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区”原则的历史作用、演变趋势与我国的应对策略

"共区"原则曾发挥了历史性的重要作用,后京都气候谈判之后,"共区"原则逐步演变,"责任"逐渐趋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原有意义上的"共区"原则退化为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原则,法律约束力几近丧失。我国应理性取舍"共区"原则,近期逐步淡化、弱化"共区"原则,并在适当时机予以放弃。进而重新界定国际气候道义,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能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接受的国际气候治理的价值观和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提出后巴黎国际气候制度构建的"中国方案"。     

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国际碳减排利益博弈机制分析

根据<京都议定书>参与国和缔约国的不同政治经济状况将<京都议定书>的成员国分为欧盟、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等四类.利用博弈论对<京都议定书>之后各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进行分析.指出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国际碳减排利益分配不均是导致减排联盟不稳定的主要因素,进而从福利经济学角度讨论应将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扩展为"界定以排放权为基础的公平的碳减排合作框架"和"界定以最终消费为基础的公平的碳减排分担框架".     

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制度的发展趋势

《京都议定书》生效是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里程碑。议定书生效后，议定书的实施成为当务之急。这一急务的完成不仅需要从国际层面上对相关法律程序进行完善和运行，而且需要附件Ⅰ缔约方制定和实施新的减排政策措施，完成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义务。后京都国际气候制度谈判启动在即，国际气候制度的发展面临重大变革。     

伞形集团的谈判立场对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影响

随着全球气候的不断恶化,气候谈判已上升为国际紧密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国际谈判格局逐渐演变为欧盟、"伞形集团"以及"G77+中国"的三大格局。以美国为首的伞形集团国家是由除欧盟国家以外的发达国家组成的气候联盟,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由于利益的共同性表现出一致的协调性,但也有由于集团内部的矛盾形成的差异性,因此,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具有举足重轻的作用,而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地位也不容忽视。文章试图从伞形集团国家与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各自的立场出发,分析伞形集团国家在谈判中的立场对中国参与气候谈判的影响,以便寻求中国应对国际气候谈判的策略。     

从哥本哈根到墨西哥城:国际气候谈判评价与反思

国际气候制度的本质是一种稀缺战略资源的排放权的分配，影响到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其演进由科学研究、国际政治与经济战略格局、相关方利益等各个方面推动。未来中国在应对气候谈判的方略上，应该在坚持公约和议定书基本框架、严格遵循巴厘路线图授权、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基础上，坚持对内对外“两手抓”，必须明确“排碳”是一种主权，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     

欧盟等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制度探析

人类应对气候变化进入关键时期,各国纷纷通过国内立法来履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所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欧美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与我国的经济发展利益攸关,对我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具有重大影响。我国尚未制定专门的气候变化法,应探析他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经验,遵循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气候变化应对法律制度体系。     

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双层博弈分析

国际气候谈判涉及各国的切身利益,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后京都谈判。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为此做出了积极努力,并把气候问题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之初就表现出负责人的大国形象,积极参与其中。但随着国内碳排放量的不断增加,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逐渐成为国际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针对的焦点。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谈判立场逐渐背离在气候谈判之初《公约》所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意图将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纳入强制减排范围,逃避其历史责任进而限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事实上,南北对立格局一直贯穿气候谈判的始终。面对发达国家的强制减排压力,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文章主要利用罗伯特·帕特南(Robert.D.Putnam)提出的的双层博弈模式分析框架,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来分析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立场,试图打破中国在气候谈判中的两难困境。     

以“文化多样性”国际机制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国际机制包括国际制度与国际机构,影响国际社会的利益分配,是和平时代国家竞合的平台,我国正在从以美国为主导的现行国际机制的被动参与者到主动构建国际机制。我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重塑世界秩序,构建国际机制的新理念。构建国际机制从议程设置到政治动员联盟,需要聚合其他国家的利益需求。文化多样性成为多数国家的利益需求,并与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政治价值观相一致。设置文化多样性议程,并由此发起国际机制,发挥国际组织的积极作用,是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凝聚国际共识的路径选择。     

国际环境法中“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面临的挑战及其发展与完善

在国际气候变化合作领域,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是一项重要的原则,规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京都议定书》等重要国际环境法律条约中,但是随着现在国际气候合作的变化和发展,该原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     

基于纳什谈判推广模型的国际气候谈判研究

多哈气候大会已经结束,此次多哈气候谈判将《京都议定书》承诺期延长到2020年,俄罗斯、日本、新西兰和加拿大退出了《京都议定书》,美国仍未加入。国际气候谈判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时间,至今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文章首次借助纳什谈判推广模型从谈判力、担心谈判破裂程度与谈判破裂后的效用水平三方面对国际气候谈判进行分析,并据此以气候谈判现状为例进行了说明,得出谈判方的效用水平与谈判力成正比,可以通过提高谈判力水平来提高效用水平,谈判方对谈判破裂的担心程度对谈判有很大影响,并且可以通过惩罚机制来改变其担心程度影响谈判结果。所以我国应努力提高谈判力,通过对其他国家担心谈判破裂程度的分析,预测其谈判动机及立场做出相应对策,另外指出了会议增设惩罚措施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