不同政治主张而集中显示,并最终体现在由政府制定的贸易政策上;而政府在制定有关TPP谈判的政策时,首先考虑的是国家的整体利益,这是由美国贸易政策的特殊性,即它是国家整体外交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点所决定的。中国在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往来中,为规避其贸易政治的影响,应通过继续对其"院外援华集团"实施"利益均衡"的策略,培育其与中国之间的"相容利益";同时加强与那些保护性利益集团之间的沟通和磋商;并借助"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一机制和平台,加强与美国行政部门的沟通、磋商及协调。     

财经

美国总统奥巴马3月1日向国会提交的2013年贸易政策议程和2012年度报告显示,2013年美国贸易工作重点有：2014年年底实现出口倍增,加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与欧盟进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谈判,在世贸组织继续推动贸易自由化。     

国家自主性、中央银行独立性与国际货币合作——德国国际货币政策选择的政治逻辑北大核心CSSCISSCI

政治经济学文献表明,通过将货币政策交给具有独立性的中央银行来管理,政府可以增强货币政策承诺的可信性。但是,具有独立性的中央银行在政治过程中也构成了一个否决行为体,从而有可能限制国家(政府)的自主性。根据"结构导致的均衡"的分析视角,如果国家偏好与中央银行偏好不一致,何者可以转化为权威性行为将取决于该国的政治制度。在国内政治制度的变革难以实现的情况下,国家可以通过参与国际制度与国际谈判来改变中央银行与政府之间的既有均衡,并使这种均衡朝着增强国家自主性的方向演变。作为世界上独立程度最高的中央银行之一,德国联邦银行担心欧洲货币合作会干扰其维护国内币值稳定的目标,更不愿通过放弃本国货币马克来推进货币一体化。但是,德国联邦政府通过其在国际制度与国际谈判中享有的信息优势与合法性,克服了德国联邦银行对欧洲货币合作的反对,推动建立了欧洲货币体系和欧洲货币联盟。     

国家自主性、中央银行独立性与国际货币合作——德国国际货币政策选择的政治逻辑

政治经济学文献表明,通过将货币政策交给具有独立性的中央银行来管理,政府可以增强货币政策承诺的可信性。但是,具有独立性的中央银行在政治过程中也构成了一个否决行为体,从而有可能限制国家(政府)的自主性。根据"结构导致的均衡"的分析视角,如果国家偏好与中央银行偏好不一致,何者可以转化为权威性行为将取决于该国的政治制度。在国内政治制度的变革难以实现的情况下,国家可以通过参与国际制度与国际谈判来改变中央银行与政府之间的既有均衡,并使这种均衡朝着增强国家自主性的方向演变。作为世界上独立程度最高的中央银行之一,德国联邦银行担心欧洲货币合作会干扰其维护国内币值稳定的目标,更不愿通过放弃本国货币马克来推进货币一体化。但是,德国联邦政府通过其在国际制度与国际谈判中享有的信息优势与合法性,克服了德国联邦银行对欧洲货币合作的反对,推动建立了欧洲货币体系和欧洲货币联盟。     

国际经济合作的国内制度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国内制度与国际经济合作关系的研究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议题之一。国内制度被认为可以帮助解决国际合作面临的一般性问题:违约问题。国内制度可以通过授权、权力制衡以及透明度来提高国家政策承诺的可信性,同时也会改变国内行为体组织集体行动的成本与收益,从而均衡不同政策主张的政治力量。国内制度既是汇聚行为体政策偏好的框架,也是设定政策输出过程、影响政策本质的方法,因此合理地设计政策制定程序能够促进国际经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