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异质性、出口国内附加值与企业工资水平——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文章从出口国内附加值的角度对中国异质性企业的工资决定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提升在统计和经济意义上都可以显著促进中国出口企业工资水平的提高,其弹性系数为3.6%;企业异质性特征对企业工资水平存在显著影响,但其影响会因企业所有制类型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有关工资增长的动态研究显示,出口国内附加值与工资增长率正相关,劳动生产率、资本密集度等对工资增长率的提升具有正向作用,而企业规模则抑制了样本企业工资增长率的提高。因此,中国出口企业更应注重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提升,而不仅仅是出口规模的扩张,且中国出口企业还需结合自身的异质性特征来调整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进而实现产品国际竞争力和企业工资水平的双提升。     

出口经验、沉没成本与企业出口广化--来自中国微观企业的证据

企业恰当利用出口经验的学习效应可减少出口新产品和开拓新市场所需支付的沉没成本,从而推动自身的出口广化。本文基于2000－2005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中企业－产品－目的国层面的出口数据,运用线性概率模型考察出口经验对企业出口广化的促进机制,发现企业自身和其他企业以往的出口经验对企业当期出口广化存在倒 U型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因企业所有制属性和贸易方式的不同而存在结构性差异。     

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因素分析——来自微观企业层面的证据

本文首次使用世界银行2012年发布的我国1040家服务业企业数据,并综合利用Probit模型及其边际效应和OLS估计等多种方法,实证检验了我国服务业企业参与到出口行为以及出口密集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经营时间的增加以及具有国际承认的质量认证可以有效提高服务业企业的出口概率和出口密集度。而从企业所在的地区层面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产业比重、教育水平、FDI以及网络基础设施等因素对此也有重要的影响。通过进行敏感性分析,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产品质量与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了产品质量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提高企业产品质量对我国出口企业加成率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重点在于沿海地区的非国有企业,尤其是非垄断行业内的大量私营企业;在位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显著提升企业加成率,而新进企业和高出口倾向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则显著降低了企业加成率;产品质量通过产品价格和边际成本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本文的结论对于理解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如何有效提升企业产品质量找到另一条识别路径——通过提高出口企业加成率惠及一个国家。     

重点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了企业出口——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微观证据

本文以中国"五年规(计)划"政策文件对重点产业的设定为切入点,利用2001—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了重点产业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重点产业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概率和出口规模均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影响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缓解"和"生产率提升"是重点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出口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重点产业政策对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大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大;此外,重点产业政策对低外部融资依赖度行业企业出口概率的促进效应更大,而对高外部融资依赖度行业企业出口规模扩张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最后,本文还探究了市场自由化对重点产业政策经济效果的影响,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大。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中国应稳步推进产业政策转型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使"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共同促进中国出口贸易长期稳健发展。     

跟着邻居去出口?——邻居出口信号、不确定性与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

本文识别了一种新型出口集聚方式,即出口目的地的本土集聚,并基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从邻居出口信号的角度解释了其发生原因。本文理论研究表明,与经典理论不同,当存在信息不对称时,企业的出口决策并不是独立完成,而是基于邻居所发出的出口信号综合权衡的结果,因此利好的邻居出口信号会带动企业向同一目的国出口,从而出现出口目的地的本土集聚,但较大的市场不确定性会削弱信号的可信度,从而抑制这一集聚过程。在经验研究中,本文基于2000—2016年的海关数据测度了中国的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发现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程度逐年上升,且与目的地不确定性呈现负相关。基准研究发现利好的邻居出口信号显著提高了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的程度,利用事件分析联合倍差法(ESDID)克服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引入一种新颖的两阶段方法检验了目的国市场不确定性影响的理论假说,本文的结论意味着,在外部环境相对较差的背景下,信息的透明度与信号传递的正确性、及时性会极大地影响到中国出口目的地分布与出口安全。     

出口持续时间会促进新市场开拓吗——来自中国微观产品层面的证据

后金融危机时期如何保持中国出口常态增长成为当前中国外部经济面临的难题。本文基于CEPII-BACI数据库1995-2010年中国HS6分位数产品出口贸易数据,运用Logit回归模型研究先前的出口持续时间对于产品进入新市场的概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出口持续时间可以促进产品进入新市场,且出口持续时间每增加一年,产品进入新市场的概率将提高0.17倍;更重要的是,出口持续时间与新市场进入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曲线的关系,即在最初阶段出口持续时间会促进新市场的进入,但是这种影响随着时间递减,且当出口持续时间达到一个临界值时,这种积极的影响会消失。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政府应适当鼓励企业深化现有贸易关系,这更有助于开拓新市场,进而保持中国出口常态增长。     

出口、对外投资与中国国家形象:来自拉丁美洲的证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以开放促发展的道路进行了全面的探索,"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加快了中国资本走出国门的步伐。国家形象作为"软实力"建设的重要一环,是否会受到越来越活跃的对外经济活动的影响,如何在不断扩大对外经济活动的同时塑造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本文使用Latinobarómetro所提供的涵盖18个拉美国家的微观调查数据,尝试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通过实证模型的检验,结果发现:中国出口的增加会降低东道国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但影响程度较小,而对外投资则对中国国家形象有正向影响。通过加入表征个体特征变量与核心变量的交互项,文章发现受教育水平越高、经济条件越好以及具备学生身份的群体随着中国在东道国经济活动的增强,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会越高。分行业来看,初级产品部门的出口活动所引致的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评价最为显著;从具体的职业划分来看,无论是中国的出口总额、出口种类还是对外投资,对东道国个体经营者造成的影响相对于工薪阶层要更加显著。     

贸易对企业工资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微观企业的经验证据

在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利用2000—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进出口贸易对工资收入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出口或进口行为都显著地提高了员工的工资收入,然而企业的双向进出口行为对员工的收入水平却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通过改变核心变量的定义以及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企业性质的分样本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一致。     

外资并购的工资效应——来自中国制造业微观层面的证据

本文利用我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检验了外资并购的工资效应。本文采用匹配的研究方法,发现外资并购的工资效应显著为正;对不同要素密集度、不同并购资本来源地、不同区域的子样本回归,结果均高度稳健;我们还发现外资并购更利于资本密集型及中西部企业的工资提升,工业化国家的并购资本有更大的工资效应。     

集聚-出口双促进政策的溢出效应——来自出口加工区的微观企业证据

本文以中国52个出口加工区作为集聚-出口政策的分析对象,利用1998-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和城市数据,检验集聚-出口双促进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看,上述双促进政策对企业生产率有着积极影响,其中出口选择效应随着集聚效应呈现出互补效应;拥有加工区的城市具有更强的集聚、出口溢出效应。但是,集聚-出口双促进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替代效应,这些城市的内部竞争削弱了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出口加工区的成立本身对出口企业生产率有显著的贡献,但加工区内企业并未获得集聚-出口双促进政策红利,集聚政策仍然是企业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来源。     

环境规制与企业生产率:出口目的地真的很重要吗?

本文根据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进出口海关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考察了环境规制与企业出口目的地选择行为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出口发达国家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促进了企业出口发达国家,并且使出口发达国家企业的生产率得到更大幅度的提高;基于工具变量法及扩大发达国家或地区界定范围的估计结果都进一步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目的地选择行为的影响并没有因为企业所有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生产率与中国企业国际化模式:来自微观企业的证据

本文从微观角度研究中国企业生产率及国际化模式选择是否符合新新贸易理论。在匹配《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基础上,借助一阶随机占优的Kolmogorov-Smirnov非参数检验,发现对外投资企业、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间的生产率关系并不完全符合新新贸易理论,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悖论。随后,本文基于多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企业生产率对国际化模式选择的影响,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企业生产率有效地促进了企业对外投资,但不利于企业出口,并进一步从出口密度视角为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问题进行解释及验证。     

服务贸易、服务业FDI与中国服务业工资水平——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行业面板数据,从整体服务业、不同行业技术水平和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三个维度,分析了服务贸易和服务业FDI等服务全球化因素对中国服务业工资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服务进、出口对服务业工资水平的总体影响显著为正,而服务业FDI的总体影响显著为负;服务贸易与服务业FDI对服务业工资水平的总体影响、直接影响及间接影响均存在着显著的企业与行业异质性,其中,总体影响的大小及正负是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     

外需冲击、农产品“出口转内销”和企业绩效:来自涉农企业的微观证据

入世以来,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迅速增长,但需求端的挑战亦不容忽视。作为重要的农业主体和出口部门,涉农企业的“出口转内销”决策对消解外需冲击、促进农业升级有着重要意义。识别了外需冲击下涉农企业出口与内销间的替代关系,同时检验了“出口转内销”是否存在产品和企业异质性,并考察了“出口转内销”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涉农企业在外需冲击下存在“出口转内销”行为,1%的出口下降平均会引起0.366%的内销上升;“出口转内销”在不同产品与企业间存在异质性,原料产品和内向产品(如简单产品、面向东部膳食区产品)更容易转内销,而外资企业和小规模企业转型效率高于国有和大规模企业;外需冲击会造成涉农企业经济绩效下滑,但农产品“出口转内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需冲击产生的负面影响。     

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存在性检验——来自2005～200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提出后,对中国企业生产率的计算认为中国存在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即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比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要低。但是测算只是运用了求企业生产率的平均值的方法,这不能反映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整体状况。文章使用2005～200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总量法和均值法分行业、分地区计算并比较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从而检验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的存在性。最后实证检验生产率与企业出口规模的相关性,结论显示生产率与企业出口是负相关的,这也是一种检验生产率悖论存在性的方法。     

隐藏在利润背后的工资水平——广东制造业工资水平与竞争力的关系研究

本文首先通过对广东制造业的现状的概述,以及某工厂的工资对比引出了工资成本及竞争力的思考,并通过对广东53家制造业的工资水平的调查分析,探讨制造业在取得辉煌成绩的背后劳动者的工资是否具有竞争优势。经过研究,笔者得出结论:相比综合竞争力较弱的企业,那些竞争力强的企业工资水平并没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但是它们在奖金、福利保障等制度方面较为完善,具有明显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