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与地方的全球联系——中国地方的国际化研究(1978～2008年)

地方国际化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进程对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外交转型与变迁具有重要的意义。作者运用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理论,从地方政治经济与全球政治经济的互动出发,通过研究地方国际化的表现及其结果,揭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地方因素。作者分析了影响中国地方国际化的国际制度、国内政策和央地制度因素,认为地方国际化降低了中国与国际体系交易的成本,加强了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合作关系。作者同时指出,由于特殊的财政制度,使得中国地方之间的经济保护与地方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成为值得关注的两种并行现象,尤其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保护主义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国在外交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难度。     

中国特色议会外交刍议

中国特色议会外交是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对外交往,还包括省级地方人大的对外交往;不仅包括人大系统联合有关方面开展的针对外国议会的交往,还包括针对国际组织的活动,甚至包括针对某些国家元首和政府领导人交往等外事活动。研究当代中国特色议会外交,要认识它与政府外交的高度统一性、立法机关在其中的主体性以及议会交往的多样性和弹性。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议会外交要处理好议会外交与政府外交、议会外交与政协外交以及全国人大外事与地方人大外事等之间的关系。从发展的角度看,议会外交正在成为贯彻中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新的增长点,成为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信心平台,也日益成为中国管理国际危机和参与国际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     

领导人人格特点与中国外交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为探寻中国外交研究的新视角,作者将政治心理学中的人格类型理论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相结合,以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人格特点为例,探讨中国领导人的人格特点差异与新中国外交变化和转型的关系,分析人格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结合的可能性和意义。结论表明,对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来说,人格类型理论为中国外交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工具,为中国外交研究提供了进行比较研究的国际视野,克服其他理论视角对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的一些盲点,更好地解释新中国历史上中国对时代主题、对世界的基本态度、对主要大国政策以及对地区政策调整和变化的动因,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对外政策的中国特色。将人格理论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相结合也适应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建设的趋势,有助于为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建设贡献中国元素和中国经验,发展一种超越西方外交实践的更为广泛的对外政策分析理论。作者在结论部分提出一种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的综合性分析框架。这种框架将领导人作为研究核心,同时也不忽视其他影响因素的作用。     

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中国公共外交北大核心CSSCISSCI

随着全球化尤其是中国国家利益全球化过程的展开,宗教问题对中国对外关系和对外战略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宗教领域的公共外交因此也日益成为中国传递自身宗教真实信息,促进与国外民众沟通和对话,塑造国家宗教形象,增进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方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宗教公共外交有了较快的发展,出现了诸如"世界佛教论坛"、"国际道教论坛"、"中国基督教圣经事工展"、伊斯兰文化展演等各种宗教对外交流活动以及制度性交流平台,这些都对在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的宗教政策和实践产生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中国的宗教公共外交起步较晚、底子较薄,而宗教无论作为中国社会还是对外关系的资源都有待充分开发。要实现从宗教资源大国到宗教文化强国的转变,中国还面临漫长的道路。作者指出,目前教(会)、学、政三界构成了中国宗教公共外交的主体,并逐渐形成了宗教界躬行践履、学术界建言献策、政界统筹协调的基本分工格局,而三界的资源整合、通力协作和良性互动将有力推进中国宗教公共外交的开展。     

从单层博弈到双层博弈:中国外交决策模式的变迁——以中国“复关”、“入世”谈判为例

双层博弈模式的特点在于从国际与国内政治互动的视角来解释国家的对外行为选择。应用双层博弈模式观察中国外交可以发现,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外交决策环境正在发生变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外联系密切化、行为主体多元化及大众政治扩大化。外交决策模式因此发生转型,正在由单一的国际层次博弈转向国际、国内双层次博弈。在进行外交决策时,决策者不得不面临国际、国内双重压力,需要根据对国际、国内两个因素的综合考量后做出慎重选择。对中国“复关”、“入世”谈判进程的实证分析,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判断。     

试析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因素对对外政策的影响

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始终与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内政对外交的影响随着改革的深入日益明显也日益复杂。改革开放以来,在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国内因素中,经济发展战略及其成效成为决定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变量;公众舆论的上扬和民族主义的兴起促使中国政府在决策时越来越多地听取民意;意识形态因素尽管不能主导当前中国的外交政策,但它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看待外界的框架。     

新公共外交内涵对中国公共外交的启示北大核心CSSCISSCI

九一一事件以及布什政府在中东地区开展的一系列公共外交活动引发了欧美学者对公共外交缺位及其复位后能否奏效的深层动因的考察,并由此带动了学术界对全球化时代新公共外交的研究热潮。与传统公共外交相比,新公共外交的"新"主要体现在:强调行为主体多元化,并且更多聚焦非政府行为体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和职能;关注以Web2.0为代表的社会媒体活跃所引发的海量信息生成及其为公共外交专业工作人员带来的严峻挑战;强调公共外交与国内公共事务相一致原则,淡化传统公共外交信息传递"内外有别"的传统套路;关注对公共外交实施效果的考察,其中,公共外交的目标能否与外交政策和军事行动相一致,公共外交的主管部门在官僚机构中的角色定位成为关乎公共外交成败的核心要素。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势必在全球新公共外交的宏观语境下进行,为此,作者挖掘新公共外交的内涵,透视其发展态势,以期为中国的公共外交实践提供更多的发展思路。     

论地方部门作为对外关系“有限参与行为体”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国中央机构之外的地方部门拥有和发展全球联系网络,已成为各主要国家对外关系展开中的突出现象。源于西方学术界的多层治理理论、功能主义理论(包括新功能主义理论)和政治社会学理论都为地方部门参与对外关系提供了一般理论解释,但这三种理论存在各自的问题以及共性的缺陷,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的地方参与研究。在批判上述三种理论解释的基础上,作者提出地方部门作为"有限参与行为体"参与对外关系发展的一般解释,对该类行为体的行动前提、参与原则、目标达致进行分析。作为中国对外关系发展中的"有限参与行为体",关键是符合授权有限原则,强调国家对地方部门在对外关系发展方面由上而下、能够收放自如的权力授予。这一研究致力于把握对外关系中的国家行为主体现实,从中央对地方授权有限原则到合作最大化目标,地方部门以对外关系"有限参与行为体"的身份参与其中,既保证对外关系原则性,也预留了地方参与对外关系的央地、内外、地地合作最大化空间。     

全球化下的中国经济外交

二战以后,随着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的发展、经济在外交中的作用更为突出,经济成为外交决策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国家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都要考虑本国的经济利益、经济实力,同时把资本、商品、劳务输出、国际核算和外汇关系等作为外交手段。经济是外交的基础。     

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影响

从文化角度理解一国对外关系行为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中国有着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对当代中国外交战略、政策实践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具体而言,传统文化的非宗教性质有助于保持中国外交的非扩张性;力求稳定、讲求秩序的保守性使中国更易于选择融入战略、维护现有国际秩序;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与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令中国外交体现出独特的行为特征;道德本位的政治权力意识则赋予中国外交以自律性和理想主义风格,为中国承担起"负责任的大国"这一角色注入了内在的精神动力。     

非传统外交：外交社会化及其后果北大核心CSSCISSCI

外交是一种古老的政治工具,自从有了国家,就建立了外交制度。自18世纪以来,在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共同努力下,由职业外交官垄断外交事务成为传统外交的主导范式。然而,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催生了社会因素的崛起,外交社会化成为20世纪以来世界外交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国内外学术界对外交社会化也做出了各种回应。根据它们对外交转型的态度划分,形成了传统学派、新生学派和改良学派三个学派。不过,所有对外交社会化的解释均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过于关注某一力量中心对外交社会化的中观和微观影响,缺乏对宏观和系统外交转型的研究。如果将多种社会力量的外交参与综合起来,就会发现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外交的非传统外交,如何统筹协调传统外交和非传统外交将成为各国外交面临的重要任务。置身于世界外交社会化的大潮中,中国应积极进行顶层设计,建设传统外交与非传统外交比翼齐飞的总体外交格局。     

公共外交的“高政治”探讨:权力运用与利益维护北大核心CSSCISSCI

公共外交的政治实质是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因此公共外交不只属于文化和传播学范畴,更属于国际政治学范畴。公共外交是国家运用特殊权力手段,服务于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外交行为。作者分析了公共外交运用权力的方式,指出公共外交发挥其社会接触功能、适应相互依赖的新安全环境、丰富国家开展传统安全竞争的手段、巩固重要安全关系、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维护国内政治安全等方面的政策功能,阐释了公共外交在国家海外利益扩展和保护、应对全球化导致的利益和文化摩擦、推动全球治理等方面的特殊作用。从公共外交的政治基理出发,中国外交应当从多个方面推动外交的整体转型,其中包括对外国社会的有效接触、外交工作的价值观支撑、外交政策的政治传播分析和话语权掌控、外交博弈中的对内社会动员等,加快提升大国关系、周边外交、国际经济合作等重大问题上的公共外交水平。     

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的框架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中央大力推进外交思想和理论创新,逐步确立起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框架:站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理想指引;以和平发展为战略选择,恪守和平发展的理念,创新和平发展的思想,夯实和平发展的基础;以塑造新型国际关系为战略目标;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理想;以合作共赢为战略路径,强调发展和安全两手同时抓、两手都要硬;以健康稳定为引领寻求新型大国关系的突破,以亲诚惠容理念为引领重塑周边关系,以正确义利观为引领创新同发展中国家关系;以完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倡导"一带一路"建设等为引领推动多边合作。     

外交决策分析与国际关系学范式革命

外交决策分析旨在通过对决策者言语和行为的分析来研究政府对外决策的过程和政策输出。它既不是国际关系学的具体问题领域,也不是它的方法论,而是一个成长中的范式。从本体论上看,外交决策分析把国家关系设定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假定个人是国际关系的起点,把人置于国际关系的中心,从而克服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人的忽视和同质化处理。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外交决策分析批判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推崇科斯式实在论,强调理论的目的在于解释以及理论的前提必须真实,从而让历史回归国际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外交决策分析鼓励跨层次分析,通过对外交决策精英尤其是政治领袖在具体事件中的言语和行为,来归纳和检验各层次变量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实现理论整合。尽管前途远大,但外交决策分析在国际关系学中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其发展严重受制于高昂的研究成本、学者们历史学训练的缺乏、主流学派的打压以及普遍的工具主义信念等因素。外交决策分析既符合中国的学术文化传统,又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普遍的研究偏好,因此是发展国际关系学中国特色或中国学派的最优路径之一。     

论新时期中国的准联盟外交

近代以来,西方大国的崛起在对外关系上主要依靠联盟外交,如英、法、德等国家在欧洲的"合纵连横",日本的"与强者为伍"战略,二战后美国对北约和亚太联盟体系的经营,冷战后俄罗斯对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依赖等。受制于自身独特的发展阶段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地缘环境,中国缺乏历史上大国崛起所拥有的"后院",中国的战略文化也排斥"势力范围"和"联盟政治"思想。作者从中国的时代需要出发,认为现阶段中国的四大外交战略——大国协调战略、区域整合战略、政治联合战略和国际危机管理战略均难以满足中国的安全需要,中国应在联盟外交与伙伴外交之外探索"第三条道路"——准联盟外交。实施这种"联而不盟"的特殊外交类型需具备四个条件:竞争性政治集团、动态性权力关系、严重性安全威胁和"统合性"战略文化。在新时期国际"多元格局"下,中国应尝试开展灵活务实、相互联动的"三环准联盟外交"——多边组织型、新兴合作型与传统友好型,它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运筹与美国、欧洲大国、日本、印度等大国关系的战略支点。     

论中国双重身份的困境与应对

国际体系作为行为体的互动所形成的整体结构,是中国实施对外政策的环境与舞台。在国际体系中,身份是决定中国的利益、立场和实现利益之途径的一个基本因素。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随着国力的增强,在当今正日益被视为一个"大国"。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大国参与国际互动有迥异的机制与结果,因此中国面对着双重身份的困境。事实上,中国被赋予的"大国"形象和外部世界针对中国所开始的权力政治互动,已使得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凸显了消极的影响。要破解这一困境,中国一方面需要从主观上认清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不同互动机制的影响,另一方面则需要恰当解决客观上两种机制并存所带来的困扰。在对外关系中,中国需要应对国际体系所内含的权力政治、国际制度与观念建构等主要影响机制,适宜地开展实力外交、制度外交和公共外交。中国只有利用体系的系统效应,趋利避害,处理好实力的发展与运用以及国家形象的塑造问题,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发展的目标。     

经济外交更需要跨部门协调

经济外交的流行,正在冲击传统的外交模式、外交制度和外交理论,但是由其他经济部门来单独从事经济外交却存在诸多缺陷。经过了多年的讨论与准备,外交部国际经济司于10月9日正式宣告成立。这是外交部在综合性大外交兴起的年代里,通过其内部的制度和机构建设,加强介入中国经济外交的政策制定和具体执行的重要举措。20世纪90年代以来,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以政治和安全事务为核心的     

论新时期中国的准联盟外交北大核心CSSCISSCI

近代以来,西方大国的崛起在对外关系上主要依靠联盟外交,如英、法、德等国家在欧洲的"合纵连横",日本的"与强者为伍"战略,二战后美国对北约和亚太联盟体系的经营,冷战后俄罗斯对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依赖等。受制于自身独特的发展阶段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地缘环境,中国缺乏历史上大国崛起所拥有的"后院",中国的战略文化也排斥"势力范围"和"联盟政治"思想。作者从中国的时代需要出发,认为现阶段中国的四大外交战略——大国协调战略、区域整合战略、政治联合战略和国际危机管理战略均难以满足中国的安全需要,中国应在联盟外交与伙伴外交之外探索"第三条道路"——准联盟外交。实施这种"联而不盟"的特殊外交类型需具备四个条件:竞争性政治集团、动态性权力关系、严重性安全威胁和"统合性"战略文化。在新时期国际"多元格局"下,中国应尝试开展灵活务实、相互联动的"三环准联盟外交"——多边组织型、新兴合作型与传统友好型,它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运筹与美国、欧洲大国、日本、印度等大国关系的战略支点。     

中国的周边安全挑战与大周边外交战略北大核心CSSCISSCI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面临着严峻挑战。对于中国来说,针对部分周边国家对中国快速崛起产生的疑惧和担忧,要积极开展对周边国家的增信释疑工作;针对美国亚太政策中对中国的制衡加深,要积极实施对美制度均势外交;针对中国与部分邻国的海洋领土争端升温,要开展全方位的维权外交;针对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突发事件频现,要强化危机管控措施;针对邻国剧烈政治转型和政局变动给中国带来的政治安全挑战,要进一步完善国内改革;针对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东盟等积极提出各自的多边制度倡议,要积极提出中国自身的亚洲区域多边制度构想。中国周边外交亟须在应对周边安全挑战的基础上,构建面向未来十年的"大周边外交战略",具体包括:树立"大周边"外交理念;构建应对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四国的"新型大国关系";统筹中国周边外交在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南太平洋"六大板块"联动;整合"海上突破"、"积极西进"、"立足国内"和"外围拓展"四种周边外交思路。     

刍议政治文化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从政治文化的视角探讨中国的外交对目前我国的政治文化研究和外交研究都具有重犬的意义。政治文化深刻影响着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外交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大国意识、灵活务实、和合文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