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务业企业出口与生产率关系——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出口学习效应

本文采用2011年中国服务业上市企业数据对企业与生产率的"自我选择"及"出口中学"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出口是中国服务业企业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也促进了出口规模的扩大;(2)在分所有制企业的检验中,只有国有企业均支持"自我选择"和"出口中学"假说,而非国有企业只支持"出口中学"假说。中国应该推动服务贸易发展,及时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落实反垄断政策。     

中国服务业企业出口与生产率关系——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出口学习效应

本文采用2011年中国服务业上市企业数据对企业与生产率的"自我选择"及"出口中学"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出口是中国服务业企业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也促进了出口规模的扩大;(2)在分所有制企业的检验中,只有国有企业均支持"自我选择"和"出口中学"假说,而非国有企业只支持"出口中学"假说。中国应该推动服务贸易发展,及时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落实反垄断政策。     

生产率决定中国企业出口倾向吗——企业所有制异质性视角的分析

本文围绕生产率与企业出口倾向的前沿论题,从企业所有制异质性视角进行实证分析。中国企业的出口区别于国外成熟市场经济体,出口倾向并非完全由生产率决定,而是依所有制类型不同表现出巨大差异。本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总体企业生产率和出口倾向之间潜在的"倒U形"关系,从所有制异质性视角予以化解,并运用各所有制的分样本计量检验了"自我选择效应"假说在中国的有限适用性,从而为中国企业出口决策提供了稳健的经验支持。     

内需的扩大是增加还是减少出口？——基于异质企业视角的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

中国的贸易失衡表现为巨大的贸易顺差,有一种观点认为扩大内需可以减少出口,降低贸易失衡。本文在考虑企业异质性的基础上,对中国制造企业内需能否促进出口的作用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理论模型预测,如果企业生产率足够高,可以进行贸易,企业内需的增加总能促进出口数量和出口额的增加,且贸易成本的减小会促进这种效应。我们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这一推论进行了实证研究。我们首先利用半参数估计的Olley和Pakes(OP)方法估计企业生产率,然后控制企业生产率、企业要素禀赋、行业固定效应、地区固定效应和企业所有制的影响进行计量分析。实证结果发现,出口企业内需的扩大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出口,而且处于规模经济行业的企业的这种作用更为显著,东部地区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国内销售对出口的作用也高于其他地区和其他企业。另外,本文对不同出口规模的企业应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发现,企业出口规模越大,企业内需对出口的作用越显著。     

出口与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经验的再思考

出口到底给中国企业生产率带来何种作用效应,既有文献的结论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在着重考虑已有文献并未考虑到的企业TFP测算方法、企业进口以及出口贸易方式这3个方面因素的基础上,本文重新检验出口对中国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效应,结果发现:除了纯加工贸易类型企业外,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行为仍呈现自我选择效应;从新进入出口市场企业的角度来看,中国企业的出口活动中存在显著的"出口中学习"效应,这为出口对中国企业生产率所具有的促进效应提供了支持证据;从出口密集度的角度来看,企业的出口活动中存在"生产率损失"或"生产率抑制"效应,这又反映出口对中国企业生产率可能具有的负面效应。本文的检验结果及其解释,为理解出口对中国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效应、判断出口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综合作用效应提供了更为合理的微观经验证据。     

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自我选择效应”再研究——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充分认识到中国企业生产率和出口关系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市场的特征事实,修改了Melitz模型关于国内外市场进入成本对比的假设,对理论模型进行拓展。在实证部分,本文主要使用2000年至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发现总体而言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自我选择效应"为负,存在"生产率悖论"的证据;分行业来讲,中国制造业企业不同行业的"出口自我选择效应"不同,但普遍存在负趋势。作者通过实践与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有二:贸易性质1差别导致不同贸易模式2企业生产率的差异;中国行业的市场进入门槛相对高(排除贸易性质差别)。最后本文详细分析了中国市场高门槛的主要原因,试图为中国制造业企业参与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提供可行建议。     

贸易自由化、异质性企业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我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使用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大型面板数据,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将贸易自由化分为最终品进口关税的减免和中间投入品关税的减免,同时采用半参数估计方法测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克服联立性和样本选择问题。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是两种效应的综合结果,即最终品进口关税的减免的"正向效应"和中间投入品关税的减免的"负向效应"。在区分企业出口状态、企业所有制类型和企业规模大小之后,研究结果显示,贸易自由化会对不同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关税减免的情况下,非出口企业从贸易自由化中的受益要大于出口企业,私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最大,其次是外资企业和港澳台资企业,而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反而会降低。     

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文章先利用K-S检验研究中国制造类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分布,结果与HMY模型的预期一致,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分布显著优于出口企业和仅在国内生产销售的企业。进一步探讨对外直接投资与生产率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不存在显著的自我选择效应,但是,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具有学习效应。     

异质性生产率、货款回收与中国企业出口

采用2005-2008年东三省持续存在的8 932家企业面板数据,本文检验了生产率和货款回收因素在出口中的作用,发现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货款回收率都高于非出口企业,这说明该地区并不存在出口"生产率悖论;"高生产率和规避国内账款回收困难是企业出口的决定因素,通过对应收账款的内生性分析发现这一结果是稳健的;企业所有制性质、企业规模也会促进出口,而利润和企业成立年限对出口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提升企业效率、改善企业运行机制、健全社会信用制度是我国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出口对生产率影响的非均衡性研究——基于Veblen-Gerschenkron效应的考察

出口对于生产率的影响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论题之一。不同于以往研究,本文从企业异质性视野切入,实证考察了出口之生产率增长效应的非均衡性论题。借助新近兴起的技术前沿距离方法的研究表明,出口对于与技术前沿距离远的落后地区生产率提高的作用要大于与技术前沿距离近的先进地区,意味着出口具有Veblen-Gerschenkron效应,即技术落后地区在出口过程中获得的技术溢出和生产率增长要大于技术先进地区。而且出口的Veblen-Gerschenkron效应还具有时间持续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强化。针对门槛效应的检验表明,只有在行业出口超过某个临界值后,出口的Veblen-Gerschenkron效应才渐次显现并不断强化。此外研究还显示,新增长理论所强调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和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同行业集聚与关联行业协同集聚外部性都是影响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上述结论对于制定利用出口促进生产率增长的差异化地区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环境规制与企业生产率:出口目的地真的很重要吗?

本文根据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进出口海关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考察了环境规制与企业出口目的地选择行为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出口发达国家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促进了企业出口发达国家,并且使出口发达国家企业的生产率得到更大幅度的提高;基于工具变量法及扩大发达国家或地区界定范围的估计结果都进一步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目的地选择行为的影响并没有因为企业所有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集聚-出口双促进政策的溢出效应——来自出口加工区的微观企业证据

本文以中国52个出口加工区作为集聚-出口政策的分析对象,利用1998-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和城市数据,检验集聚-出口双促进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看,上述双促进政策对企业生产率有着积极影响,其中出口选择效应随着集聚效应呈现出互补效应;拥有加工区的城市具有更强的集聚、出口溢出效应。但是,集聚-出口双促进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替代效应,这些城市的内部竞争削弱了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出口加工区的成立本身对出口企业生产率有显著的贡献,但加工区内企业并未获得集聚-出口双促进政策红利,集聚政策仍然是企业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来源。     

异质性企业出口、技术创新与生产率动态效应研究

本文探讨了异质性企业出口、技术创新与生产率的动态关系.在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模型的分析框架下,我们构建了企业出口、创新与生产率的动态结构模型,并通过参数化函数形式建立了计量模型.基于2005-2007年中国电子通信行业的企业面板数据,本研究采用biprobit、非线性最小二乘估计等模型对企业出口、技术创新与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出口和创新的决策及其联动作用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企业的生产率、资本存量、劳动力投入和出口市场冲击是影响企业自选择行为的异质性因素;投资决策的回报随着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因此生产率高的企业会自选择做出该投资决策以获得更大利润.我们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证的视角在一个整体性的框架中验证了自选择效应、出口学习效应和生产率动态效应,同时对中国出口、创新和生产率的现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中国服务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存在性检验

本文选取了中国服务业7个行业2010年~2014年的数据,通过用总量法和均值法两种方法测算,并比较中国服务业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来检验出口企业"悖论"的存在性,根据检验结果可以看出,部分服务业出口企业是存在"出口—生产率悖论"的。最后,本文检验了生产率和企业出口规模的相关性,结果表明,虽然服务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具有正相关性,但是服务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服务企业的出口与该企业的生产率并无关系,验证了我国服务企业并不是只有生产率高的企业选择出口。     

出口学习效应再验证——基于产品和市场的二维视角

本文从产品和市场的二维视角,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通过双重差分PSM方法对出口学习效应进行再验证,考察了多产品出口、单产品出口、多市场出口和单市场出口模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出口模式下出口学习效应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多市场和多产品出口对企业具有生产率提升效应,但在出口当年不明显,出口后第二和第三年生产率有显著改善,这说明企业需要一定时间来学习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知识;单产品出口和单市场出口企业生产率则没有显著提升。     

政府治理如何影响企业出口边际

本文在考虑以环境成本和贪腐成本为代表的非期望产出情况下,核算了中国省级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结合2000-2006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从出口企业、出口产品、出口市场和出口价格4个维度研究了政府治理对中国企业出口边际的动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治理虽然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集约边际,却也显著抑制了企业出口扩展边际,政府治理对中国出口增长的带动更多体现在"量"而非"质"上;这一结论在考虑企业资本密集度、所有制属性和贸易方式后呈现出显著的差别化特征;政府治理能力和企业生产率间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纳入政企间的交互影响后,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并不存在。     

环境规制是否降低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2003年国务院要求重点城市环境限期达标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从微观层面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omestic Value-Added Ratio,DVAR)的影响并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DVAR,这一效应对国有企业不显著而对非国有企业显著为正;(2)影响渠道检验发现,企业进口中间品使用比是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出口DVAR的显著中介变量,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效应不显著,此外环境规制政策没有影响企业融资约束;(3)扩展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DVAR存在行业和地区层面的差异化效应。本文认为环境规制可以倒逼企业提升出口DVAR,但这一效应具有异质性,可以按照不同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行业比较优势以及地区市场化程度制定差异化规制政策,同时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以"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重点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了企业出口——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微观证据

本文以中国"五年规(计)划"政策文件对重点产业的设定为切入点,利用2001-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了重点产业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重点产业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概率和出口规模均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影响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缓解"和"生产率提升"是重点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出口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重点产业政策对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大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大;此外,重点产业政策对低外部融资依赖度行业企业出口概率的促进效应更大,而对高外部融资依赖度行业企业出口规模扩张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最后,本文还探究了市场自由化对重点产业政策经济效果的影响,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大.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中国应稳步推进产业政策转型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使"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共同促进中国出口贸易长期稳健发展.     

产业集聚与中国企业出口:基于创新要素流动视角

本文运用扩展的异质性贸易模型,构建产业集聚与企业出口行为的理论机制,并以创新要素流动的视角重塑产业集聚溢出效应建立理论假说。基于2000—2008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计量验证,结果表明:产业集聚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二元边际,产业集聚通过R&D资本流动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并不凸显,而R&D人员流动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占总效应的90%。采用工具变量法和Heckman二元选择模型,解决联立方程和选择偏误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果依然稳健。从创新要素流动的视角,企业生产率对扩展边际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而对集约边际不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调整地区产业专业化集聚和释放创新要素流动的制度结构,是提升质量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政府效率竞争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7年数据的分析

在分析政府效率竞争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理基础上,结合1998-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构建评价政府效率的多维度体系,利用数据包络方法量化中国省际政府的政府效率,实证检验政府效率竞争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效率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即政府效率竞争在初期通过"治理成本效应"抑制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政府效率的改善又会通过"市场配置效应"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政府效率竞争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区别企业所有制属性、技术水平和所在地区后呈现出显著差异性。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政府应继续致力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政府效率,促进国内企业竞争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