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基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研究

以我国13家上市商业银行为样本,利用2001--2012年的半年度数据,采用非平衡面板模型对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与风险承担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与银行风险承担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第一大股东的政府性质能够约束商业银行的冒险行为;高管人员薪酬越高时,银行的风险承担越小;而董事会规模和董事会独立性等董事会治理因素并没有对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产生显著影响。     

公司治理结构与盈余管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2008年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沪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公司治理特征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研究发现:内部董事比例、管理层持股比例、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第2-10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     

董事报酬、独立性与公司治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2003-2005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董事报酬结构和董事会独立性之间的关系,并在考虑董事报酬内生性基础上,进一步检验了董事报酬、独立性和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长任期的CEO、CEO兼任董事长、较大比例的内部董事和较大的董事会规模构成了中国上市公司的监管障碍.董事报酬是一种公司治理的强化机制,当董事会保持独立时,其报酬结构能更好的激励董事履行监管职能.但是,当董事会失去其独立性时,其报酬结构会加剧公司的代理冲突.授予董事会合理的激励报酬可以克服公司监管障碍,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中国上市金融机构是否有效治理——风险承担视角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CCGINK)作为反映上市金融机构治理状况的指标,利用面板回归方法,分析了2007-2011年我国上市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状况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金融机构治理水平与风险承担呈现负相关关系,公司治理分指数股东治理指数和监事会治理指数与上市金融机构的风险承担也呈负相关关系,从而验证了金融危机公司治理层面的制度动因假说。同时进一步研究了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监事会规模、监事会会议次数和监事持股比例对金融机构风险承担的影响。总体来说,我国上市金融机构治理发挥了有效作用,这也是我国金融机构能够幸免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所在,为进一步提高我国上市金融机构治理水平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机构持股、公司治理与上市公司R&D投入——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代理理论,检验了机构投资者能否作为一种公司治理机制,降低管理层的代理成本,激励上市公司管理层增加R&D投入、追求上市公司的长期价值。结论显示,机构持股与上市公司R&D支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机构持股能够激励企业进行长期投资。以上发现表明,机构投资者已经能够作为一种公司治理的机制参与到公司治理中,并对公司的经营运作发挥监督作用。     

金融发展、债务治理与公司价值——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以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0-2006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若债务比例增加1%,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与低的地区相比,公司市场价值平均多提高[作者单位].54%,并且,债务融资与公司价值的正相关关系只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才存在.这表明,金融发展水平对债务治理作用的发挥有重要影响,公司所处地区的金融发展程度越高,债务治理的作用越强,越有利于提高公司的价值.     

公司治理与审计意见: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选取2003年中国A股制造业92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考察了公司治理与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公司治理的总体质量状况对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类型有显著的影响;而在公司治理评价的次级指标中,股东权益保护和董事会结构与运作也对审计意见类型有显著的影响。     

治理环境、治理结构与代理成本——来自国有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成为研究的焦点。然而,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仍由国家控制,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仍可能是主要的代理问题,却得到了较少的实证关注。基于2003-2005年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治理环境、内部治理结构对国有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1)外部治理环境对代理成本有显著影响,政府干预显著增加了代理成本,而提高市场化进程和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水平有利于减少代理成本;(2)“一股独大”和集中的股权结构能显著减少代理成本,而“多股同大”增加了代理成本,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在我国尚不普遍;(3)大董事会和独立董事有利于减少代理成本,而两职兼任增加了代理成本,高管持股对代理成本无显著影响。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的关系研究——来自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股权结构是影响公司治理的重要因素,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对股权治理、债权治理、管理层激励三个层面进行分析,探讨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程度。实证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和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公司治理呈正相关关系,而现金流动负债比率和资产负债率与公司治理呈负相关关系。然而我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股权治理结构并不合理,应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完善监管体系以及建立多元化投资体系等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对风险承担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致力于解决银行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委托代理冲突以及银行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冲突,进而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本文以我国10家上市银行2007—2010年的年报为数据来源,对上市银行治理机制对风险承担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对风险承担产生了显著影响,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风险承担越低;国有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性质与银行风险承担负相关;非上市流通股比例与银行风险正相关;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与银行风险承担负相关;高管薪酬没有对风险承担产生显著影响。     

公司治理与审计定价——来自2006年我国上市公司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200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利用Simunic模型,考察了公司治理对于审计定价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层持股比例对审计定价产生显著影响,这一结果可以说明高管层持股激励机制对公司治理具有积极意义。     

控制能力、代理成本与独立审计的公司治理效应——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近几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实际控制人控制能力、代理成本、会计师事务所选择及其治理效应,可以发现实际控制人控制能力越强的公司越倾向于选择曾经被监管机构赋予专项复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通过两阶段回归发现,市场对聘请此类会计师事务所作出了正面评价,而且此类会计师事务所对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具有监督和抑制作用。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已有的公司治理文献主要是研究上市公司的绩效、治理结构以及投融资决策等问题,而对上市公司治理与技术效率关系的关注较少。本文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构造模型,实证检验了公司治理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关系。本文的研究表明:第一,股权治理与公司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因行业而异,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是否国有控股对公司技术效率的影响与行业特征有关;第二,债权治理与公司技术效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公司偿债能力越强、融资能力越强,公司技术效率则越高;第三,董事会治理,即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以及董事长与CEO的两职合一与公司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因公司所处行业以及公司自身特性而异;第四,经营管理层报酬与公司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显著为正,经营管理层持股比例对公司技术效率的影响因行业而异;第五,公司控制权市场竞争和产品市场竞争有助于提高公司技术效率,法律基础及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机制的完善对于提高公司技术效率具有积极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本文还从公司治理视角就如何提高我国上市公司技术效率提出了政策建议。     

控股股东与盈余管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检验中国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是否通过盈余管理操纵会计报告。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存在控股股东的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显著高于不存在控股股东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来自控股股东的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显著高于高级管理人员来自非控股股东的公司。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和控股股东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占据的席位比例均与盈余管理正相关。以上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确实具有盈余管理的机会主义行为。此外，本文还发现，聘请了独立董事和发行了外资股的公司，其盈余管理显著地低于没有聘请独立董事和发行外资股的公司。     

有限合伙协议构架与企业创新——来自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证据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和上市公司股权的分散化,围绕上市公司控制权的争夺愈演愈烈。在此背景下,有限合伙协议构架成为创始人团队巩固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重要手段,并频繁出现在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中。基于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2012—2021年的数据,从企业创新的视角探讨有限合伙协议构架对企业发展长期影响的实证结果表明,有限合伙协议构架与企业专利申请数量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当有限合伙协议构架中的有限合伙企业为员工持股平台时,其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有限合伙协议构架通过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两种机制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与中西部地区相比,有限合伙协议构架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在东部地区更显著。上述结论不仅证实有限合伙协议构架对巩固控制权以及促进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还对企业设计股权以及政府管理和完善有限合伙制度提供重要启示。     

经营者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来考察公司治理特征、经营者股权激励与公司经营业绩提高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1 )实行股权激励的公司 ,在实行股权激励前业绩普遍较高 ,存在选择性偏见。 (2 )经营者因股权激励增加的持股数与由第一大股东选派的董事比例显著正相关。董事长和总经理由同一人兼任的公司 ,经营者因股权激励增加的持股数显著高于两职分离的公司。 (3 )成长性较高的公司 ,公司经营业绩的提高与经营者因股权激励增加的持股数显著正相关。 (4)强制经营者持股、用年薪购买流通股以及混合模式的激励效果较好。我们的研究结果还表明 ,对于那些内部治理机制弱化的公司 ,经营者存在利用股权激励机制为自己谋利掠夺股东利益的行为 ;成立相对独立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等类似机构作为股权激励的实施主体是重要的。     

组织冗余、风险承担能力与企业绿色创新战略——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组织冗余是企业通过构建资源优势促进绿色创新战略的重要途径。基于组织理论与资源约束理论框架,以“资源—能力—行为”为理论逻辑,利用2012—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究组织冗余对绿色创新战略的影响,并以风险承担能力为中介变量,以数字化环境为调节变量,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发现：沉淀性冗余、非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呈U型关系;风险承担能力在沉淀性冗余、非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的U型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数字化环境正向调节沉淀性冗余、非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的关系,同时正向调节风险承担能力在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关系间的中介作用。结论可为重污染行业企业通过组织冗余建立风险屏障并顺应数字化环境积极开展绿色创新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