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纪委的治理参与能否抑制高管私有收益?

本文基于我国2003—2012年国有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纪委的治理参与对高管私有收益的可能影响。在将高管私有收益分为货币性私有收益和非货币性私有收益之后,本文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纪委参与公司治理(与纪委未参与公司治理的情况相比)对高管的非货币性私有收益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高管的货币性私有收益则无显著影响。在进一步考察国有企业纪委的治理参与在不同情景中的作用时,本文发现:当国有企业纪委参与监事会治理(与参与董事会治理的情况相比)、国有企业总经理是中共党员(与总经理不是中共党员的情况相比),以及在中央国有企业(与在地方国有企业中的情况相比)时,纪委的治理参与对高管的非货币性私有收益的抑制作用更强。     

党组织建设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影响机理研究

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促进高质量发展、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要意义。在国家脱贫攻坚战略背景下，参与精准扶贫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精准扶贫的根本保证，党组织建设是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重要引领。本文以2013—2018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了党组织建设对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影响。本文发现：党组织建设有效促进了企业精准扶贫，相应地也促进了企业效益提升。进一步地，在扶贫重要性高的地区、政治信任程度高的地区和员工人数多的企业中，党组织建设对企业精准扶贫的促进作用更大。本研究是对精准扶贫、社会责任和企业党组织建设研究的重要补充，也为巩固脱贫成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践启示。     

浅析国有企业集团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正一、国有企业集团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一)控制环境不适应。1.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够完善,公司化运作程度不高。国企集团虽然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从法律程序上是具备了公司化运作的框架,但大多董事会和经营层高度重叠,董事会、监事会人员结构不合理,监事会议事程序缺失或变成了董事会的监事会,议事制度不够健全,致使董事会和监事会不能发挥应有的决策、制衡和监督作用,不易形成科学的决策机制和有效的监督机制。特别     

浅论如何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应强化监事会的监督职能;健全企业内部权利机构,加强董事会建设,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建立完善的经理人市场;优化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处理好"新三会"和"老三会"的关系。     

纪委治理嵌入与企业金融化：来自国有企业的证据

在企业金融化成为我国投资领域的重要趋势后,党组织治理能否推动国有企业“脱虚返实”?文章以2010～2019年非金融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纪委治理对国企金融化的作用。研究发现,纪委参与国企治理有利于抑制国企金融化趋势,其通过抑制国企高管代理成本、提高董事会效率途径作用于企业金融化,纪委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地方国企和商业类国企中更强。文章不仅丰富了党组织治理的相关文献,而且为中国特殊的国企治理机制的作用发挥提供了经验证据。     

浅议优化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项最重要的内容 ,就是进一步优化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优化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应加强董事会建设 ,建立健全独立董事制度 ,强化监事会的监督职能 ,建立完善的经理人市场。     

公司业务与“造血型”扶贫：可持续减贫效应和公司战略效应

当前,在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引导下,企业根据自身业务专长积极开展“造血型”扶贫,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以2016—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企业“造血型”扶贫的可持续减贫效应和公司战略效应。研究发现：产品业务更优质的企业其“造血型”扶贫投入更多。进一步研究发现：产品业务更优质的企业进行“造血型”扶贫能显著提升扶贫绩效和企业自身的财务绩效,实现了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共赢。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机会响应与企业创新效率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是影响企业治理能力与创新效率的关键因素。采用“结构—响应—效率”研究范式与中介效应检验方法,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创新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创新机会响应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董事会非正式层级通过激励企业创新机会响应促进创新效率提升。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结论有助于打开董事会内部互动过程的“黑箱”,深化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影响机制研究,为优化董事会治理结构、提升企业创新效率提供实践启示。     

保险业助推脱贫攻坚的作用机理、时代要求与改革路径

贫困的多维内涵和致贫原因的客观现实要求保险业全面参与脱贫攻坚,而属性优势是保险业提升脱贫攻坚效果和质量的基础。面对脱贫攻坚的新特征和新要求,需要深入分析保险业在脱贫攻坚中参与度不高、扶贫效果不佳、扶贫意识不足及缺乏有效组织等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并通过确立保险业参与脱贫攻坚的战略定位、构建"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运行机制、搭建产品和经营模式创新体系、完善保障及配套机制等措施,使保险业在助推脱贫攻坚中发挥更大作用。     

三会的权力制衡在公司治理当中的作用及改进建议

从内部而言，公司治理的基本架构主要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为主体，通过其相互制衡来达到管理的目的。股东大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监督公司的内部控制和财务管理系统，决定公司的主要战略和决策。监事会直接对股东大会负责，监督董事会和管理层履行职责的情况。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公司可持续经营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对董事会、股东大会、监亭会在公司治理当中的具体情况展开了分析，发现“三会”在公司治理当中的不足之处，并提出合理化的改进意见。基于董事会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当中的核心地位，本文对董事会在公司治理当中的问题进行了更具体的分析。     

中国国有公司治理现状评析

一、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从理论上来说,中国学者对中国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可谓丰富多彩,成果颇为丰硕。从实践来看,中国政府也十分强调在企业中要建立起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公司治理的绩效不容乐观。许多学者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1)内部人控制是目前中国公司治理存在的最大问题;(2)董事会缺乏制衡,独立董事不独立;(3)监督不力,集中表现在对董事长或CEO的监督上(监督不力表现在:上级主管离得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4)信息披露不…     

参与贫困治理与企业风险水平

政府与市场是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主体,理顺二者关系以更好地发挥治理功能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研究话题.利用中国的贫困治理背景,实证检验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对其风险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上市公司作为市场治理单元参与政府主导的扶贫工作能显著降低其风险水平,且企业声誉的增强是导致上述影响的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表明,这种风险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融资约束较低、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企业中更加显著.以上结果为"政府鼓励、企业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的有效性验证提供了经验证据,说明精准扶贫的实施中"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联动治理既符合企业自身利益,又有助于扶贫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这对于上市公司总结参与精准扶贫的相关经验以及市场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具有重要启示.     

关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探讨——以上市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监督功能为视角

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直接影响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监督功能的发挥。比较国外主要公司治理结构模式,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构造应当保留监事会制度,引入独立董事制度,二者共同发挥作用。同时,要强化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独立性,充分发挥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监督功能。     

德国拜耳公司治理中的内部控制机制

作为一家具有140多年历史的企业,拜耳公司（拜耳集团的控股公司）目前采用的控制机制,是典型的德国公司治理模式：双层董事会系统＋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倾向于以内部治理为主的模式。双层董事会系统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监督董事会与管理董事会相互分离;监督董事会与管理董事会密切合作;顶级管理层保持相对稳健和连续的管理风格;与国外公司治理规则的兼容。在共同治理模式中,股东会的成员中的利益相关者有银行,监事会的组成中不仅有股东、银行,还有职工代表,并且还是监事会的主要力量,这都是利益相关者。因此,与美国公司不同,德国公司更着重于内部控制的治理机制,外部治理对德国公司经营的约束力较弱,经营者拥有更多的权利。     

精准扶贫政策之益贫式增长效应

本文构建精准扶贫政策影响益贫式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16—2019年宿迁市国家级扶贫改革试验区阳光扶贫监管系统数据,检验精准扶贫政策对村级益贫式增长与低收入农户增收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在精准扶贫政策干预下,村级实现“强益贫式增长”,其机制在于,改变低收入农户生计模式、强化“三保障”、提升收入稳定性,而增强收入稳定性的中介效应最强;(2)帮扶措施实施广度与精准度较低造成扶贫项目收益减贫成效不足;(3)救助补助类收益能明显提升教育与医疗保障水平,但住房保障益贫性有限;(4)精准扶贫政策能促进较低收入农户实现更快增收,也呈现较强的县域益贫性。这意味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仍是难点,因此,应加大经济薄弱村产业帮扶力度,在提高贫困标准、强化分类施策的同时,提高帮扶精准度,探索建立综合性社会保障体制,提升精准扶贫政策的益贫式增长成效。     

董事会断裂带对企业战略变革的双重治理效应——子群体嵌入的动态视角

董事会断裂带以非正式子群体形式嵌入公司正式制度运作过程中,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和政策执行。本文利用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董事会断裂带对企业战略变革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会能力断裂带能促进企业战略变革,而董事会身份断裂带对企业战略变革不利。进一步研究发现：第一,董事经验深度和宽度通过强化组织实施战略变革的能力和资源基础,促进了董事会能力断裂带对企业战略变革的正向影响,减弱了身份断裂带对企业战略变革的负向影响;第二,董事会流动率能有效防止董事会内部能力子群体的利益结盟和身份子群体的冲突升级,促进董事会能力断裂带对企业战略变革的积极影响,削弱董事会身份断裂带对企业战略变革的消极影响;第三,外部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促使子群体立场的扭转,由内部分歧转向一致对外,身份隔阂缓解,任务交互加强,促进了董事会断裂带对企业战略变革的正向效应,抑制了董事会身份断裂带对企业战略变革的负向效应;最后,相比较地方国有企业,央企董事会断裂带对企业战略变革不存在显著影响。     

“输血”还是“造血”: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企业扶贫

在公司治理中嵌入党的元素,既是我国公司治理中的特色,也对我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实现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文章以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扶贫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表明:(1)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有效促进企业履行扶贫社会责任,且相对于“输血式”扶贫,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程度越高对“造血式”扶贫的积极影响越大。(2)党建质量越高,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造血式”扶贫的促进作用越强;企业的主营业务为农业时,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造血式”扶贫的关系起到了部分替代作用,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输血式”扶贫的关系起到了强化作用;在区域红色文化浓厚的情境中,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造血式”扶贫的影响更显著。(3)机制检验表明,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通过影响企业注意力的分配而对企业扶贫社会责任产生作用;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够使企业更积极地响应国家扶贫政策的重点和方向;此外,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扶贫的影响存在产权性质的差异。文章提供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经验证据,对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推动我国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防范

本文以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为切入点,研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其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高层治理能够在缓解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的同时抑制管理层私利行为,从而显著降低债务违约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通过派出董事参与董事会会议、更有效地行使股东权利等方式来实现其治理效应,但是该效应受国企管理层权力的影响。最后,非国有股东派出董事参与治理对债务违约风险的防范作用在外部制度环境较好、地方控制的国有企业中更为突出。     

后扶贫时代县域结对帮扶政策衔接路径——以河南省潢川县为例

结对帮扶是我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抓手和关键创新。后扶贫时代结对帮扶机制完善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需要，更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以河南省潢川县为案例，通过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剖析县域结对帮扶组织过程，并基于现存问题构建衔接路径。研究发现：脱贫攻坚时期，县域多元主体参与扶贫过程，通过稳定结对、持续帮扶等方式，激发了贫困户内生动力，促进了区域产业发展。但目标考核导向下的个体脱贫成效聚焦，导致政策实施瞄准欠佳，引发扶贫资源配置倾斜及区域发展失衡。结合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的特征，提出结对帮扶的“角色转型—信息化改造—体系重构”框架，依托“县—乡—村—组”多维尺度，构建乡村治理精细化目标导向的县域结对帮扶网格化管理体系，助推结对帮扶模式转换与政策衔接，促进后扶贫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

当今社会,无论是社会公众还是企业都越来越关注环境问题。他们主要都是通过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来了解一个企业的环境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国有企业作为中国企业的领导者,应作出应有的模范带头作用。影响国有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因素有很多,公司治理的完善程度也是其中之一。其中,股权结构的合理性,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独立性,监事会的监督职的发挥,约束和激励机制的建设等公司治理的内容都会影响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对以上几个因素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进行分析,并对此提出国有企业通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从而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