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生态功能分异与协同的实现逻辑与路径北大核心CSSCI

生态协同作为重要切入点,是实现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京津冀地区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关键环节。如何抓住这一机遇,明确自身生态功能定位,主动实现三地生态文明共建,是京津冀地区未来提升发展层次、提高区域协同地位和水平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京津冀生态功能分异与协同有内在的现实要求和一定的实现逻辑,在进一步分析京津冀生态功能分异与协同基本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从制度层面、市场层面、机制层面、技术层面、信息层面、社会层面等多个维度实现京津冀生态协同的目标。     

京津冀科技人才相关政策的比较研究

在京津冀一体化与协同发展的过程中,科技人才的价值和作用尤为重要.不同形式的“人才计划”是京津冀地区引进优秀人才的重要途径.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与从京津冀各自的发展定位来看,京津冀地区的人才计划应该是“大同小异、相得益彰”.“大同”指的是三地的人才引进应在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的框架下展开,核心在于形成能够充分流动的人才资源市场;“小异”则指的是各地的人才计划根据自身的需求和比较优势,侧重应该有所不同,并形成良性的竞争环境.中央和地方层面的人才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促成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和一体化,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区域经济生态.     

京津冀承载力多大

<正>"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的提出和首都经济圈建设的实践发展,需要我们对京津冀地区的承载力状况做出基本判断,究竟京津冀地区的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能否承载起这一国家战略?能否承载国家战略在2014年2月26日举行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从国家战略层面进行京津冀一体化的规划,将给京津冀地区带     

雄安新区与京、津及河北其他地区融合发展的前瞻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对外宣布设立雄安新区,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带动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崛起和高水平协同发展.雄安新区与京津冀三地实现融合发展、错位发展、协调发展是大势所趋.雄安新区作为带动京津冀区域发展的全国意义新区,与京津冀三地存在相互依赖、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关系为雄安新区与京、津及河北其他地区融合发展创造了较好的基础条件.雄安新区开发建设是统筹解决京津冀区域问题的主要突破口,能有效缓解北京“大城市病”和京津冀区域差距过大问题.总的来看,雄安新区与京、津及河北其他地区融合发展的优先突破领域主要包括:区域规划引导;产业转移协作;公共服务一体化;交通网络互联互通;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协同推进等.雄安新区与京、津及河北其他地区融合发展是在相互磨合、相互对接、相互协商中推进的.有些领域需要得到中央的大力支持,由国家有关部门负责协调推动;有些领域需要得到京津冀三地相互沟通,相互配合,共同推动的;有些领域则需要省内城市之间相互支持,协同推动的.在国家层面,雄安新区与京、津及河北其他地区融合发展亟需中央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措施,才能在较短时间实现较大的突破.     

京津冀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的财政思考

京津冀地区的环境问题已成为社会的焦点问题,环境治理问题需要政府的力量,从竞争走向合作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财政行为的必然趋势,协同发展会对京津冀的环境补偿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从财政视角构建京津冀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在对京津冀流域上下游地区居民补偿意愿进行调查的基础上,选择条件价值法和机会成本法对京津冀横向生态补偿标准进行量化,提出京津冀横向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获取途径以及完善有关生态补偿法律法规和监督机制构建的政策建议。     

京津冀地区畜牧业绿色发展与效率水平耦合协同关系研究

畜牧业作为京津冀地区的重要产业,实现其绿色高效协同发展非常重要和紧迫。论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滞后模型等对其绿色发展与效率水平耦合协同程度及收敛性进行测度并剖析原因,研究结论为：（1）京津冀地区畜牧业绿色发展指数平均值为1.51,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值为0.632,均逐年上升,但二者偏离度呈现上升和下降的趋势。（2）京津冀地区畜牧业绿色发展与效率水平协同指数总体为勉强协调状态,阶段增速加快,但其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滞后。（3）京津冀地区畜牧业绿色发展与效率水平协同指数α收敛特征明显,主要在于效率水平收敛拉动;β收敛特征不明显,主要在于绿色发展指数β收敛效应不明显。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加强绿色生产模式协同、数字等技术的应用、绿色产品开发,进行制度、金融工具创新等建议推进京津冀地区畜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的张家口承接北京产业转移路径

张家口位于环首都贫困带地区,属于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如何牢牢抓住京张联合申办冬奥会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历史性机遇,发挥比较优势,积极主动作为,实现与北京协调发展就成为当务之急,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先对北京和张家口产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再分析张家口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实现与北京协同发展的优势基础以及面临约束条件,分析可承接产业,最后提出张家口承接北京产业转移、实现京张协同发展的对策。     

基于大数据分析京津冀产业协同进展与动向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对三地的经济发展和产业调整有着直接的影响,如何实现协同发展,如何提高经济增速,如何解决产业结构调整问题是京津冀地区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京津冀三地经济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结合当前京津冀产业发展数据以及经济增长数据,目前京津冀三地的产业投资发展趋势整体表现为企业资本实力增强,投资增长迅速,北京成为资本辐射中心,联合创新形成新动力,北京的核心引领作用逐步加强。但是受到区域产业的限制,京津冀地区在发展中也存在较多的问题,只有制定有针对性的策略,才能满足京津冀产业发展要求,使京津冀地区在产业协同发展中取得实效。     

三生功能视角下京津冀城镇圈类型划分与变化特征

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区域，在测度其三生功能的生态位适宜度和空间引力的基础上，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ArcGIS空间分析法，开展三生功能视角下的京津冀城市群凝聚子群划分，并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式识别了三生功能视角下的京津冀城镇圈格局及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三生功能视角下，京津冀城市群生态位适宜度的空间分异明显，且内部子群结构已开始突破行政边界的限制，跨区域的深度功能联系和多层次圈层结构已初步建立。(2)在京津冀城市群中，“京津双核”在生产、生活功能方面的引领地位仍然稳固，但首都周边承接首都生产、生活功能的多个城镇圈已经形成，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政策效果正在显现。(3)生态型城镇圈的形成与生态功能适宜性等级并无明显关联，而是在生产型和生活型城镇圈周边由生态型核心城镇组合成团，构建起生态保护的重要屏障。(4)京津冀城市群共形成14个三生功能综合型城镇圈，并演化出核心城镇明确且稳定的综合型城镇圈和多核心城镇协作共生的综合型城镇圈两种典型类型，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京津冀城镇圈格局优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京津冀口岸发展协同度研究

京津冀口岸发展是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的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口岸为京津冀口岸一体化发展的三个子系统,相互影响、协同发展,符合耦合协同理论的基本条件范畴,可运用耦合协同理论进行模型测算,实证分析其协同发展程度。通过构建指标体系、熵值法确定权重、地区口岸发展测评、建立模型测算,实证分析京津冀口岸发展耦合协同度,发现京津冀地区经济及外贸发展、相关支撑产业投资对口岸发展影响较大,京津冀地区口岸发展相互影响较大且耦合度较高,但京津冀地区口岸协同发展并未处于优良协同状态,仍需进一步统筹规划以实现合作共赢。     

论生态农业与国家生态安全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生态安全的重要性，强调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维持生态平衡的基础之上。国家生态安全同国家政治安全、国防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同等重要，是国家安全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的安全要素。实施生态农业战略是确保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举措之一，必须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在确保国家生态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生态农业的建设，才是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推广生态建筑建设生态城镇

生态建筑可称为自身良性循环的绿色建筑物，它必须具备地下设沼气净化池、屋顶覆土种植或蓄水养殖、墙体垂直绿化三个条件，对于改善城镇生态环境有重要作用。     

弘扬生态公德 建设生态文明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共十七大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发展。要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大力提倡弘扬爱护环境,节约资源的生态公德。生态公德主要包括:珍惜资源,保护生态;尊重生命,爱护生态;发展经济,协调生态;爱惜水源,呵护生态;广泛宣传.心系生态。人人明了生态公德,人人遵守生态公德,事事以生态为先,时时以生态为念,生态文明的大厦才能高高建起。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及其启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对资本主义制度展开了毫不留情的生态批判,同时探讨了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和解之路。生态危机理论,对于正确认识全球性生态危机,以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生态工业园区生态文化建设探析

发展生态文化就是发展生产力。生态工业园要实现循环发展、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重视生态文化建设。文章对生态工业园区生态文化建设的内涵、作用及意义作简要分析,对加强园区生态文化建设应遵循的原则及途径作详细探讨。     

改进农村生态环境促进生态农业经济发展

农村不仅是农民生活和生活的基地，也是人们食物的主要生产基地，国家经济存在的基础。良好的农村生态环境是发展生态农业经济的重要前提。我国的农村生态环境面临严重的问题。本文分析了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严重的成因及发展生态农业经济的必要性，并提出了改进农村生态环境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及发展生态农业经济的对策。     

优化城乡生态环境 打造“生态园林城市”

绿色是城市的生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近年来，无锡市城乡各地紧紧围绕《争创全省“两个率先”先导区和示范区行动纲要》和《建设绿色无锡三年行动计划》所确定的指标和任务，充分发挥职能部门作用，组织协调社会各方力量，大力推进园林绿化建设，实现了城市绿化的新跨越、风景保护的新发展、园林经济的新增长。2003年，无锡市荣获国家园林城市光荣称号。到2004年末，全市林地面积112万亩，森林覆盖率18．67％，市区绿地总面积为10723．3公顷。     

北方草地生态建设中的环境税和生态补偿

通过构建多目标权重评价体系,结合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站放牧试验样地的数据,文章研究指出锡林郭勒盟定位站附近的适宜放牧率为2.67羊/ha,低于单目标条件下的每公顷绵羊4羊/ha。同时,在经济学和生态系统系统服务理论的基础上,依据谢高地等人(2001年)的研究,提出了环境税和生态补偿的标准,分别是每公顷15元和90元。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城乡生态关系探析

生态文明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新型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建设已融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各方面和全过程。生态文明建设包含生态伦理树立、生态文化营造、生态行为调控、生态环境建设四大基本内容,以及生态政治建设、生态科技进步两大基础保障。生态关系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基础科学问题,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科学议题,是生态补偿、区域协调的重要科学依据。文章以城乡关系为例,从生态产品供给、生态调节净化、生态文化服务及生态危害影响四个方面,探讨了城乡生态关系基本内容,提出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应加强生态关系研究,建立生态资产台账;以调控生态关系为核心,科学制定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与规划;以生态关系为依据,合理构建配套措施体系。     

Ecological pricing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There is a need to accurately account for the contributions of environmental assets to the overall economy. Such accounting would permit policies that allow protection of important natural resources and aid the analytic process to determine an accurate basis for a sustainable economy. The aim is to develop an accounting framework for ecology that is sufficiently consistent with the economic framework that the two can be fruitfully combined. With appropriate definitions of the flows, the two systems can be connected into a common framework. No single measure of the system productivity and efficiency can be given for the combined system, however, until the ecosystem metabolism can be converted into economic terms. This could be done with a series of economic valuation techniques. Ecological prices could then be estimated and a single measure of ecological economic output could be given. With the net combined system input and output now in common terms, a technical system efficiency measure can logically be proposed. Because human activity inevitably involves dissipation, such emissions would now have a monetary price. Because such emissions are irrecoverable, the total output of the combined system is greater than it is under the current definition, giving rise to a technical system-wide efficiency meas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