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产生是公司制企业的内在要求。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改制后存在诸多缺陷：如股东大会形同虚设、董事会不到位；公司高层人员的选择存在政府行为；对经营管理人员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健全；监事会不能很好发挥作用等；完善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途径在于；优化董事会内部结构，加强董事会的职能；落实股东大会制度，分散股权，发展多元投资主体，弱化政府行为，完善高层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完善监事会制度。     

制度约束弱化是我国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

诚信缺失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的表现，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不完善和约束的弱化。因此治理诚信缺失的关键在于强化制度对经济人的行为约束，即加大对不诚信行为的惩罚力度，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和加强道德建设，弘扬契约精神，培育诚信意识等。     

金融企业腐败现象的成因及对策

本文从约束弱化、制约机制不健全、管理不到位等方面剖析了金融企业产生腐败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论述我国不良会计行为的危害

我国当前以信息虚假或失真为典型特征的不良会计行为弱化了国家宏观监督、调控的基础,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严重弱化了企业的内在约束与发展机制,进一步恶化了企业外在环境,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破坏性的影响。本文通过现状调查,提出了相关对策。     

金融发展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融资约束与预算软约束视角的分析

沿着“金融发展—融资约束缓解—企业投资”的思路探讨了中国金融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研究结果显示：（１）中国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但预算软约束弱化了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实际作用。（２）金融发展通过金融中介———国有银行体系这一途径缓解了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而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并不显著。（３）预算软约束弱化了金融发展对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和对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并带来过度投资和效率损失;由于金融发展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不显著,也难以在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方面起到推动作用。因此,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必须同时从金融发展（尤其是金融市场发展）与硬化预算约束两方面着手。     

企业并购与政府行为分析

在我国企业并购制度壁垒和市场制度功能缺位的双重约束下，企业并购中的政府行为具有行政协调、替代市场和保障的功能，但同时又存在政府行为的效率悖论，以完善的法律规范企业并购中的政府行为，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产权权限刻不容缓。     

员工主动担责行为的研究述评与展望

员工主动担责行为是企业革新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并逐渐成为实业界与学术界的热点话题。通过文献梳理发现，人口统计学特征、个体特质、心理因素、领导风格等是员工主动担责行为形成的前因，员工认知和动机、工作和关系状态是其形成的中介；价值导向、人格特征和管理者因素等是对其形成产生强化或弱化作用的重要权变因素；主动担责行为既会对员工的工作体验、行为表现和绩效产生积极影响，也会给其人际互动等带来消极影响；同时，角色定位、自我认知、心理感知、目标激励、人际环境是解释其形成的主要理论视角。未来可从概念、形成机制和差异化影响效应方面推动员工主动担责行为的研究。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审计师选择与融资约束——来自A股市场的新证据

利用我国2009~2013年A股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评级报告的评级数据及财务数据,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审计师选择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能够缓解其所面临的融资约束,这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审计师选择因素会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对融资约束的影响产生差异,对于未选择高质量审计师的上市公司而言,其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能够有效地缓解融资约束,而未选择高质量审计师的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却没有明显的效果。这可能是因为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公司信息质量提高以后,其对高质量审计师的需求就不再强烈,从而弱化了高质量审计师缓解融资约束的功能。     

债转股的风险防范机制探讨

债转股对于减轻企业沉重的债务负担、加快企业的转机建制步伐、化解金融风险、优化资源配置有重要作用。但“债转股”若 设计不当也会产生诸如道德风险、国有资产流失风险、国有资产产权的约束弱化风险等。为此,需要在转股条件、运行机制、资本市场及法制建设等方面实施有效的防范。     

地方政府债务、政府补助与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

地方政府在履行经济建设职能的同时也会给市场主体带来较大影响,其行为决策对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以2012—2021年我国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地方政府行为对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地方债务扩张加剧了企业融资约束,政府补助则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并且当地方债务扩张对企业融资约束存在不利影响时,政府补助能够有效削弱这种负面效应,但结果存在区域和企业性质异质性。因此,地方政府应规范自身举债行为,实行差异化的债务管理策略,政府补助也要关注补助的对象选择和资金效率,提高政策导向性。     

贸易自由化条件下企业营销行为的世贸组织导向

一般认为，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的有关规则主要针对与贸易有关的政府行为．而不直接涉及企业的营销行为。然而，WTO约束政府行为的目的，是要为企业创造一个自由而公平的市场营销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WTO各成员在互惠和协商基础上制定的规则，恰是综合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和企业在自由竞争环境下的基本要求。事实上，实现自由贸易的微观基础正是企业的营销行为，WTO多边贸易规则也必然对企业营销环境与营销行为产生重大影响。贸易自由化条件下企业营销行为的WTO导向，就是要求企业努力逐步实现从以耗资源、拼体力和抢占市场为核心的价格竞争优势．向以创新、合作与双赢为特色的非价格竞争优势转变。     

企业数字化转型何以影响税收规避?——基于内部治理与外部监督的双重审视

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数字技术嵌入公司治理为完善税务监管体系提供了路径参考。以2007—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文本数据挖掘法,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抑制企业税收规避行为,其影响路径主要通过内外部的治理与监督产生差异化效应;从内部治理看,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从而弱化税收规避行为的边际收益,党组织嵌入内部治理进一步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税收规避行为的抑制作用;从外部监督看,“四大”审计基于自身利益考量未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弱化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抑制效应。进一步拓展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在国有属性和非高科技属性的企业中对税收规避行为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     

公司治理与资本结构调整羊群行为关系研究

基于管理层效用函数构建模型,刻画资本结构调整羊群行为产生机理。在此基础上,对公司治理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资本结构调整羊群行为加以探讨。研究发现公司治理对于资本结构调整羊群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合理的公司治理制度有助于弱化资本结构调整羊群行为特征,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公有制企业生存能力再造的障碍及其对策

企业的生存能力再造,主要体现在企业标准行为建设和企业的优势建设两个方面。本文通过行为分析方法阐述了人类行为中存在的理性自利、追求与行为的不稳定性特点,为企业生存能力再造提供了必要的行为依据;通过对企业生存能力再造的系统分析,提出了企业的最终约束决定行为传递,而有效的行为传递又决定企业生存能力再造的观点。只有企业投资者理性自利的本质才能成为最终约束,而国家投资是不具备最终约束的。这是导致公有制企业生存能力再造的真正障碍。     

企业多元化经营对资产误定价的影响研究——信息视角的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多元化经营导致企业组织内部复杂性提高，结构的多元化会产生信息差距，从而加剧信息不对称，导致资产误定价程度提高；但复杂性提高也对管理层的盈余管理形成约束，盈余信息质量的提高会降低资产误定价程度；同时，多元化经营分散了经营风险，会产生联合保险效应，有利于提高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准确性，进而降低资产误定价程度。采用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发现：企业多元化经营显著降低了资产误定价，且非相关多元化经营比相关多元化经营对资产误定价的降低作用更为显著；多元化经营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和提高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来降低资产误定价；多元化经营降低资产误定价的作用，在管理层权力较大企业、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企业、国有企业、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企业应适度开展多元化经营，并改善内部治理结构，减少由多元化经营引起的委托代理冲突；股东、投资者、监管机构等应支持企业多元化经营，并约束企业的信息操纵行为，充分发挥多元化经营的对资产定价的积极作用。     

会计稳健性、融资约束与投资不足:基于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的证据

中小企业发展迅速,已成为我国经济体系的主要力量。中小企业的投资活动,不仅影响了企业自身发展,也关系到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本文通过国泰君安数据库搜集数据,以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2015-2017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经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目前仍然普遍存在融资约束状况,而融资约束是诱发企业出现投资不足的关键因素;会计稳健性较强的中小板上市公司可以缓解融资约束的程度;中小板上市公司可以通过提高自身的会计稳健性水平,利用其与融资约束的反向作用,缓解、弱化企业投资不足的程度。本文对我国中小企业缓解融资约束、进行科学理性的投资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同时可以补充关于会计稳健性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     

强化经营者行为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在建立企业法人产权制度的同时，建立起有效的经营者行为激励与约束机制，这是防止经营权侵犯所有权，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提高企业经营效率，确保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关键。     

粮食企业双重约束与农发行监管困境

政策性约束和市场性约束严重扭曲了粮食企业的正常经营行为，为粮食企业违规行为的倒逼下，农发行处于进退两难的监管困境之中，因此，维持或强化现行制度安排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能另辟蹊径。     

数字金融、政府补助与企业社会责任

数字金融作为金融与技术相结合的新产物,在微观企业层面乃至宏观经济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数字金融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政府补助会弱化数字金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发挥社会责任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在高负债率、制造业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     

论债转股的风险与防范

债转股的实施对国企解困和银行风险化解有很大积极作用，但在其具体操作过程中存在着各种隐性和显性的风险。首先是企业与企业、地区与地区之间为争债转股名额的博弈，到底谁能够争得债转股名额，其博弈结果是给债转股企业和相关银行造成风险；其次，债权转股权，银行对欠款国有企业的约束由原来相对较硬的债务约束变成较软的股权约束，使本已较差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进一步弱化；第三，国企债转股的成败还受国家客观经济的影响和债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