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服务化视角下产业协同集聚效应研究

基于2010—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模型和中介模型,对制造业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协同集聚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效应、创新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以及三者间的进一步作用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制造业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协同集聚能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创新和经济增长,并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间接抑制经济增长,通过创新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呈现负向中介效应是因为其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受产业协同集聚负向调节,绝大部分省域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已达到门槛值。     

环境协同治理的经济增长效应——以“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政策为例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是近年来中国城市群发展中的关键议题,区域经济协调更是关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因素,两者关系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从区域环境协同治理角度探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是新时期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选择。本文以2014年“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这一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3—2019年中国25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作为初始样本,运用广义合成控制法,从政策实施有效性视角检验了长三角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经济激励效应;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从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状态视角考察了协同度的经济空间溢出影响及传导路径。研究发现：长三角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呈加速态势,分类进行一系列时间安慰剂和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果依然成立。协同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呈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长三角区域环境协同治理能够实现对邻近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激励,最终实现整体的区域经济增长。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均是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传导渠道。本文建议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中,需要强化城市的主动协同效应,增强城市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能动性,为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促进长三...     

打好“组合拳”：低碳政策工具协同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机理研究

低碳政策工具是践行“双碳”战略的重要内容，如何以低碳政策工具协同推动经济环境保护双赢。采用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因数据缺失，未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2010—2021年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低碳政策工具协同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低碳政策工具协同显著激励了绿色技术创新，通过替代变量测试、倾向得分匹配、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依然成立，同时低碳政策工具协同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地理分布差异、环境规制差异、环境污染程度差异而存在异质性。空间溢出效应分析可知，低碳政策工具协同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调节效应分析可知，以GDP为主导的地方政府竞争在低碳政策工具协同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中存在负向调节作用。     

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理论,从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检验、变量间的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角度,利用我国1978～2009年能源消费总量和国民生产总值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建立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通过格兰杰因果性检验,表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项因果关系。数量关系模型的建立,为合理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数理依据。     

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劳动就业的耦合机理分析——以河南省为例

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劳动就业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笔者在剖析三者耦合机理的基础上,通过构建VAR模型,对河南省的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劳动就业间的联系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发现三个变量间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但由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间及其内部的非均衡发展割裂了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劳动就业间的互动,故需从提升产业发展角度来推动河南省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劳动就业的扩大。     

经济增长动力是研发的直接效应还是溢出效应

通过改进的菲德模型,分离出研发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分别讨论了研发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最终识别出经济增长的动力。理论模型表明：研发的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增长,而研发的直接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取决于在要素边际收益上研发部门与生产部门的相对大小;短期内,研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明确,但长期看,研发驱动经济增长,动力来自研发的溢出效应;应用研发始终促进经济增长,而基础研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明确;经济政策不会改变研发的溢出效应,但可以改变研发的直接效应,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基础研发的溢出效应和应用研发的直接效应。     

制造业集聚与城市化协同驱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研究 ——来自中国内地261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以2004-2017年中国内地261个城市数据为例，运用非线性门槛模型与动态空间效应分解模型，分别基于协调、非协调与空间溢出情境，对制造业集聚布局与城市化发展协同驱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行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虽然制造业集聚与城市化双轮驱动更能助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当城市化水平超过0.424 1、制造业集聚度小于0.706 7或超过1.291 1时，非协调协同驱动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激励机制便会失灵。全样本动态空间效应分解表明，短期内制造业集聚与城市化互动能够为整体地区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创造机遇。但长期来看，地区间要素流动和重组将引致绿色先行城市制造业集聚与城市化协同稳态微妙失衡，从而导致期望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路径中断。异质性城市动态空间效应分解表明，当前绿色极点仍集中在新一线、一线与二线城市，三线、四线与五线城市的绿色极化效应尚不显著，区域间绿色回流与溢出效应尚不明显。     

经济增长的动力是研发的直接效应还是溢出效应

通过改进的菲德模型,分离出研发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分别讨论了研发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最终识别出经济增长的动力。理论模型表明：研发的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增长,而研发的直接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取决于在要素边际收益上研发部门与生产部门的相对大小;短期内,研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明确,但长期看,研发驱动经济增长,动力来自研发的溢出效应;应用研发始终促进经济增长,而基础研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明确;经济政策不会改变研发的溢出效应,但可以改变研发的直接效应,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基础研发的溢出效应和应用研发的直接效应。     

经济增长动力是研发的直接效应还是溢出效应——基于改进菲德模型的研究

通过改进的菲德模型,分离出研发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分别讨论了研发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最终识别出经济增长的动力。理论模型表明:研发的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增长,而研发的直接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取决于在要素边际收益上研发部门与生产部门的相对大小;短期内,研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明确,但长期看,研发驱动经济增长,动力来自研发的溢出效应;应用研发始终促进经济增长,而基础研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明确;经济政策不会改变研发的溢出效应,但可以改变研发的直接效应,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基础研发的溢出效应和应用研发的直接效应。     

服务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互补或是替代

1982-2012年我国服务进出口贸易的GDP弹性变化趋势相似,因此研究服务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现实必要性。运用服务进口贸易的GDP增长弹性分析服务进口贸易及生产现状,得出两者呈正向关系,相关性检验也支持该观点。协整检验表明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发现,短期内服务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互补而长期内两者相互替代,并且服务进口贸易的贡献较大。     

中国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劳动就业的耦合机理分析——基于VAR模型的动态实证分析

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劳动就业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变量,理论分析表明三者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之间具有累积性、双向循环式的作用机制,产业结构与劳动就业具有作用与反作用关系。构建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三个变量间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但是由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间及其内部的非均衡发展割裂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劳动就业间的互动,需要从产业结构优化角度来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和劳动就业的扩大。     

FDI、国内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

本文基于协整理论gVAR模型,利用中国1983年-2006年的年度经济数据,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国内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①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②短期内三个变量之间均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但因果关系的方向各异;③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只有水平效应,在长期并无增长率效应;④无论长期还是短期,国内资本都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效应,是引起国内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京津冀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区位熵指数描述了2012-2017年京津冀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格局,同时,将地理空间因素纳入面板模型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对京津冀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后,利用偏导数矩阵的方法对空间溢出效应分解,分析了产业集聚和其他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和经济增长均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第二,当前阶段,京津冀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的"回流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引致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为负,起抑制作用;第三,京津冀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集聚作用较弱,产业资源错配、缺乏协同共享机制现象明显;第四,人力资本、固定资产投入、技术创新、外商投资等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城镇化和金融投资对京津冀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人工智能影响产业协同集聚的效应研究

在智能技术逐渐融入企业生产的大背景下，产业如何演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将产业演进路径拓展到产业间，利用城市样本数据检验人工智能如何赋能产业协同集聚。研究显示：人工智能与产业协同集聚呈现U型关系，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人工智能通过人力资本与技术溢出对产业协同集聚产生影响。时间、空间与结构差异均会改变人工智能的作用效果，即产业协同集聚效应依赖于智能政策文件的出台、地理区位的改变和协同集聚的维度。从经济后果来看，人工智能应用引发的产业协同集聚不仅促进了经济增长数量的提升，而且有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本文研究既拓宽了人工智能的作用领域，又为通过智能手段实现产业协同集聚提供有益参考。     

城市化、FDI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利用1987—2011年北京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函数分析等方法和模型,对城市化、FDI与经济增长三者间的长期和短期关系进行了检验和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城市化与FDI也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经济增长是FDI的Granger原因,但FDI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的概率高达31.8%。     

绿色创新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湖北省1993—2018年相关数据,运用VAR模型对绿色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同时将绿色创新分为发明专利授权和实用新型专利授权两个要素。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与发明专利授权、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发明专利授权对经济增长存在“扩散效应”,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对经济增长先体现“扩散效应”,后体现“挤出效应”,而经济增长对两者均具有“扩散效应”;发明专利授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应积极构建绿色创新与经济增长的长效互动机制;加大绿色创新开发投入,完善绿色创新相关制度;提升绿色创新的投入效率,加速绿色创新成果转化率。     

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

文章根据影响机制理论提出假说,运用动态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产业协同集聚对GTFP(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中国GTFP存在显著的"时间惯性"和空间相关性.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产业协同集聚对本市GTFP的直接影响呈倒"U"型,并且对相邻城市GTFP产生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分行业回归结果表明,金融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在长期和短期内均显著抑制本市GTFP的提升,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与制造业分别协同集聚在长期和短期内均显著促进本市GTFP的提升,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在长期和短期内对本市GTFP的影响均不显著,同时这些细分行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GTFP的空间溢出效应均存在明显差异.     

环境管制、产业结构调整与地区经济发展

本文从区域空间关联性出发,分析环境管制、产业结构调整和地区经济发展三者的关系,探讨环境管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机制并验证其存在性及影响程度。研究发现,环境管制能够通过筛选效应、内部技术溢出和外部技术溢出,促使绿色经济效率形成"扩散效应"和"极化效应",进而影响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实证分析表明,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环境管制对改善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时滞性,长期治污投资能显著提高绿色经济效率;从长期来看,环境管制能显著提高东、中、西部的技术进步,但"扩散效应"和"极化效应"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各异。     

产业协同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规模效应与拥堵效应视角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本文从微观理论着手将面板模型拓展至空间维度讨论了中国产业协同集聚的规模效应和拥堵效应，并深入探讨了产业协同集聚的作用途径。研究发现，中国产业协同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并且与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间也存在先促进后阻碍的非线性关系。机制研究证实了产业协同集聚能够通过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和市场潜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因地区间差异明显，东、西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呈倒“U”型关系，而中部地区则呈线性关系。基于上述结果，本文给出了推动中国产业协同集聚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对进一步优化中国产业结构布局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基于1952-2005年全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的GDP与进出口的有关数据变量进行协整计量分析,并根据格兰杰(Granger)定理运用EG两步法建立三者间的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对外贸易的两个方面:出口和进口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和短期效应.文章得到以下结果:长期内,出口和进口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且出口较之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强,说明了我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是出口导向型的;短期内,进口和出口都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