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交通中的“绿色交通”理念

随着城市机动化发展，小型汽车不断地增加，由此带来的城市环境问题也得到人们的重视。“绿色交通”理念的提出正是为降低城市空气污染的程度，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对城市交通中的“绿色交通”的交通方式进行简要介绍并对“绿色交通”的发展提出建议。     

城市交通中的"绿色交通"理念

随着城市机动化发展,小型汽车不断地增加,由此带来的城市环境问题也得到人们的重视. "绿色交通"理念的提出正是为降低城市空气污染的程度,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对城市交通中的"绿色交通"的交通方式进行简要介绍并对"绿色交通"的发展提出建议.     

基于DPSIR模型的城市绿色交通发展评价研究

随着我国城镇化和机动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交通环境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基于DPSIR概念模型,结合AHP-熵值法构建城市绿色交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根据2008—2015年相关统计数据,对徐州市绿色交通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分析。结果表明:近8年徐州市绿色交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值在波动中增长,整体呈现明显转好趋势;徐州市交通系统面临的显性压力是促使其发展的最重要原因;政府及公众的行动响应是提升绿色交通综合水平的关键因素;公交车标台数、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量、人均GDP、公众绿色出行认同度,同时作为重要指标和主要限制性因素,应成为城市绿色交通发展重点关注的方面。     

基于DPSIR模型的国家中心城市绿色交通水平测度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为科学、有效地对国家中心城市绿色交通水平进行测度,识别影响和制约国家中心城市绿色交通发展的关键因素,论文基于DPSIR模型构建国家中心城市绿色交通水平测度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AHP)-熵权法对指标优化并赋权,建立基于集对分析与可变模糊集的国家中心城市绿色交通水平测度模型,采用贡献度和障碍度识别影响和制约国家中心城市绿色交通发展的重要指标,最后以西安市为例进行实证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2011—2018年西安市绿色交通水平整体基本呈现“稳步上升”态势,绿色交通水平等级由“较差”转变为“中等”;(2)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增长等驱动力层面因素和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等影响层面因素是影响西安市绿色交通水平提升的主要因素;(3)人口密度、人均GDP和万车事故率是制约西安市绿色交通水平发展的关键性指标。研究结论不仅可以为国家中心城市和其他城市绿色交通水平测度提供借鉴,还可以为城市管理部门制定绿色交通发展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河谷型城市绿色交通发展评价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战略提出的绿色交通建设,构建多样化的绿色城市交通体系,是解决我国河谷型城市一系列交通问题的根本之策。文章根据河谷型城市交通现状特征,从经济、社会和自然方面解析绿色交通系统各内涵要素,选取西部地区典型河谷型城市——兰州市作为研究对象,利用熵值法对指标进行赋值,构建绿色交通指标评价体系并对兰州市2011—2017年绿色交通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兰州市绿色交通水平有所提高,但总体水平不高,其发展速度远低于经济增速。根据评价结果,结合新型城镇化背景和河谷型城市特征,为河谷型城市绿色交通发展提供对策建议,提高河谷型城市新型城镇化质量,并解决《城市道路交通文明畅通提升行动计划》提出的城市交通问题。     

高铁开通促进了城市绿色创新吗?

高铁作为中国新型交通基础设施，其高效便捷的运输方式对于提升城市经济关联、促进绿色创新具有重要影响。在系统阐述高铁开通与城市绿色创新内在关联逻辑的基础上，基于2008—2019年中国26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本地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城市层面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高铁开通为城市绿色创新提供了重要动力，不仅会促进本地城市绿色创新，还会影响邻近城市绿色创新。(2)高铁开通不仅提升了城市绿色创新的绝对水平，也提高了其相对水平；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空间效应会受到城市规模的调节，城市规模越大，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作用越明显。(3)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有效作用范围为距离本地城市100～250 km半径内，250 km以外则不再明显。上述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高铁开通作用，促进城市经济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依据。     

城市低碳交通发展指数研究

基于现有研究文献和低碳交通实践,对城市低碳交通发展进行了理论阐释。依据城市低碳交通概念、福利经济学、系统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构建了城市低碳交通发展指数指标体系,并科学设置了指标阈值。提出城市低碳交通发展指数测度方法,并以中国6个典型城市为例进行应用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城市低碳交通发展指数具有明显的绿色低碳价值导向作用和政策导向作用;目前中国城市交通碳生产力较低、交通污染较大;中国城市急需优化交通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塑造城市低碳形态。     

政府创新偏好、制度环境与城市绿色创新

通过整理中国25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从制度环境视角探讨政府创新偏好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基准检验显示，政府创新偏好与制度环境优化均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制度环境优化会强化政府创新偏好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门槛检验显示，政府创新偏好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存在基于制度环境的双门槛效应，随着制度环境不断优化，政府创新偏好的促进效应呈阶梯式提升态势。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欠发达城市与内陆城市，政府创新偏好对发达城市与沿海城市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更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相比于策略性绿色创新，政府创新偏好和制度环境优化更有利于促进城市实质性绿色创新。     

科技金融政策如何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来自“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证据

借助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准自然实验”，基于2004—2019年中国内地地级市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评估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试点政策显著促进绿色创新发展，且随着试点政策的不断推进，这种促进作用呈现持续增强的动态演化规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通过拓展公共科技金融资源和市场科技金融资源得以实现。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创新资源投入越丰富、创新能力越强的城市，这种促进作用越显著。试点政策不仅有助于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还有利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论可为试点政策的进一步推广提供有效支撑，并为城市绿色发展提供重要启示。     

绿色财政政策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企业绿色创新是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探讨绿色财政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将“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了绿色财政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综合示范城市试点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且这种促进作用呈现逐年增强的动态持续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综合示范城市试点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非资源型城市的企业中表现更强,且综合示范城市试点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改善企业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因此,重视绿色财政政策的作用,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激发资金配置和创新补偿效应,畅通绿色财政政策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渠道;提高市场化程度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发挥绿色财政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制定差异化绿色财政政策,保障政策效果精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