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总需求—总供给模型的再检验

利用最新的数据和计量方法,对中国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函数进行检验,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大致符合“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中国经济的自然增长率大致为9％,在此基础上,通胀率与经济增长率有同向变动的关系。计量结果证实,上一年较高的通胀率会降低本年度的经济增长。     

对中国总供给函数的再检验

通过对中国的总供给函数所作的形式化理论论证和利用新数据所作的计量检验,得出的研究结论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大致合乎"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的预言;上一年与本年度的通货膨胀率都为零时,中国经济的"自然增长率"大约为9%;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与当年的经济增长率有同向变动的关系;多数计量检验显示,上一年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会降低本年度的经济增长。     

中国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1978~2004年间的我国非加速通胀率。研究发现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与城镇居民消费物价指数间存在并不显著的菲利普斯曲线。协整检验表明失业率与通胀率具有协整关系。传统计量方法表明我国的NAIRU在3.4%左右。同时对TV-NAIRU序列的HP滤波检验与Gordon模型分析表明我国NAIRU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这种趋势得到人口特征与劳动生产率角度的解释。此外,两种模型的结果均表明目前我国实际失业率低于NAIRU,经济形势存在通胀的压力。     

中国经济增长与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PPI协动关系的计量研究

选取中国1985年—2014年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中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协动关系进行计量研究。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滞后1到4期的综合系数为正,短期内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而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的系数较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GDP为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格兰杰原因,而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和PPI不是GDP的格兰杰原因,并根据实证结果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研究——基于1988～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国务院2010年"9号文"的公布表明我国已经开始逐步调整引进外资的政策,围绕这一文件政府、学界和外企都有各自不同的意见.本文以1988～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FDI率和经济增长率的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从整体上看,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对外资有显著的吸引作用,外资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第二,1997年前后,中国经济增长率与FDI率之间的动态关系发生了结构性转变.第三,从区域上看,东部和中部省份的经济增长率与FDI率的动态关系较紧密,二者在西部省份的关系不显著.最后,FDI率目前在中国将长期稳定,2010年国务院9号文的出台不会给中国的FDI趋势造成显著的影响,也不会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率.     

美国新经济与菲利浦斯曲线

美国经济的本质是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其增长的动力基础是信息,知识和创新,由于对自然失业率的不同假定,或对实际预期通胀率与预期通胀率的不同假定,都可能导致失业率和通胀率关系的变化,并演化为不同情形的菲利浦斯曲线,美国新经济对自然失业率,市场信息和人们的预期产生了影响,从而出现通胀率和失业率的“双低”现象。     

最优税负与经济增长——基于C—D生产函数及巴罗模型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经济增长、宏观税负的关系分析，分别运用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扩展模式、巴罗模型（1990）作为计量模型估计出我国的最有优宏观税负大致在19．8％至21．9％的范围，并与近年的实际税负比较，得出一些有用的结论。     

从菲利普斯曲线失灵看货币政策的超常规宽松

菲利普斯曲线从20世纪50年代提出后与现实情况出现过较大差异,但通过不断的理论修正,该曲线总体上较好地反映了就业率、通胀率以及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取舍关系。金融危机爆发前后,过度宽松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推出,导致菲利普斯曲线再度失灵。这次失灵一方面为就业和通胀等方面的经济学理论带来新挑战,另一方面意味着货币政策的实施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性。     

股市波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运用时间数列和计量分析方法,搜集1991年以来上证指数和GDP增长率的季度数据,运用相关分析和格兰杰检验分析我国股市波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长期看,股价与经济景气存在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的变化是股价变化的一个显著影响因素。     

中国税收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经验测度——基于VAR模型的经济计量分析(1978-2007)

文章分析了1978-2007年中国税收收入和国内总产值的变化趋势,运用VAR模型对中国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测度.结论表明:1978-2007年,税收收入占比冲击对GDlP增长率表现为正向影响,冲击后的第4年对GDP增长率的正向影响迭到最大值,为0.0948;通过方差分解可以看出,中国税收收入占比对经济增长率波动的贡献份额较小.显然,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是积极的、有效的,税负水平的适度调整不会造成经济的波动.     

货币政策名义锚理论的发展与实践述评

实现物价稳定是世界各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名义锚有助于货币当局建立货币政策信誉,增强其控制通货膨胀的能力。汇率目标制、货币供应量目标制和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三种主要的名义锚。名义锚的演变历程表明,名义锚的选择问题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体系。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开放,名义锚的选择更加关键和复杂。选择哪种名义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金融状况和背景。     

总量均衡区间与总供给的“粘性”波动问题

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由于调整供给量须耗费调节成本,因而传统分析中的“总量均衡中心点”两侧便分别存在着“低位临界点”和“高位临界点,”这两点界定了一个特殊的总量均衡区间。总量均衡区间的存在,导致总供给具有了“粘性”波动的特性,这一特性将对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产生重要影响,因而必须对之高度重视,并采取相应的方略以应对由此产生的诸多新问题与新挑战。     

中国国民经济总量与房地产业的关系研究

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保持"波动型"上升态势,具有支柱产业的特征;房地产业的开发投资所发挥的整体作用与国民经济总量密切相关,房地产投资不能离开土地等要素而单方面发挥作用;房地产业受到国民经济总量增长的带动,且不能缺少资金的支持。总之,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总量的波动具有很强的一致性。     

农产品涨价与通货膨胀

依据传统的观点,农产品价格上涨会导致通货膨胀。然而,这是缺乏科学理论基础的。要验证农产品价格上涨与通货膨胀的真实关系,需要把农业生产、技术进步和货币投入统一在一个初始陈述中。为此,从G函数出发,以货币投入为基本约束条件,构造了一个两部门分析的模型,其中涉及到技术、价格和其它固定数量。依据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状态,定义了有关价格增长与通货膨胀的概念,推导出了有关的结构性解释。结果表明,包括农产品价格在内的价格增长只会导致货币缩减率的增长率的增长,而不能直接影响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可以归入纯粹的经济外侵入。经济自身的增长,处于极端状态的因子的增长,会带动货币缩减率的增长率的增长,从而加重已有的通货膨胀。农产品涨价是否总具有这种极端状态,需要经过试验和实验来证明。遏制通货膨胀,有助于技术进步,促进固定投入增长,保持或加速整体经济的增长。     

2004年我国宏观经济研究的最新进展

2004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围绕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我国经济学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新的进展。2004年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主要在以下九个方面: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问题、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问题、宏观经济波动问题、储蓄与投资问题、就业与失业问题、经济增长问题、宏观调控问题、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问题。在这些问题研究上,我国经济学界提出了很多创新的观点。     

三率变动对外贸影响的分析

人民币不断升值、外贸出口造成的巨大顺差以及预期人民币长期升值不断涌入我国的热钱,是造成我国当前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中国人民银行近些年不断调整利率和法定准备金率试图应对通胀.在此背景下,以三率变动的数据以及东莞外贸的实际情况为研究对象,利用计量方法对三率变动对东莞外贸的影响进行分析,具有现实意义.     

菲利浦斯曲线失灵了吗?

本文通过分析原始菲利浦斯曲线和预期扩展的菲利浦斯曲线,指出:短期里,菲利浦斯曲线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长期里,菲利浦斯曲线是一条垂线。菲利浦斯曲线并没有失灵,菲利浦斯曲线反映的是沿曲线的移动,而经验上所看到的“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率上升”或“失业率下降,通货膨胀率下降”乃是菲利浦斯曲线移动的结果。就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而言,“新经济”并不新。     

外汇储备、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水平三者关系的实证研究

外汇储备规模巨大、货币供应量持续增加与物价水平不断攀升已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凸显的问题。本文运用ADF检验、多变量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验证了三者关系,即外汇储备与物价水平、货币供应量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而且外汇储备增加引发货币供应量增加进而导致通货膨胀,这一结论在实证检验上是成立的。最后,本文提出了合理调控外汇储备以控制通货膨胀的建议。     

我国综合性通货膨胀的预期与治理

本文以市场经济下的货币流通理论为指导,构建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通货膨胀模型,并采用计量经济学的一系列方法对模型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通货膨胀与消费、投资、财政赤字和制度转型等多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但各变量对通货膨胀的贡献度具有明显差异,这为中央银行和政府部门采取差别性的宏观调控政策提供了有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