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从高质量发展视角出发,构建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效率评价指标体系,以2015—2020年我国29个省市年度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超效率SBM、RD-Malmquist模型对各省市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及科学评价,并进一步利用Tobit模型对可能影响效率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效率(静态)波动性提升,省域间效率值差异性在下降。区域上效率值呈现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且效率值均小于1;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态势良好(动态),区域上呈现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技术进步起着关键作用。人均GDP、人力资源质量等对效率值存在不同方向和程度的影响。最终提出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建议。     

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本文选取2008—2020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测算各省(市、区)的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效应,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各省(市、区)的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持续增大,呈现持续向好的发展趋势;绿色金融显著地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非线性影响,在产业结构升级约束下,存在单门槛非线性影响;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对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小。中国应该不断完善绿色金融产品体系,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增加绿色工艺生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科技创新效率与煤炭企业高质量绿色发展效应研究

收集了2009—2018年全国煤炭工业企业科技创新数据、煤炭深加工等转型数据,采用判别分析法确定煤炭企业科技创新效率、高质量绿色转型效应;收集全国34家煤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熵值法确定煤炭企业资产结构演变熵值和绿色演变效应;采用回归分析法确定科技创新效率与经济高质量绿色发展效应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煤炭工业科技创新从整体上产生了经济高质量绿色发展效应。这种“高质量发展”作用主要是促进了煤炭企业高质量转型,产生了绿色转型效应。其绿色转型效应远远超过煤炭企业产业方向调整、资产结构演变所产生的“阵痛”负作用;煤炭企业高质量转型、资产结构绿色演变是连接科技创新与经济效益的纽带。     

黄淮海平原农业水资源绿色效率时空差异与影响因素研究

提高农业水资源绿色效率对促进黄淮海平原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保障粮食安全极其重要。通过超效率SBM模型和Tobit模型对黄淮海平原农业水资源绿色效率和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黄淮海平原农业水资源绿色效率整体趋于上升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技术进步变化是导致农业水资源绿色效率变化的主要动因;除农作物种植结构外,经济发展水平、节水农业发展水平、供水结构等因素均对农业水资源绿色效率有着显著影响。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以绿色发展理念指导农业产业结构和用水结构升级、充分发挥节水潜力提高农业水资源绿色效率水平和完善水价水权市场机制优化农业水资源配置等对策建议。     

湖南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影响因素及路径选择研究

目前关于数字经济、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数字经济如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日益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但在推动湖南数字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不同区域间的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异质性等问题。为壮大湖南数字经济以增强经济高质量发展,亟待加大对数字经济技术型动能发展的投入;加强区域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设计科学政策指引;加快构建数字要素市场,为数字经济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条件。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区域差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中的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测算了2009—2019年长江经济带省域绿色发展效率,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比较了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差异特征,通过构建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绝对值偏低,东、中、西差异明显,东西部较高,中部地区较低;从发展趋势看,长江经济带省域绿色发展效率稳步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有“倒U型”的影响,人口规模与受教育水平正向影响绿色发展,即随着人口规模增加与受教育水平提高,绿色发展效率也会增加;产业结构与绿色发展效率显著负相关。     

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制造业作为国家的支柱性产业,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文章选取中国2017—2021年高技术制造业以及相关经济发展指标,作为衡量制造业数字化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文章在数字化发展程度、科技创新水平、经济发展活力、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水平四个一级指标的基础上,选取域名数、IPV4地址数、互联网普及率等13个二级指标构建主成分回归模型。研究结果表明,这13个指标体系在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创新方面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为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创新有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相应的建议。     

中国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基于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中国2012—2020年各省份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并利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结果显示,省份间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差异呈现缩小态势,落后省份的追赶成效开始显现,但与领先省份间的差距仍然较大;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和东北地区省份农业绿色生产效率领先于中西部地区,整体呈“中部塌陷”分布格局。进一步研究发现,农业科研财政拨款、城镇化率、农业生态补偿政策等因素均是促进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增长的重要原因,而农作物受灾面积、农业机械投入强度会显著抑制农业绿色生产效率提升。在控制省份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后,各影响因素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方向及显著性保持不变。     

区域绿色金融、空间溢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绿色金融助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故本文从区域视角探讨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所发挥的作用。本文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区域绿色金融的溢出效应,并分别讨论“政府引导型绿色金融”与“市场驱动型绿色金融”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持效应。研究发现：(1)区域绿色金融既支持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又对周边地区产生良好的溢出效应。(2)“政府引导型绿色金融”与“市场驱动型绿色金融”均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来看,前者的支持效应更为显著。(3)东部地区以“市场驱动型绿色金融”为主、中西部地区以“政府引导型绿色金融”为主,对高质量发展起到支持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区域绿色金融支持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门槛视阈下绿色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研究

基于我国29个省份2004—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2SLS的分析方法对绿色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线性关系进行研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对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探讨。实证发现：(1)绿色创新能够有效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两者也存在着非线性关系,绿色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跨越人力资本门槛值之后,绿色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由弱变强。(2)绿色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关系在不同的区域范围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3)当人力资本水平跨过一个临界值时,提高绿色创新水平能够更加强有力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我国仅有少部分省份处于这个区间内。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建议。     

绿色金融支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体系研究

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为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海洋产业快速发展,海洋经济跃然成为经济发展新增长极,加速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建设海洋强国的必然选择。绿色金融作为加速经济发展、促进环境保护的现代金融业,能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和重要的资金保障,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密不可分。本文以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为基础,剖析绿色金融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政府、市场、创新、资金及人才五个方面构建海洋领域绿色金融保障体系,促进绿色金融支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绿色债券、碳减排效应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绿色债券是绿色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绿色”和“金融”双重属性,其发行能否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目前较少有学者研究。文章从宏观视角对绿色债券的碳减排效应及其内在机制进行了研究,并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验证了绿色债券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绿色债券能够显著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并且该效应在金融市场化程度较高和环境规制力度较弱的地区更明显,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和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一方面,绿色债券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了环保投资水平;另一方面,发行绿色债券有助于提高发行主体的社会关注度,从而促进其更好地履行环境社会责任。（3）进一步检验发现,绿色债券有助于提高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的研究不仅证实了绿色债券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也为进一步发展绿色金融与加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绿色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绿色金融的资源配置与绿色技术创新视角,首先将绿色金融分为绿色信贷、绿色证券和绿色保险三个维度,进而采用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含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面板数据,利用动态广义矩估计面板模型（GMM）分析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影响,探讨绿色金融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并分析绿色金融对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绿色信贷、绿色证券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均呈“先扬后抑”的倒U型关系,大多数中西部省份绿色信贷、绿色证券水平尚未跨过拐点,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处于促进阶段,绿色保险则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线性促进作用;(2)绿色技术创新在不同维度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且绿色技术创新在绿色证券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传导作用最强,其次是绿色信贷,而绿色保险最弱;(3)绿色信贷、绿色证券和绿色保险对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均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且三种类型绿色金融的调节效应依次递减。     

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作为经济数字化和绿色化发展的重要助推器,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对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运用多种计量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协同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借助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通过协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揭示,在市场中介组织发育水平、创新创业能力与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协同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在空间效应下依旧成立。因此,建立区域金融发展协同机制,注重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协同作用有助于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绿色金融、空间外溢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兼论市场化的门槛效应

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下亟待关注的重要问题。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已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党中央多次强调要通过多种途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绿色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随后对这种影响进行效应分解,最后引入门限回归模型,检验市场化指标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我国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都存在一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第二,绿色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升本地区经济发展质量,表明绿色金融发展能够成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路径,并且在绿色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中,空间溢出效应比直接效应更明显;第三,在差异性市场化水平之下,绿色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质量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具有显著的市场化门槛特征。     

安徽省工业绿色转型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工业绿色转型与经济高质量耦合协调发展是新时期我国绿色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基于安徽省16个地级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安徽省工业绿色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对安徽省16个地级市工业绿色转型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测度及评价,并运用面板Tobit模型分析两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安徽省工业绿色转型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处于稳步上升态势,工业绿色转型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及二者耦合协调度均呈现“皖南最高,皖中其次,皖北最低”的特征;地方政府竞争、产业结构对安徽省工业绿色转型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有显著负向作用,政府规模和城镇化水平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提出构建安徽省绿色产业体系、探索差异化协调发展策略、明确安徽省工业绿色转型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形成二者良性互动等建议。     

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韧性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文章运用熵权法测算2006—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韧性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指数,并分析其时空格局演变特征,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经济韧性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1)时间趋势上,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韧性和高质量发展整体呈现稳定上升趋势,且上升趋势趋同。(2)空间趋势上,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韧性处于中高值区及以上的城市持续增加,高质量发展先呈现出武汉、长沙、南昌“三足鼎立”的分布特征,到2020年形成了“东南部高,西北部低”的空间格局。(3)影响效应上,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韧性对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高质量发展,环境规制抑制高质量发展。基于此,应该充分利用武汉、长沙和南昌的优势,使得各城市间进行优势互补,缩小发展差距。     

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加速推进,数字经济日益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本文重点关注数字经济的绿色价值,探讨了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内在机理。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和熵值法,分别构建城市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绿色经济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测度。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并识别传导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不仅可以显著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而且对邻近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产生了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东部地区城市、大城市和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技术创新是驱动绿色经济效率优化的关键途径。政府应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升级,实施因地制宜的差异化政策,增强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充分释放数字经济为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带来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