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S定理探析企业出口对其工资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出口成为企业重要的经营决策,出口也为企业盈利等方面提供了新的机会。然而出口对企业员工所获得的工资水平有何影响呢?文章将以Stolper-Samuelson(简称S-S定理)为研究视角,探析企业出口对工资的影响,并运用2005～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对理论预期进行检验,结论认为:中国存在丰裕的劳动资源,出口使得劳动密集型商品产出扩大而带来单位劳动所占有的资本增加,从而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带来工资水平的上升,这很可能就是企业出口影响工资水平的重要决定机制。     

出口工资溢价: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出口学习效应?——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利用1999-2007年我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分析了出口工资溢价与企业出口行为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出口企业相对于非出口企业存在着显著的工资溢价;具有较高工资水平的企业自我选择进入出口市场,进入出口市场后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工资水平。研究证实了出口工资溢价是自我选择效应和出口学习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为理解出口和工资溢价之间的内在联系提供了中国经验。     

制造业出口、分工深化效应与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

劳动者收入占比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企业劳动收入占比反映了劳动和资本在出口收益分配中的相对地位及其收入分配关系。本文运用1998-2007年间企业层面的出口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出口对出口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并考察了出口影响企业劳动收入占比变动的传导机制,发现中国制造业出口对出口企业劳动收入占比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出口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提升是分工深化效应下生产结构转变的结果。本文澄清了所谓的"中国出口导向增长模式"不利于劳动者报酬提升的主流观点,有利于正确认识出口对收入分配的作用。     

互联网能否提升一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北大核心CSSCI

文章探讨互联网发展对一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通过一个基于李嘉图比较优势的简单模型,指出互联网发展可以通过两个机制——信息成本节约效应和人力资本提升效应促进一国制造业出口;由于信息和人力资本密集度差异,这种作用对较高复杂度制造业的影响大于较低复杂度制造业,因而会整体提升一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利用39个国家1995~2011年互联网用户数和附加值出口贸易数据进行实证,结果显示:一国制造业出口及出口复杂度都与互联网发展水平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分组回归发现,互联网发展对高、中复杂度制造业出口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前者作用大于后者,对低复杂度制造业出口则有显著负向影响。     

商业信贷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及机制

本文研究商业信贷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及机制,从商业信贷角度解释中国企业在银行信贷约束下创造出口增长奇迹的现象。文章首先将商业信贷引入异质企业出口模型,证明在银行信贷约束下,商业信贷直接和间接地促进企业出口,促进机制是直接缓解企业出口可变成本融资约束和促进银行信贷进而间接降低企业出口融资成本。文章接着运用中国制造业大样本企业面板数据,采用Heckman选择模型,从出口概率和出口强度方面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上述理论分析,发现商业信贷对企业出口概率和出口强度的促进作用在高竞争性行业比低竞争性行业明显,在民营企业比其他企业明显,但是商业信贷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出口影响不显著。     

跟着邻居去出口?——邻居出口信号、不确定性与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

本文识别了一种新型出口集聚方式,即出口目的地的本土集聚,并基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从邻居出口信号的角度解释了其发生原因。本文理论研究表明,与经典理论不同,当存在信息不对称时,企业的出口决策并不是独立完成,而是基于"邻居"所发出的出口信号综合权衡的结果,因此利好的邻居出口信号会带动企业向同一目的国出口,从而出现出口目的地的本土集聚,但较大的市场不确定性会削弱信号的可信度,从而抑制这一集聚过程。在经验研究中,本文基于2000—2016年的海关数据测度了中国的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发现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程度逐年上升,且与目的地不确定性呈现负相关。基准研究发现利好的邻居出口信号显著提高了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的程度,利用事件分析联合倍差法(ESDID)克服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引入一种新颖的两阶段方法检验了目的国市场不确定性影响的理论假说,本文的结论意味着,在外部环境相对较差的背景下,信息的透明度与信号传递的正确性、及时性会极大地影响到中国出口目的地分布与出口安全。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

本文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纳入扩展的M-O模型,分析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的提高通过促进产品质量升级进而提升出口企业加成率;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进出口数据的匹配数据,实证分析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证实了本文的理论命题;回归结果显示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竞争行业、非国有企业、退出企业和持续出口企业的加成率的影响尤为显著;本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二者的作用机制。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出口吗

本文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基于世界主要国家(地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实证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目的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强显著降低了中国产品出口价值量;在投资环境、社会环境、政府稳定性、行政效率和法律秩序相对不好的地区,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导致中国产品出口价值量大幅减少,而中国外资企业和东部地区的企业受到目的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中国要积极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战略合作,加强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政策协调,同时出口企业也要加强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切实提高自身生产率水平,从而有效应对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区域集聚、竞争策略与中国企业的出口决策

发展外贸产业集群是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从区域集聚的视角,研究了中国机械制造业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因素和内在机制。本文将区域集聚的信息溢出效应拓展到异质企业出口决策理论模型中,并基于2000年至2014年中国企业—产品—目的地市场维度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首先,区域集聚加强了出口企业通过相同出口行为获得的信息溢出,进而缓解了出口不确定性,促进了企业的产品出口;其次,相较于采取价格竞争策略的企业,采取质量竞争的企业基于同类产品的出口信息溢出效果相对不明显;最后,当企业越采取加工贸易方式、向信息越不对称的市场出口、处在信息越不对称的行业或处在数字经济发展越不发达的区域时,区域集聚带来的出口促进效应越明显。本文拓展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框架下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研究,为我国新发展格局中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支持。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制造业行业出口的影响研究

本文借鉴Cai和Stoyanov (2016)的方法,把蕴含在劳动力内的能力划分为年龄增值型技能、年龄贬值型技能和体能,并利用2012—2016年"省级—行业"层面的数据研究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制造业行业出口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人口老龄化会显著促进密集使用年龄增值型技能的行业出口;(2)人口老龄化会显著抑制密集使用年龄贬值型技能和密集使用体能的行业出口。进一步的拓展性分析表明:(1)与外资参与度高的行业相比,外资参与度低的行业出口受人口老龄化不利冲击的影响更大;(2)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制造业行业出口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更为显著;(3)制造业行业出口主要受乡村户籍人口老龄化的影响;(4)省际人口流动降低了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行业出口的影响。因此,积极发挥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行业出口的正向促进作用,有效化解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行业出口所带来的不利冲击,是促进中国制造业出口转型升级的题中应有之义。     

银行业结构性竞争、统一大市场建设与制造业出口质量

银行业改革及统一大市场建设,对建设制造强国及贸易强国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贸易数据库与银行分支机构数据,实证检验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对制造业出口质量的影响及其机制,并考察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对制造业出口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缓解融资约束、促进技术创新与增加中间品进口是银行业结构性竞争促进制造业出口质量升级的主要机制;统一大市场建设强化了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对制造业出口质量的促进效应。     

产业关联视角的FDI出口溢出效应:分析与实证

文章从产业关联视角切入,基于已有研究梳理了FDI之东道国企业出口溢出效应发挥作用的机制,构建了一个FDI-出口溢出机理系统,据以提出实证模型并做了相应检验。研究揭示,FDI出口溢出借助产业关联的三个机制发生,但三个机制效应各异。引入中国28个制造行业相关数据的实证检验显示:FDI借助后向关联机制产生的出口溢出效应最为显著,借助水平关联机制的出口溢出效应仅在低技术企业中显著,而借助前向关联机制的出口溢出效应则为负;动态上,FDI后向关联出口溢出效应呈渐增态势,水平关联出口溢出效应则逐渐减弱。     

高技能劳动力与出口决定——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的验证

新新贸易理论认为出口企业雇佣了更高技能的劳动者。本文利用员工学历构建高技能劳动力变量,采用中国制造业微观数据研究了高技能劳动力对出口决定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对中国制造业企业而言,高技能劳动力对出口决定具有负向影响,存在"高技能劳动力悖论",而分贸易方式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出口中加工贸易占比较高才是导致"高技能劳动力悖论"的重要原因。     

环境规制与企业生产率:出口目的地真的很重要吗?

本文根据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进出口海关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考察了环境规制与企业出口目的地选择行为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出口发达国家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促进了企业出口发达国家,并且使出口发达国家企业的生产率得到更大幅度的提高;基于工具变量法及扩大发达国家或地区界定范围的估计结果都进一步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目的地选择行为的影响并没有因为企业所有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企业生产率对当期出口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面板数据分析

利用2003—2009年我国制造业相关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来进行面板实证分析,研究企业生产率与企业出口间的内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对其出口有正面影响,企业沉没成本与企业当期出口成正比。     

异质性企业出口、技术创新与生产率动态效应研究

本文探讨了异质性企业出口、技术创新与生产率的动态关系.在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模型的分析框架下,我们构建了企业出口、创新与生产率的动态结构模型,并通过参数化函数形式建立了计量模型.基于2005-2007年中国电子通信行业的企业面板数据,本研究采用biprobit、非线性最小二乘估计等模型对企业出口、技术创新与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出口和创新的决策及其联动作用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企业的生产率、资本存量、劳动力投入和出口市场冲击是影响企业自选择行为的异质性因素;投资决策的回报随着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因此生产率高的企业会自选择做出该投资决策以获得更大利润.我们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证的视角在一个整体性的框架中验证了自选择效应、出口学习效应和生产率动态效应,同时对中国出口、创新和生产率的现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PMI新出口订单指数和出口增速关系——基于VAR模型的实证检验

为研究PMI新出口订单指数和我国出口增速的动态关系,文章构建了相应的VAR模型并通过相关检验对PMI新出口订单指数与出口增速之间的关联度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中国制造业PMI新出口订单指数与出口增速之间存在正向联系,PMI新出口订单指数领先于出口增速,其中滞后3个月的新出口订单指数对当月出口增速具有较好的预测效力。     

重点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了企业出口——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微观证据

本文以中国"五年规(计)划"政策文件对重点产业的设定为切入点,利用2001-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了重点产业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重点产业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概率和出口规模均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影响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缓解"和"生产率提升"是重点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出口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重点产业政策对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大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大;此外,重点产业政策对低外部融资依赖度行业企业出口概率的促进效应更大,而对高外部融资依赖度行业企业出口规模扩张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最后,本文还探究了市场自由化对重点产业政策经济效果的影响,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大.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中国应稳步推进产业政策转型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使"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共同促进中国出口贸易长期稳健发展.     

续贷限制与出口企业创新——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分析

探讨续贷限制对于出口企业的影响,对于全面认识融资约束的微观经济效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据此,文章立足2007年续贷标准改变这一政策事实,基于中国2000-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就续贷限制对出口企业创新的影响展开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续贷限制不利于出口企业创新的提升,对企业专利申请总数、发明类专利申请数均产生了显著的负面效应。第二,这种抑制作用对不同企业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续贷标准紧缩对出口企业创新的抑制效应会因出口企业规模、所处行业、生产率水平以及要素密集度不同而有所差异。续贷限制对大规模出口企业、制造业出口企业、高生产率出口企业和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文章的研究拓展了融资约束对于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认识。     

金融业扩张如何影响中国出口北大核心CSSCI

金融业扩张对中国各省份地区的出口活动及出口优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效应,是迫切需要得到充分研究的重大问题。本文在利用2005年之后中国出台的一系列金融管制放松政策信息的基础上,构建了有效的工具变量,研究发现:金融业扩张与中国各省份地区出口活动之间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由此揭示了中国背景下金融业扩张对地区出口扩张具有的非线性影响作用特征。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金融业扩张对中国各省份地区出口活动的“倒U型”关系影响效应,来源于金融业扩张对各地区相对成本优势的“倒U型”关系影响效应。其机制是,金融业扩张对工业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活动产生了突出的挤出效应,对制造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产生了显著的“U型”关系影响效应,二者的叠加效应构成了金融业扩张对中国各省份地区相对成本优势的“倒U型”关系影响效应。本文为深入理解中国金融“脱实入虚”以及金融业过度扩张现象,及其对中国对外贸易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和渠道机制,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