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东北地区棉纺织品商人的活动及其性质——以奉天“丝房”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中国商人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总是显示出“柔韧”的一面.现在,我们已经充分的认识到,对于这种“柔韧”的性格,不能一概以进步或反动对其进行简单的宏观定性,而是应该根据其所处具体社会背景对其活动进行具体论述与分析.对于活跃于更加特殊的时间与空间的我国东北地区中国商人更应该采取这一分析主调.本文利用了大量日文原始资料,针对20世纪前期奉天代表性商人“丝房”的活动及其性质进行了微观的实证研究.主要观点是:丝房的经营活动对于民族工业发展所起的作用具有鲜明的两面性特征.在丝房与外国资本的关系方面,既有从属性的一面,也具有与外国资本竞争、对抗的一面.     

地域、宗族、商人与同姓团体——以闽南地区的田野调查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宗族和同姓团体是中国汉族社会常见的父系亲族组织。严格定义的宗族是一典型的以父系血缘为主线的血缘继嗣群。然而,在传统汉族社会,一些宗族组织为了扩大其自身的力量和规模,单纯靠血缘的延续和继承很难达到目的,经常利用同姓,通过祭祀远祖建立联盟,因此产生了由复数的同姓宗族构成的虚拟血缘的同姓团体。宗族和同姓团体这两种类型的父系亲族组织在闽南地区都存在。本文根据笔者多年来对闽南同姓团体所做的一系列田野调查研究,对当代闽南同姓团体的组织结构、社会功能及其产生的社会原因进行研究,指出当代闽南同姓团体活跃的原因,不仅是宗族的地缘性利益趋同,也是市场经济发展下商人经济利益趋同的结果。     

乾隆年间活跃在武威的山陕商人——以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乾隆年间汇聚在甘肃武威的山、陕二省商人合计有六七百家,其中陕商多来自关中的西安、同州二府,晋商则主要来自平阳、汾州、太原等府和解、绛二直隶州。武威是连通中原与甘肃西部甘州、肃州乃至新疆的重要转运枢纽,其商业规模和腹地范围均超过省城兰州。山陕商人从内地输入的商货主要为绸缎、布匹、杂货等,西安、洛阳、潼关、泾阳、索桥堡等地是商货转运的重要节点。     

糖业融资与近代金融资本市场——以近代四川业糖者融资问题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

在近代四川糖业区域化、产业化的发展过程中,融资问题成为业糖者从事糖业活动的关键因素之一。近代川省业糖者融资活动大致上分为两个阶段:抗日战争以前,蔗农多通过"卖预货"及"借高利贷"维持生产、生活;制运糖商多属殷实,贷入资本不多,如需融资,多依赖于商业资本,较少与金融业发生关系,但这也不否认其与传统金融业(钱庄、票号、当铺)发生联系,即比期借款及异地划汇。之后,国家合作社贷款增加了蔗农融资渠道,制运糖商与近代金融业的关系日渐密切,业糖者经营活动严重依赖近代金融业的资金贷放。在业糖者融资过程中,商业资本及金融资本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商业资本是糖品向外运销的驱动力,促进了糖品生产价值的实现,但并未干预糖业生产组织形态;近代金融业的发展密切了其与糖业的关系,但二者的关系却相当复杂,应予以动态地、全面地分析。     

清入关前八旗组织的商业性——以皇太极时期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八旗是清代国家与社会制度中较有特色的、能体现其与前代统治差异的实体性组织,它在清代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研究者普遍关注到的是八旗组织在政治、军事上的影响,但实际上八旗在清入关前的各种经济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皇太极时期,商业在后金(清)的经济发展中占据了主要部分,而八旗组织则是开展商业活动的主体。至清入关前夕,八旗先后通过组织商队、管理市场,垄断了清初的商贸特权,在此基础上影响了清初财政制度及社会内部交易秩序的变化,逐渐将八旗组织的商业性呈现出来。     

新作物扩张与晚近胶州湾海岸淤变“再加速”——以红岛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清中后期,胶州湾北岸海岸发育因大沽河上游——胶东地区人类活动影响再次加速。究其原因,清中后期至民国年间,在粮食危机和农业商品化刺激下,玉米、花生、番薯在胶东丘陵山地获得大规模扩种,导致胶东作物种植结构发生重大改变。新作物的生物学属性以及种植方式、除草培土等田间管理行为较传统作物更易诱发水土流失。新作物的扩张与降水、地形等自然因素交互作用,致使胶东低山丘陵地区水土流失再次加剧,纵贯胶东的大沽河及其各支流输沙量骤增,红岛及胶州湾北岸淤变加速。处于海陆生态交错的红岛地区,其连陆成岸是一个长期蓄势后急速加推的过程,美洲作物引种具有加持性影响,凸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双向互动、陆海联动的生态图景。     

乡村振兴战略的旅游路径研究——准入门槛及其差异化选择北大核心CSSCI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是选择战略路径,而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路径和突破口。那么,乡村振兴战略的旅游路径是否存在准入门槛以及其旅游路径的差异性如何呢?本文采用组态视角和QCA方法,基于竞争优势理论框架构建乡村振兴旅游路径的组态分析模型,并结合12个全国乡村旅游发展典型案例进行实证研究,探索乡村振兴战略旅游路径的准入门槛及关键因素之间的耦合构成,探讨乡村振兴旅游路径的生成逻辑,并进行其旅游路径差异化选择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单个条件变量并不构成乡村振兴旅游路径准入的必要条件,乡村步入旅游发展之路并不存在严格必要的限制条件;实现乡村振兴的旅游路径是多元化的,共生成七条具有差异化的乡村振兴旅游路径,其中"政策与经济双驱型旅游路径"是乡村振兴的旅游最优路径;经济发达地区的重要旅游路径为"市场需求导向型旅游路径""政策与经济双驱型旅游路径"和"高乡村性与高参与性加持型旅游路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最重要的路径包括"景区依附型旅游路径"和"资本加持型旅游路径"。本文科学客观地评价了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的发展路径及其差异性,为避免通过乡村旅游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盲目性和无序性,提出了政策建议:注重乡村振兴战略旅游路径的地区差异性,因地制宜地制定乡村旅游准入机制及发展政策;加快完善乡村旅游市场经济体制,推进乡村地区精准投资和有效投资战略实施;丰富乡村旅游产品业态,挖掘国内旅游消费潜力;搭建乡村人才培养载体,培育乡村旅游精英;构建科学合理的乡村旅游空间结构网络,实现乡村空间均衡化发展。     

儒法斗争与“传统”重构——以20世纪70年代评法批儒运动所提供的历史构图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

本文试图以20世纪70年代的评法批儒运动为中心,重探儒法关系在共产革命的历史脉络中的呈现形式,从特定的政治语境和政治决断的需求出发,考察运动的参与者们如何把握儒家和法家的知识传统,特别是如何尽可能地去唤起这些特定知识传统的政治潜能。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参与者们并不是无条件地、孤立地肯定法家,而是在儒法对立的动态架构中来把握法家的。在儒法两大传统之外,参与者们还特别梳理了人民的实践活动这个更大的传统,并将人民的实践活动和创造"新生事物"这一目标关联在一起。所有这些做法,或将对我们观察今天的各种传统复兴论提供一些启示。     

乡村电商创业集聚的动因及机理研究——以江苏沭阳“淘宝村”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建设我国农村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在乡村振兴战略驱动下,我国农村许多地区通过电商创业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出现了电商创业集聚现象。然而,该现象背后的原因还不明晰。本文通过江苏沭阳花木"淘宝村"的纵向案例研究,从动态演化视角阐释了农村地区电商创业集聚过程及每个阶段的关键影响因素。通过案例分析,发现沭阳"淘宝村"电商创业集聚的萌芽、形成和发展、成熟、转型和升级四个阶段对应的关键动因分别是地区文化传统、创业带头人的榜样示范效应、基础设施状况改善、制度支持与政府引导,解释了在道路和网络基础设施不完善时创业文化传统以及创业榜样的带头示范作用可以帮助创业者克服困难,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及政府的制度支持与引导又能促进电商创业集群的快速转型与升级。因此,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应该侧重于基础设施投入、创业带头人的培育及产业集群的引导和治理,同时重视创新创业文化氛围在促进农民创业和农村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从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论我国国防专利转化利用及其制度完善——以“分级立项”制度构思为例北大核心

我国国防专利转化与运用制度在运行体系完善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提升国防专利技术运用水平、提高国防专利技术转化效率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突破方向。为有效解决国防专利实际转化利用过程中存在的体系封闭、信息获取成本高、资金来源单一等问题,应重新界定国防专利技术的含义,明确权利主体及财产权益归属,依据项目保密性要求从高到低设定不同路径,以分级立项制度促进军民融合项目落实,完善国防专利技术转化利用路径,提高转化利用效率。     

模块化视角的“科研-标准-产业”同步发展模式研究——以武汉高新技术产业园光电子信息产业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光电子信息产业是中国为数不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业。近年来中国加大在光电子信息产业领域自主创新的推进力度,但由于标准与自主创新、产业发展呈现脱节,重复研发严重妨碍了自主创新。本文通过对"科研-标准-产业"同步发展机理研究发现,标准对科研甚至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是至关重要的,理想环境下"科研-标准-产业"存在着动态同步规律。本文还对中国武汉高新技术产业园光电子信息产业遵循"科研-标准-产业"动态同步规律的四种模式进行实证分析,并发现模块化设计使得科研、产业与标准的动态同步在现实中成为可能,虽然形成机理存在着异质性,但标准是科研既定情况下产业发展的唯一推动力。本文在实证效果分析的基础上,对如何基于模块化设计思路促进科研、标准双轮驱动推进产业发展,形成"科研-标准-产业"动态同步提出若干建议。     

“背靠背”政治:反霸中的革命场景生成——以皖西北临泉县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通过对皖西北临泉县反霸运动实践过程的考察,揭示了一种经由反霸所形成的独特革命场景.以两个普通人革命与反革命间的身份转换,呈现了革命进程中个体身份的多变,以及乡村人在革命历史大潮中的无奈感.通过梳理政策框架里“霸”之界定标准的模糊性,以及反霸斗争会所出现的复仇主义倾向,文章认为,反霸的过程实质上体现了一种“背靠背”的政治运作逻辑.在这样的政治运作逻辑下,个体的政治身份是不确定的.     

稀土企业构建垂直型一体化商业模式的思考——以美国钼矿公司建立“从矿产到磁铁”的垂直型生产供应链为例

我国是世界上稀土资源储量最丰富的国家。经过5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生产、应用和出口国。在我国稀土企业发展过程中,如何降低企业成本,减少环境污染,增加生产附加值,有效地利用资源,成为主要讨论的议题。构建稀土企业垂直一体化的商业模式也许是解决这些问题的理想途径之一。文章以垂直一体化理论为基础,分析了美国钼矿公司(Molycorp)建立垂直型生产供应链的成因和特点,以此为借鉴,就我国稀土企业发展的特点,提出了构建垂直型一体化商业模式的发展思路。     

近代检疫过程中“进步”与“落后”的反思——以1910～1911年冬春之际的东三省肺鼠疫为中心

对于20世纪以来的半殖民地中国采取的强制性检疫与防疫的研究,以往多将之视为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凯旋进军,或中国卫生现代化历程中颇具“进步”意义的体现,并沿袭其时列强及官方的立场,将地方社会的自主检疫、防疫和当地中医不恰当地描绘为愚昧落后、冥顽不灵的“他者”.然而,如果在此研究中注意倾听历史的多重声音,加入“受难者与病人”的视角,那么需要重新评估的就有列强和官府采取的强制性检疫、防疫措施的实际效用,当地社会在疫情爆发后的自救、自助和自保措施的历史意义,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权力之间复杂的竞争关系,并进而呈现在灾难突然袭来之时那些仍未泯灭的闪光人性和中国历史源远流长的文化精神.     

《劳动合同法》的“倾斜保护”及其效果——以服务期制度下的劳资博弈为中心

由于劳资双方地位的不平等,《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利益进行倾斜保护,服务期制度就是这种倾斜保护的典型安排。但是,在该制度下,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博弈结果完全有违立法初衷,对劳动者的就业权造成重大损害,尤其是减少了缺乏专业技能型劳动者的就业机会。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应允许在服务期协议中约定较高的违约赔偿。     

“娜拉走后怎样”: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及阶级革命——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历史考察(1922～1932)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推展了一场以男性为主体的苏维埃革命,但是妇女群体也深度参与其间.就鄂豫皖苏区而言,中共为动员妇女全身心投入革命洪流,承续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妇女解放事业,同时,又扭转了妇女解放的方向.即便如此,这还是对妇女冲破传统权力结构有益,给妇女群体带来了些许解放,而解放出来的妇女,也确实充满了革命的积极性.不过,其中享有某种程度的性解放的婚姻自由实践,往往又会带来性散漫.当各种性散漫问题得不到有效遏制及解决时,反过来就会销蚀革命热情及阶级革命实践的推展,同时也会影响苏维埃政权的威信及其政权秩序建构实践.因此,革命过程中,中共地方党也三令五申要以阶级革命为准,妇女的婚姻自由必须置放在阶级革命及政权利益这个整体框架中定夺才有意义及价值.     

探索中国共产革命的内在逻辑——以20世纪40年代延安哲学界对“力行哲学”的批判及其对“唯物论”思想的阐发为中心

本文以20世纪40年代延安哲学界对“力行哲学”的批判为中心,重点分析了延安哲学界和“力行哲学”的提倡者在哲学方法上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所内含的政治意义.并在与阿尔都塞对马基雅维利之分析的对照下,论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唯物论”思想的阐发,进而由此来探索中国共产革命的内在逻辑.为了加强分析的历史性,本文还特别呈现了二三十年代新社会科学的兴起与“中国认识”的转变.正是这新的“中国认识”的转变构成了延安哲学界理论批判工作的最有机的前史和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