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FDI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本文选取21个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与10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进行对比分析,实证研究了双向FDI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陷入组外商直接投资(IFDI)会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对外直接投资(OFDI)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增长;跨越组主要依赖OFDI拉动经济增长,IFDI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增长;跨越组和陷入组双向FDI的交互项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IFDI和OFDI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促进作用。因此,经济体应着力促进双向FDI协调发展,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最终促进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自由贸易协定对双向FDI协调发展的影响

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形式，双向FDI协调发展有助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提高国际竞争力。而自由贸易协定可优化全球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对双向FDI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8—2021年我国与26个经济体的贸易数据，以自由贸易协定为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多期DID模型，实证检验自由贸易协定对双向FDI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自由贸易协定能显著促进双向FDI协调发展，且这种促进作用不存在时滞性；自由贸易协定对双向FDI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异质性，对发展中经济体、WTO-X条款和知识密集型行业的促进作用更强，对发达经济体、WTO+条款、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促进作用较弱；自由贸易协定可通过推动数字贸易和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促进双向FDI协调发展，即数字贸易和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因此，为借助自由贸易协定促进双向FDI协调发展，应加速自由贸易协定深化落地，营造差异化国际直接投资环境，培育新的数字贸易增长点。     

双边投资协定、区域制度与区域外商直接投资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转型经济体,中国区域制度和区域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差异较大。因而,研究双边投资协定、区域制度与区域外商直接投资问题,不仅有助于双边投资协定理论的丰富,还有利于中国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本文以1997—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FDI综合动因理论并利用门槛模型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双边投资协定、区域制度均对区域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双边投资协定与区域制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而利用区域制度作为门槛变量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双边投资协定对区域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区域制度门槛:相较于区域制度高于门槛值的区域,双边投资协定对区域制度低于门槛值的区域的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作用更大。因此,积极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努力完善区域制度,不仅有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而且有利于缩小区域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差异,促进中国经济均衡发展。     

经济一体化、政治风险和第三国效应对中国OFDI的影响

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经济一体化、政治风险、第三国效应等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中国OFDI型态倾向于复合性的FDI,且不受第三国效应影响;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越不利于中国OFDI,东道国的政治风险越高越不利于中国OFDI;此外,人均收入越高及文化邻近程度越高的国家,越显著有利于中国OFDI,东道国市场机会对中国OFDI有显著负向影响;中国的OFDI,国有企业居主导地位,且倾向于投资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产业。     

中国OFDI与东道国环境质量:影响机制与实证检验

本文从FDI来源国的角度,分析中国OFDI对各东道国环境质量的影响.借助Copeland-Taylor模型,本文建立了中国OFDI通过影响东道国单位产出污染密度,继而影响东道国环境质量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3-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数据,以及168个东道国(地区)经济发展指数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考虑到中国OFDI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存在差异化投资,本文进一步对各东道国(地区)按收入水平分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中国OFDI规模的增长总体上促使东道国(地区)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加,但从人均排放的角度,中国OFDI显著降低了污染物排放量,提高了东道国(地区)能源利用效率,改善了当地环境质量.分样本回归的结果显示,无论在污染排放总量还是在人均污染排放量方面,中国OFDI改善东道国(地区)环境质量的效果在高收入水平的国家中更为明显.     

政治风险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东道国与母国两个维度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大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统计数据和两类政治风险指数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来自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对OFDI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本土的政治风险对于OFDI也有实质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开放程度以及政府政策等因素对OFDI也有显著作用。     

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吸收FDI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引力模型为基础,利用1990~2011年40个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混合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显著地促进了各国对中国的投资,中国与发达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投资促进效果更好。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不同投资动机的经验分析

文章利用2003-2011年中国13个OFDI东道国和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基于CH扩展模型,采用工具变量法,从OFDI投资动机的视角实证考察了技术寻求、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三类投资动机下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积极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主要来源于对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寻求型OFDI,这种效应在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但中部地区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要比东、西部明显,来源于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呈负向效应,以上结果是由中国OFDI的投资动机和区位选择决定的。因此,积极鼓励技术寻求型的OFDI,适时从传统的"走出去"战略向"投资技术获取"战略转变是当前中国OFDI的新挑战。     

OFDI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问题研究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推进,我国开始快速对外进行直接投资(OFDI)。 随着此类投资规模的扩大,出口贸易额也呈现出增长的趋势。 那么,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额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有学者认为 OFDI 对出口贸易存在替代或互补效应,另一些学者持有这样的观点,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了创造性的影响。 文章选取 2008-2020 年中国对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数据,从联合国 UN comtrade 双边贸易数据中筛选出口贸易额数据,OFDI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借鉴引力模型,分别对中国 OFDI 对其出口总值的影响、中国 OFDI 对其与不同国家出口值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得出结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出口贸易产生创造效应。     

TTIP:美国推行“新生代”自由贸易协定的新发展

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于2013年6月启动谈判,这是美国推行新生代自由贸易协定的最新发展。《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设定的高标准,将会影响全球贸易体系的规则制定,并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中国一方面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传统自由贸易协定与新生代自由贸易协定博弈;另一方面也应积极研究并吸收新规则中的合理内容。     

美国BIT中不符措施条款的实践经验与借鉴

<正>一、美国BIT中不符措施条款的实践经验自1994年以来,美国签订了41项BITs(双边贸易协定),还签订了十多项FTAs(自由贸易协定),而美国投资条约实践发生的重要变化是,更加倾向于通过在FTAs中纳入高标准、自由化的投资规则,如1994年NAFTA、2004年美国—澳大利亚FTA和2007年美国—韩国FTA等这些FTAs都包括投资章节。此外,美国投资协定将国民待遇扩大适用于投资设立前(pre-establishment)阶段而不仅仅适用于投资设立后(post-establishment)阶段的做法,极大提高了外国投资者的待遇标准,同时也相应制约了美国作为东道国对     

人民币汇率与OFDI、IFDI的关系研究

本文以中国2010-2015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以及外商对我国直接投资(IFDI)数据为计量基础,通过协整分析以及格兰杰因关系检验分析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对OFDI、IFDI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会有一定的负效应,但影响甚微,而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对外商对我国的投资几乎无影响。     

中国企业服务寻求型的海外直接投资——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旨在研究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服务寻求动机,并对服务寻求型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文章采用面板数据的实证方法,对2003-2009年中国企业对40个国家的OFDI数据进行检验。文章研究结论认为,中国企业OFDI具有服务寻求的目的,东道国生产者服务业的技术含量越高越能够吸引中国企业对其进行投资。并且,这种服务寻求型OFDI与生产者服务业FDI之间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母国严格的投资管制使得服务业FDI受到限制,进而会促使企业以OFDI的方式获取东道国的服务投入。     

逆向技术溢出、营商环境治理差异与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规模不断扩大,与东道国的营商环境治理差异以及OFDI的逆向溢出效应对于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基于2007-2018年中国对73个国家OFDI的跨国面板数据,运用PCSE和SYS-GMM的方法,实证考察了营商环境治理差异、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营商环境治理差异负向影响中国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正向影响中国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营商环境治理差异给中国OFDI所带来的负向影响具有正向的“弥补作用”,并且这种弥补效应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东道国中存在异质性。     

韩国国内有关韩美自由贸易协定ISD条款的争论及启示

韩国国内以朝野两党为代表的正反阵营不久前围绕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批准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而争论的焦点就是修改或废除FTA中的"投资者一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条款,根源则是双方对ISD机制对韩国的影响作出了难以调和的对立性评估。对于正在迈入FTA时代和对外投资时代的中国来说,韩国国内的争论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CAI背景下中国对欧盟成员国直接投资效率分析

在CAI签订的背景下,选取2005—2019年中国与欧盟28个成员国直接投资的存量数据,建立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与欧盟成员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对投资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异质性双边投资协定的质量越高,越有利于减少投资非效率。中国在东道国直接投资效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中国企业在欧盟选择投资目的地时,应综合评估东道国的投资环境,扩大技术型产业布局,寻求产业集聚效应,提升投资效率。     

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对中国FDI流动的影响——基于48个国家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了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Ts)的48个国家作为样本,依据政治风险分为高、中、低三类;运用引力空间模型对BITs在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BITs显著促进了17个低政治风险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     

国际金融风险对中国OFDI影响研究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6国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PRS发布的ICRG中“一带一路”沿线56国的国家金融风险数据,探讨国际金融风险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国际金融风险各因素对中国OFDI存在显著影响,但影响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而言,东道国债务偿还能力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正向效应,汇率稳定度和外债占GDP的比例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负向效应,经常账户余额占总出口百分比在不同模型间存在显著差异,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存在明显的“逆向选择”现象,面临的国际金融风险较高。为有效防范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际金融风险,应继续深化国内金融改革开放,增强国际金融风险应对能力;加强事前、事中和事后投资监管,提升跨国企业金融风险防控水平;积极推动区域金融合作,共同应对国际金融风险冲击。     

东盟金融发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东盟越来越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重要伙伴。文章选取2009-2018年中国-东盟投资数据,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模型研究东盟金融发展对我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东盟金融机构发展显著促进了中国OFDI,金融市场发展对中国OFDI没有显著影响;东盟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其金融发展对我国OFDI的作用存在一定的门槛;东盟的市场开放度、经济发展水平等指标也会影响中国OFDI;中国对东盟的OFDI存在空间挤出效应。结合结论,文章提出应深化合作、建设共有平台、均衡投资力度、完善投资布局的发展建议。     

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国内投资的影响:挤入还是挤出?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东道国国内资本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这表现在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上。本文利用Fry(1995)的模型对1990年至2004年FDI对我国国内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从总体上来看,FDI对我国国内投资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在东部不同省份存在明显的挤入或挤出效应;在中部不同省份存在一定程度的挤入效应或效应不确定、不明显;在西部部分省份存在挤出效应,多数省份效应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