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国际投资中的风险与防范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进行国际投资对我国大多数企业来说存在着诸多矛盾与风险。深入研究并规避、防范其中的风险,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关系到我国企业国际投资的成败得失,进而影响到我国经济能否快速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     

经济新常态下石油贸易汇率风险的防范与建议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对企业的汇率风险提出了新要求。作为石油贸易企业,汇率风险是企业风险管控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分析了石油贸易企业汇率风险的形成原因及基本类型,提出了对汇率风险防控的建议和意见,以期能为石油贸易企业的风险管理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外国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与人民币汇率走向

本文以中国1986—2002年的统计数据为依据，就外国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加以论述。指出由于外国直接投资在固定资产形成中比重日益提高，以及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的变迁，经济增长的外部动力已经由出口拉动转向资本主导，贸易结构的变迁以及经济增长内在的要求人民币保持强势地位，并进行相应的灵活性调整。     

汇率风险考验中国企业

如果国内企业能对外债汇率鼠险采取积极的态度和措施，并结合自身经营活动和具体经济行为来考虑，规避外债汇率风险是大有可为的。     

中国在乌兹别克斯坦投资建设新地铁线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集团(中信集团)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谢尔格力地铁线建设和设备供应项目上中标。地铁线定于2004～2005年开始建设,长度为8公里,全线有6个站,其中2个地下站,4个地上站,从当前的萨比尔拉黑莫夫站到谢尔格力居民区。中信计划投资设计并建设谢尔格力地铁,中     

人民币汇率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我国人民币汇率机制富有弹性,但从其运行机制和实际运行状况来看确是“内在的固定制”。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非动态的稳定会对进出口贸易产生不良影响。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具有正反两方面效应,机遇与挑战并存。因此,需要把握人民币汇率变动情况,采取恰当的措施进行调整,确保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健康发展。文章主要探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进出口贸易的因素,阐明人民币升值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效应,最终提出应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合理化建议。     

关于国际投资中政治风险的防范

<正> 目前,对国际投资进行风险分析,往往偏重于经济风险而忽略了政治风险;对经济风险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而对政治风险却疏于防范,从而导致许多国际投资项目惨遭失败。所谓政治风险,主要是指东道国或国外目标市场国家现行社会政治状况及国家政策和法律体系发展的不确定性。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外国投资者对东道国未来政治环境变化的不可知性;二是东道国社会和政府影响外国投资者利益的未来行为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因素主要来自东道国政策和法律的重大变化、内部动乱、战争、贸易保护主义、政府干预加剧、国家间关系的重大变化等。这些政治现象往往难以预料,其发生都可能使国际投资者面临不同程度的政治风险,给投资带来严重的后果。如企业资产被没收充公;企业丧失经营权;被迫     

中国OFDI汇率风险研究:基于预期风险与实际波动风险的视角

以2003~2015年174个中国OFDI国家为样本,文章从OFDI投资规模与投资密集度两个维度全面考察了汇率风险的综合影响。利用年度汇率水平变化、年度汇率离散系数衡量的历史波动率和双边日间汇率构建的实际波动率,构建了汇率预期变化风险、预期波动风险和实际波动风险三个指标,以全面反映企业海外投资实际面临的汇率风险。研究发现,企业最关注东道国的实际波动风险,其显著抑制OFDI投资规模和投资密集度;而汇率预期风险对企业OFDI的作用效果并不统一。根据东道国特征和企业类型分组检验发现,汇率实际波动风险均显著抑制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OFDI和投资于国家风险度较高的OFDI;汇率升值总体上并未促使企业进行OFDI,相对财富效应不明显,但对以出口为目的企业OFDI影响显著,存在出口引致效应。此外,货币互换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汇率目标区的作用,弱化了企业对这些国家投资时的汇率风险顾虑。     

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经贸关系：历史、现状与前景

近年来,中乌双边贸易和投资都出现了快速增长,20多年来两国双边贸易额增长了54倍,中国已经成为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一大投资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本文将中乌经贸关系发展划分为两大时期、四个发展阶段,即起步与探索阶段、曲折发展阶段、平稳增长阶段、深化拓展阶段,并总结了每个阶段中乌双边贸易及投资合作的成果和特点。随着两国长期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和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第三条管线（C线）的建成,以及两国企业合作建设和开发纳沃伊州自由工业区等经济特区,中乌贸易与投资合作仍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亚洲四国汇率风险与贸易--远期外汇市场的作用

本文基于对上世纪90年代至2005年的四个亚洲国家与美国间双边出口贸易数据的实证结果比较，采用VAR方法证明了存在一个成熟有效的远期外汇市场可以帮助出口企业规避汇率风险。最后，引用泰国案例，实证说明为了确保远期外汇市场能够提供准确的汇率价格信号，政府不应过度干预该市场。     

升值压力、汇率预期与中美贸易余额

汇率升值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效果会因相应的升值预期变化而抵消,所以在升值预期持续存在的条件下,单纯的升值并不能平衡贸易收支。汇率预期受升值压力影响,而中美贸易顺差的扩大是升值压力的重要来源,从而形成一种经济循环:中美贸易顺差增加升值压力,升值压力加强升值预期,升值预期进一步扩大贸易顺差。     

汇率的不确定性、投资区位选择与公司内贸易

本文通过建立投资国一受资国一国际市场的三国框架,分三种投资区位的国际生产模式,就汇率冲击对垂直型FDI的区位选择和公司内贸易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当区位成本优势不能抵消汇率不确定性导致的损失时,跨国企业将会调整投资区位决策,考虑撤资回母国;（2）当汇率相对波动幅度处于某一范围时,跨国企业具有较强烈的倾向将投资从原东道国转移到其引资竞争国;（3）汇率不确定性对出口价格的传导效应,具有不完全性特点。出口价格的汇率波动风险弹性取决于国际市场的外部竞争度以及子公司组装成本占国际市场该产品价格的比重;（4）汇率波动风险对公司内贸易余额的传导程度具有不确定性。随着汇率风险程度的逐步加大,其对公司内贸易余额的影响作用渐强,逐步从弱弹性转化为较强弹性的传导。     

人民币升值形势下在华跨国公司的外汇风险控制

本文阐述了控制外汇风险的管理决策程序，指出跨国公司应当把管理交易风险和经济风险作为重点。跨国公司可以采用“套期保值”或通过提前错后收付法、选择有利的计价货币等来管理交易风险；管理经济风险需要涉及到企业的生产、销售、财务等各个领域。     

非洲贸易与风险管理

本文讨论了两个层次的问题:一、非洲贸易及其存在的风险。二、如何管理和防范狭义的外汇风险(交易风险、折算风险以及经营风险或者经济风险)以及广义外汇风险中的国家风险、信用风险以及流动性风险等。特别是信用风险的管理与防范已经成为一个战略性和决定性的重大课题。     

汇率安排与经济稳定探讨

频繁波动的汇率影响到各国经济金融发展的稳定，并引发金融危机时有发生。通过深入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汇率波动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借鉴其中的经验与教训．促进我国经济金融的持续协调稳定发展。     

中美贸易不平衡及其与美国对华投资相关性研究

计量研究结果显示: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之间存在长期的互补关系,尤其制成品的出口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之间具有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制成品的出口是美中贸易逆差的因。因此,美国进入中国的FDI,尤其是进入制造业的FDI越多,美国从中国进口就越多,美中贸易逆差越大。这种贸易不平衡的扩大,主要是由于两国要素禀赋的差异和国际分工地位的不同,因而美中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不仅不会在短期内消除,而且会随着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的进一步转移而加剧。     

"广场协议"后的美元/日元汇率与美日双边贸易失衡

1985年"广场协议"的最主要目标是通过美元对全球主要货币特别是对日元的贬值来缩减美国的贸易逆差。然而,对1985-2006年美元/日元汇率、美日双边贸易差额等数据进行的分析说明,美元/日元汇率变动对美日双边贸易收支变动没有解释能力,美元对日元的贬值没有解决美日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也同样不能解决当代美中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     

我国出口汇率传递的非对称性:来自中日贸易的证据

文章扩展了Yang（2007）的厂商定价模型,对汇率传递非对称性、特点和成立条件进行理论分析,发现对称传递需要满足严格的条件,而现实中更常见的是非对称汇率传递。在一定条件下,商品需求弹性越大,越可能呈现出口国货币贬值传递率高而升值传递率低的特点。利用2000年1月至2011年12月我国出口日本的966种商品价格数据,发现汇率波动向价格传递具有非对称性：（1）人民币升值时,日元价格上涨较少;而贬值时,价格下降较多。我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较大,在日本市场上面对的是一个强竞争结构。（2）若月度升值超过一定幅度（测算约为2.43%）,传递率又会有所上升,说明尽管日元价格易跌难涨,但在升值导致成本上涨较多、明显挤压利润时,厂商不得不适当提高日元售价。采用2000年至2018年9月日本从中国进口单位价值指数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出类似结论。现阶段稳定的人民币名义汇率对我国出口企业是更为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