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将政治因素纳入制度分析框架,考察了双边政治关系和东道国制度风险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和效应.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2003-2013年在117个国家直接投资数据的分析,本文发现:(1)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趋于流向政治关系好和制度风险高的东道国;(2)政治关系和制度风险的效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着明显的差异;(3)在制度风险大的东道国,良好的政治关系作为一种替代性的制度安排,减弱了在东道国经营的不确定性,有效地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而在制度风险小的东道国,良好的政治关系没有带来对外直接投资的明显增加,更多地起到了对东道国环境的补充作用.     

文化距离、经济自由度差异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量及范围都呈现出强劲的增长趋势,在全球的影响力不断提升。鉴于此,本文采用2015年至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对文化距离和经济自由度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行了定量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东道国与中国文化距离的增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东道国的经济自由度越高,越有利于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与中国的经济自由度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因此,中国必须增加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交流,缩小文化鸿沟,扩大经济影响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集群的升级,从而优化中国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点分布,提高投资效率。     

社会政治风险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本文分别探讨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并非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忽视了东道国的社会与政治风险,而是企业对此类风险的关注程度取决于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关系;在友好国家投资时,企业并不关注东道国政治风险,而在非友好国家投资时,企业表现出较明显的风险规避倾向;此外,我国企业还具有重政治风险而轻社会风险的特点;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增多,东道国政治风险对区位选择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但社会风险的影响却越来越微弱。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分析——基于制度基础观视角

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决策时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区位选择,制度因素对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有重大影响。本文基于制度基础观视角,从经济制度、法律制度、东道国影响企业运行便利性的制度安排以及社会文化制度等四方面分析了东道国制度因素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且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提供了策略建议。     

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工资水平与FDI区位选择

中企对外直接投资力度越来越大,不同国家(地区)的劳动力数量和工资水平因素对投资的影响越来越凸显。为了考察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和工资水平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影响,选取2001~2012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对外进行直接投资的84国家(地区)的数据。运用条件logit模型分析了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上的作用,以及东道国工资水平因素对东道国劳动力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两者关系的影响。计量结果发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富有劳动力的国家,并且东道国工资水平对东道国劳动力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两者关系具有反向调节作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跨越贸易壁垒的动机吗

本文利用2003—2015年中国对178个国家和地区境外投资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东道国贸易壁垒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跨越东道国反倾销壁垒的动机。其次,中国跨越反倾销贸易壁垒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国家和非"一带一路"国家、承认和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之间存在异质性。这些结果在采用不同的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度量方法时,依然稳健。因此,实证结果具有可靠性。本文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实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以中国为投资国的视角

文章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观点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阐述;利用2007～2011年中国在61个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并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从东道国的公共治理水平的视角分析了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投资动机的视角

本文基于2007—2014年中国对62个代表性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从投资动机的视角分析了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营商环境总体上对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向影响;当出于不同的投资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各异;出于市场、自然资源寻求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负相关关系;而出于劳动力、战略资产寻求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正相关关系。本文考察营商环境的具体方面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发现开办企业、建筑许可等5个方面有利于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信贷则起到负向作用,而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和登记财产则不具有影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提高东道国居民幸福感——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微观个体的经验证据

关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研究,既有文献主要关注区位选择问题,较少探讨中国企业"走出去"后能否增进东道国居民福祉。为此,文章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与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进行匹配,系统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显著提高东道国居民幸福感,且实施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保持不变。机制分析发现,宏观层面的绿色发展与微观层面的个人增收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东道国居民幸福感提升的关键路径。异质性研究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低社会阶层居民和体力劳动者幸福感的增进作用强于高社会阶层居民和脑力劳动者。此外,经济发展水平低于中国或与中国政治互信程度较高的国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引致的幸福效应亦更加明显。     

对外直接投资、主权信用与投资风险——基于国别样本的动态面板分析

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135个国家(地区)的投资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东道国主权信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球范围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偏向主权信用较低、投资风险较大的国家;单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丰裕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分析表明,该类国家的主权信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U型影响:当东道国主权信用低于某一水平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向主权信用较低的国家;当东道国主权信用超出某一水平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则偏向主权信用较高的国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趋向东道国主权信用水平的两个极端——战略资产丰富的高主权信用国和自然资源丰裕的低主权信用国。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驱动了中国OFDI的增长吗——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估计

本文通过构建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和应用系统GMM估计方法,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在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显著正相关,而与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显著负相关。基于投资风险规避和资本保值增值的需要,企业往往更倾向于在宏观经济政策环境较为稳定、政策不确定性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开展投资活动。为了有效提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政府部门一方面需要加强对避险型投资项目的监测和引导,另一方面需要着力提升国内的制度环境质量和经济政策稳定性,促使企业能够专注于技术含量更高的对外投资项目。     

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采用2003-2018年3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通过运用面板Tobit模型研究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整体检验发现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在基于东道国差异的检验中,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促进发达经济体产生技术溢出,对于发展中经济体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我国今后应调整海外投资结构,引导企业深入了解各国特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应注意国家异质性。各国应欢迎中国资本的进入,为巩固双边关系、提升技术水平、实现共同进步添砖加瓦。     

腐败距离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观和行为学的整合视角

制度观和行为学视角下,母国与东道国腐败程度的差异影响投资者对风险和机会的感知从而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采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以及2003—2011年中国对168个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腐败距离对中国是否进入东道国开展直接投资并无显著影响,但对进入东道国后的直接投资规模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区分腐败距离的不同方向以及自然资源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等投资动机后,结论依然成立;相对于欧洲地区和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国在非欧洲地区和金融危机后在腐败距离较大的国家或地区拥有更多的OFDI存量。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中国企业敢于在腐败程度与母国差异较大的东道国开展投资经营活动,但需要加强风险评估和防范以推动对外投资的持续稳定发展。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东道国政治风险评估与防范

从近几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实践来看,政治风险已上升成为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产生重大影响的外部风险之一,在新时期,我们应该对东道国政治风险有新的认识。本文整理出了新时期对外投资东道国政治风险出现的新的表现形式,并采用专家风险评估方法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东道国政治风险进行假设评估,最后分类总结出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规避政治风险的对策措施。     

东道国投资便利化及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检验

通过构建投资便利化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度103个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并对其空间竞争性和β收敛情况进行分析,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全球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稳步提升,但不同类型国家投资便利化指数的动态演进差异性较大,非“一带一路”国家和OECD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更高,但其特征分化也更明显;投资便利化指数存在空间竞争性和β收敛,而空间因素能够加快收敛速度。东道国投资便利化提升不仅显著促进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增长,而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中,营商环境的空间溢出效应最明显,金融服务环境的空间溢出效应次之。本文揭示的东道国投资便利化的时空特征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     

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与企业“走出去”的双向联动机制

本文系统探讨对外工程承包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国际化。理论机制分析表明，对外工程承包可能通过弥补所有权优势的短板、降低市场进入的所有权优势门槛和节约市场搜索成本的“推力”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可能通过放大东道国劳动力市场和制度的“拉力”吸引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据此，本文利用2005—2013年中国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一方面，对外工程承包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在当地直接投资。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分析之后仍然成立。扩展性分析发现，对外工程承包的“推力”推动了中国企业跨越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门槛、清除东道国制度障碍、打破企业所有制局限，并弥补了企业国际化经验的不足，从而验证了理论机制分析的对外工程承包联动企业“走出去”的“推力”机制。另一方面，对外工程承包放大了东道国劳动力市场、营商环境和制度质量吸引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拉力”,同时对外工程承包引致市场寻求型而不是资源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从而驳斥了外界对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和对外直接投资“新殖民主义”的论调。本文深入探讨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与企业“走出去”的双向联动机制，为各界理解对外工程承包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国际化提供理论和...     

东道国城镇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运用中国对158个国家(地区)2003-2013年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东道国城镇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城镇化水平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反向变动的关系,而东道国城镇化速度则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同向变动关系。进一步检验东道国城镇化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效应,发现东道国城镇化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诺瑟姆三阶段的典型特征。据此,本文建议中国应针对东道国城镇化发展状况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09年~2017年中国对101个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方法,考察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治风险是中国OFDI的重要影响因素。(2)政治风险和中国OFDI呈负相关关系,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大量流向政治风险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其内在原因是寻求自然资源,中国对外投资呈现自然资源导向特征。     

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随机前沿分析

通过随机前沿方法研究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模式为垂直型投资,虽然投资总额较大,但是投资效率偏低,投资规模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中国应根据东道国经济发展情况,及时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并加强与东道国经济社会合作,为在东道国的投资营造良好的经济、政治环境。从而逐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过程中充分挖掘投资潜力,提高投资效率,开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新局面。     

法律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研究——基于投资动机视角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

文章利用2003～2011年中国在72个代表性国家(或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从投资国和投资东道国(或地区)的法治完善度与产权保护度等方面研究了法律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发展阶段,资本的跨国流动存在较大盲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