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制度约束

文章基于2003~2011年中国对65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考察了东道国的经济与政治法律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对市场经济体制不太健全的非OECD国家的直接投资显著高于具有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OECD国家,东道国政治法律制度质量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时,倾向于进入那些市场经济不发达但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同时投资行为又以市场为导向,力图规避政治风险,体现了入世以后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新动向。     

经济一体化、政治风险和第三国效应对中国OFDI的影响

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经济一体化、政治风险、第三国效应等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中国OFDI型态倾向于复合性的FDI,且不受第三国效应影响;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越不利于中国OFDI,东道国的政治风险越高越不利于中国OFDI;此外,人均收入越高及文化邻近程度越高的国家,越显著有利于中国OFDI,东道国市场机会对中国OFDI有显著负向影响;中国的OFDI,国有企业居主导地位,且倾向于投资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产业。     

制度因素对跨国并购投资区位分布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全世界118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验证了三大类十三个制度因素对跨国并购投资流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国际经济制度安排中,东道国签订的国际税收协定越多、国际贸易壁垒越低、对外资欢迎程度越高,跨国并购投资流入越多。在东道国经济制度中,跨国并购投资趋向于流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低、非正式市场交易少、金融管制比较宽松、市场化程度高以及货币政策有效的国家。在东道国政治法律制度中,跨国并购投资趋向于流入私有财产保护程度和法律完善程度高、政府清廉的国家。     

对外直接投资能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吗——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02-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及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匹配的微观数据集,采用PSM-DID方法,在控制内生性和自选择问题后,重点考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融资约束是否具有缓解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抑制了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融资能力越强,越倾向于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够通过直接效应缓解融资约束,同时也能通过"生产率效应"和"出口效应"等间接效应缓解融资约束,但缓解作用存在时滞效应;对外直接投资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受投资东道国特征的影响,投资于OECD国家和非避税地的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为明显。     

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空间计量分析

利用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各省市的人口出生性别比数据,定量检验了经济、教育、医疗及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人口出生性别比在地理上存在集聚现象,空间地理因素对其影响显著;教育和医疗水平对出生性别比的直接影响较小,但它们会通过空间地理因素、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间接影响出生性别比。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最显著。经济及医疗水平越高出生性别比越低,教育水平越高出生性别比越高,计划生育政策越宽松出生性别比越低。     

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空间计量分析

利用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各省市的人口出生性别比数据,定量检验了经济、教育、医疗及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人口出生性别比在地理上存在集聚现象,空间地理因素对其影响显著;教育和医疗水平对出生性别比的直接影响较小,但它们会通过空间地理因素、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间接影响出生性别比.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最显著.经济及医疗水平越高出生性别比越低,教育水平越高出生性别比越高.计划生育政策越宽松出生性别比越低.     

中国民营企业如何“走出去”:逆向并购还是绿地投资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逆向并购与绿地投资两种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探索了哪一种模式能帮助民营企业更好地"走出去"。结果表明:当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技术差距较小时,国内企业倾向于进行绿地投资;当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技术差距较大时,国内企业倾向于进行逆向并购;国内外市场规模越大,逆向并购占优于绿地投资的趋势会越强,国内企业越倾向于选择进行逆向并购;国内外市场规模越小,绿地投资占优于逆向并购的趋势会越强,国内企业越倾向于选择进行绿地投资。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驱动了中国OFDI的增长吗——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估计

本文通过构建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和应用系统GMM估计方法,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在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显著正相关,而与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显著负相关。基于投资风险规避和资本保值增值的需要,企业往往更倾向于在宏观经济政策环境较为稳定、政策不确定性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开展投资活动。为了有效提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政府部门一方面需要加强对避险型投资项目的监测和引导,另一方面需要着力提升国内的制度环境质量和经济政策稳定性,促使企业能够专注于技术含量更高的对外投资项目。     

企业生态效率、融资约束异质性与出口模式选择——基于2013年世界银行公布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

企业环境资源和财务资源承担着价值创造功能,而出口模式的选择是价值实现方式.本文从独立因素和协同效应两方面分析了企业生态效率、融资约束与出口模式选择的价值创造机理,并以2013年世界银行公布的中国制造企业调查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制造业出口企业的生态效率越高或者融资约束程度越低则越倾向于选择直接出口模式,反之则越倾向于间接出口模式.进一步地,企业生态效率与融资约束程度协同作用时对直接出口模式倾向的贡献大于它们各自发挥作用时的贡献之和,且良性协同性越强则这种协同效应越大;较高的生态效率与各种融资约束水平的协同效应随着融资约束由低到高而反向变化;如果生态效率较低,则不论融资约束如何,企业都更倾向于间接出口.这意味着,企业环境资源和财务资源的良性协同能够创造更高的价值,其中生态效率起到关键作用.因此,中国政府的出口政策应充分考虑企业的三种出口模式,并将支持企业的融资政策与其生态效率相结合,促进国际化战略及其价值实现.     

奥巴马向左走 中国外贸压力大

如同许多人事前所预期,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奥巴马胜了。奥巴马的当选,已经引发了广泛的评论,例如美国选民希望改变的期望、个人的政治魅力等。然而,在当前的金融动荡环境下,更具有深刻影响的,是巨大的主导性的经济政策倾向和经济思潮的悄然转变;正是前一阶段应对金融风暴     

期货指数走势及因素分析

对于市场后半年的走势的判断倾向于震荡回升,认为经济走势可能会回到2013年下半年的走势,即三季度震荡回升,四季度弱势震荡。对应的宏观经济情况应该是经济弱势复苏,企业盈利小幅改善,政策应该是"微刺激"和局部"宽货币"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得出的主要观点有:市场流动性相对宽松,国债等资产到期收益率小幅下降;企业利润处于历史低点,出口的好转和刺激政策使得企业利润开始出现改善迹象;风险偏好可能趋于均值回归,市场估值处于历史低位,存在相对安全的一个投资边际。     

我国股权众筹三方演化博弈稳定均衡策略分析

构建众筹平台、投资者及金融监管机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探究三者之间的行为演化规律,找寻稳定均衡策略组合,分析其影响因素,为规范我国股权众筹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研究发现：针对违规行为的处罚越高,众筹平台越倾向于合规经营;投资金额越少,投资者越倾向于参与股权众筹;平台违规行为被媒体曝光的概率越高以及强监管成本越低,金融监管机构越倾向于强监管。为推动三方主体形成“合规经营,参与股权众筹,强监管”稳定均衡策略组合,应对众筹平台实施全过程监管并加大对平台违规行为的处罚,降低参与股权众筹的资金门槛,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以及完善征信体系,降低强监管成本。     

我国文化经济区位变迁历史探讨

我国文化经济的发展是伴随着政治领域的一次次思想解放不断推进的。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省区对国家政策的响应不同,文化经济的发展差异明显。广东、湖南等省份对国家文化政策积极响应、勇于创新,在文化经济的发展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而以北京为代表的国家政治文化中心,更倾向于固守原有的体制,依靠历史形成的资源发展文化经济。     

数字经济背景下家庭投资活动及偏好研究

随着国家对居民财政性收入的重视,越来越多的金融市场政策规范得以完善,鼓励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家庭投资活动,数字经济对家庭投资活动的影响巨大。但我国目前对于数字经济下家庭投资的研究与应用仍不够充分,因此需致力于研究数字经济下家庭投资活动及偏好,为未来数字经济和可持续性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本文基于2011—2020年全国各省市区数字经济发展情况和家庭投资支出,首先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家庭投资支出,然后进一步发现数字经济所刺激的家庭投资更偏好于无风险资产,最后对以上结论提出建设性意见,以供参考。     

要素禀赋、厂商优势与FDI流出

本文在分析国际贸易投资一体化理论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引入要素禀赋和厂商优势,对该理论的H—M—B模型进行了扩展,理论分析表明,一国要素禀赋将决定该国厂商优势的特征,进而影响该国FDI的流出水平。当一国熟练劳动力要素相对于非熟练劳动力要素越丰裕,厂商差异化优势相对于低制造成本优势越强,厂商越倾向采取FDI方式进入国际市场,该国FDI发展水平越高;反之,该国FDI发展水平越低。     

中国OFDI对IFDI规模和质量的影响:理论机制与实证

本文在分析中国OFDI影响IFDI规模和质量的汇率传导机制和结构传导机制的基础上,构建了由实际汇率、产业结构、IFDI规模和质量决定方程组成的联立方程组,采用2003—2013年间中国与98个国家(地区)的双边投资面板数据,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进行估计。研究结果表明:中国OFDI的双重传导机制对其IFDI规模和质量有着显著正向影响;尤其对于资源丰富和技术先进的高收入东道国,中国OFDI的结构传导机制能显著提升IFDI质量;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中国以产业结构优化为导向的多元化OFDI战略的加快实施,结构传导机制成为中国提升IFDI质量的主要途径。因此,增强中国OFDI和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匹配程度,优化外资进入结构成为当前中国提升IFDI质量的重要政策选择。     

新冠肺炎疫情与世界跨国投资——基于断点回归设计

在过去两年里,全球遭受COVID-19流行病的巨大影响。在这个困难时期,发展中国家更害怕失去外国投资。文章基于CEIC数据库2017第一季度至2021第三季度的全球跨境投资数据,通过RDD模型估计COVID-19疫情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短期内（大约两个季度）,COVID-19疫情将对世界IFDI产生抑制作用。具体而言,疫情导致高收入及中高收入国家IFDI损失分别为1.433%和1.091%,但中低收入国家没有显著损失。（2）长期内（七个季度）OLS回归显示,COVID-19疫情仍将对世界跨国投资产生显著冲击。新报告的COVID-19病例数每增加1%,全球的IFDI投资将减少0.029%。尽管如此,高收入国家将遭受更多损失。（3）四期滞后的政府反应指数与IFDI呈正相关,表明积极的疫情防控措施是可取的。     

投资促进在FDI中的作用——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

使用2003-2008年4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是否签署双向投资促进合作谅解备忘录作为投资促进的代理变量,使用个体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研究中国投资促进对FDI流入和流出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合作谅解备忘录签署对中国与OECD国家双向FDI流入产生正向显著影响,而中国同非OECD国家间FDI双向流动未受到其正向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对制定OECD国家和非OECD国家的投资促进政策分别提出了相关建议。     

留下还是外出：贸易开放、劳动力技能水平和就业地选择北大核心CSSCI

从劳动力市场上就业地选择差异的角度,研究了我国贸易开放对不同技能水平劳动者就业地选择的差异化影响。以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为样本,利用probit模型、工具变量法等计量方法,计算了非线性模型中交互项的边际效应值及标准误,此外,对不同的贸易开放变量的度量、不同的劳动力技能水平的定义和不同的子样本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还进一步地考察了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随着家乡贸易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劳动力技能水平越高,越倾向于留下就地就近工作;反之,技能水平越低的劳动力,越可能外出就业。研究启示:地区贸易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有利于当地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但同时也要采取精准扶贫策略,加大技能培训力度,提高非技能劳动力技能水平,避免这一群体在贸易开放进程中福利受损。     

中国IFDI分析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中国IFDI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外商投资趋于谨慎。本文主要从规模、资金来源、地区分布、行业及产业结构方面对中国IFDI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选择中国1983～2012年IFDI及GDP数据,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中国I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中国IFDI与GDP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中国IFDI能够促进经济增长;ECM模型显示的短期因果关系表明,IFDI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IFDI波动1%,GDP同向波动0.57%;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IFDI不是GDP的格兰杰原因。最后提出中国发展IFDI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