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市快速城市化过程中耕地变化研究

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而耕地保护是一个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正确处理城市化发展与耕地保护的关系,对于城市健康发展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具有重要意义。以1996~2012年芜湖市数据为基础,运用单因素线性回归模型,通过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口城市化率3个主要指标,分析芜湖市1996~2012年城市化发展与耕地数量变化之间的关系,探寻影响耕地变化的主导因素,预测未来短期内耕地数量变化趋势,从而有针对地提出耕地保护的有效对策。研究结果表明,自1996年以来,芜湖市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耕地数量变化显著,且与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口城市化率之间皆存在密切关系。为避免耕地资源的进一步减少,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芜湖市应通过节约集约用地、积极开发耕地后备资源、加强耕地质量管护等方式进行耕地保护。     

黑龙江省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发展的Granger因果关系研究

研究目的:分析黑龙江省耕地非农化过程的内在原因,以助于协调黑龙江省耕地非农化进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使耕地保护工作与未来经济运行相一致。研究方法: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利用Eviews4.1软件分析。研究结果:城市化进程对耕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与经济增长对耕地非农化的影响并不一致,城市化进程对耕地非农化的影响更加显著。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须将城市化作为切入点。     

兵团耕地资源变化及其驱动力研究

文章利用兵团1990年~2012年的耕地资源数据及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对兵团的耕地资源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定量分析兵团耕地资源变化的驱动力,认为经济因素、人口因素及农业技术因素是影响兵团耕地资源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并建立了耕地面积与驱动因子之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便于未来耕地数量的预测,最后从促进兵团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针对耕地变化的驱动力提出保护耕地的建议。     

博罗县耕地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试图探讨广东省博罗县耕地时空动态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度,分析其社会经济发展与当地耕地时空动态变化之间的相关性特点。[方法]基于2005~2014年广东省博罗县耕地资源数据及其相关社会经济资料选取19个指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借助SPSS软件找出社会经济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并借助DPS软件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得到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耕地面积变化之间的相关性关系,从而量化不同因素对于耕地数量变化的影响程度。[结果]影响耕地变化最大的经济因素为地方财政收入,其关联度高达0.994;城市化水平与耕地面积之间相关性很高,其关联度为0.991;地区生产总值(GDP)与耕地数量变化之间相关性较高,其关联度为0.830。[结论]2005~2014年博罗县耕地数量波动相对较大总体呈现略微增加趋势,人均耕地呈现下降趋势,且经济发展与耕地数量变化关系较密切。     

城市化和耕地保护——以广东省为例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耕地不断减少。作者以广东省为例，从耕地转换系数、人口与耕地协调系数、不同城市化阶段的土地利用集约度等五个方面分析城市化与耕地数量二者关系，认为城市化有利于集约利用土地，是缓解人地矛盾的有效途径，并建立城市化与耕地数量二者的对数模型，实证的研究不同城市化阶段耕地变化规律，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浙江省耕地资源的安全保障与评价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非农用地的规模不断扩大,土地已成为浙江经济发展中最为稀缺的资源之一。文章对浙江省耕地资源供给与需求进行了预测,根据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求态势,对未来耕地安全保障程度和耕地需求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建立了耕地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未来耕地资源安全状态进行了评价。     

土地资源部门间分配与耕地保护

土地资源部门间分配的实质是协调耕地与建设用地的比例关系、分析了土地资源部门间分配与耕地保护、城市化和土地整理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土地资源部门间分配的操作构想。     

城市化进程中江苏省耕地资源非农化转化的实证分析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土地资源的需求量急剧上升，作为土地中的精华——耕地资源也在农业部门和经济建设之间面临着如何分配的矛盾。如何确保耕地资源在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间的优化配置已经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江苏省耕地数量的变动态势进行分析，并运用区域容许耕地转换量化模型（MAC）来确定江苏省可以允许转换的耕地的最优数量，借此来确定区域耕地保护的底线及调控指标．为城市化进程中区域耕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一种依据和解决思路．     

大连市城市化进程与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的协调性研究

在分析国内外城市化进程和耕地保护关系的基础上,以快速发展中的大连市为研究区域,借鉴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模型,采用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协调度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利用2004-2013年大连市统计年鉴数据,对大连市2004-2013年城市化水平、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及人均粮食产量的时序变化进行动态分析,对大连市2004-2013年城市化水平、耕地面积及粮食产量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并对大连市城市化水平与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及人均粮食产量的协调度进行系统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化-耕地面积协调度水平最高,协调度平均值为0.74,出现协调类型频率最高;而城市化-粮食产量协调度和城市化-人均粮食产量协调度不太理想,基本协调、不协调出现的次数较多,协调度平均值在0.35以下。表明大连市城市化进程中耕地面积保持在承载力阈值之内,而粮食产量、人均粮食产量虽然保持在承载力阈值之内,但勉强协调。     

湖南省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的协调关系评价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湖南省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在此过程中,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呈现出不协调的发展。因此本文以湖南省的14个市(州)为研究对象,运用离差系数法,通过划分协调度等级,制作分层设色专题地图,分析各市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协调关系的时空特征及其成因,得出以下结论:在时间维度上,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的协调度波动变化,处在中度失调阶段;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协调度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在空间格局上,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协调关系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协调度热点区呈现出南移趋势。     

基于ArcGIS的河南省卫辉市耕地时空动态变化分析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扩张速度不断增加、城镇化率不断提高,结果必然会带来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其中影响最为显著的是由此带来的耕地的时空动态变化。通过遥感技术和ArcGIS软件相结合,并选取部分景观格局指数研究分析了近年来卫辉市城镇发展变化和耕地空间格局的时空动态变化,结果显示:2011—2015年卫辉市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由10 678.68 hm^2增加到13 047.35 hm^2,城镇化率逐渐上升,而未利用地开发强度增大,耕地面积稳中有升;受卫辉市地形影响,耕地的空间位置分布不均,增加耕地的位置较为集中,使卫辉市近年来的耕地破碎度有所下降,对农业生产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黑龙江省新型城镇化与耕地利用耦合协调时空分异特征研究

目的 为解决新型城镇化发展与耕地利用保护之间的矛盾提供科学依据,为保护黑土区耕地资源、促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提供政策参考。方法 文章以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16年黑龙江省4个时期13个地市的统计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GIS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黑龙江省新型城镇化与耕地利用耦合协调的时空分异特征。结果 黑龙江省新型城镇化与耕地利用综合发展指数总体趋势为先下降后上升;新型城镇化与耕地利用耦合度不高,长期处于颉颃阶段,但耦合度指数为波动上升趋势;新型城镇化与耕地利用耦合协调度尚存在一定差异,但尚在可控范围内,需持续关注,采取差异化的政策措施,进行科学合理调整。结论 黑龙江省新型城镇化与耕地利用耦合协调度尚存在一定差异,但尚在可控范围内,需持续关注,采取差异化的政策措施,进行科学合理调整。     

城镇化与耕地利用集约化的动态响应分析*——以重庆市为例

[目的]分析城镇化与耕地利用之间的动态关系,促进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方法]在综合选取城镇化与耕地利用集约化代表性指标的基础上,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检验城镇化与耕地利用集约化之间的协整关系,运用脉冲响应分析及方差分解检验两者之间的互馈关系。[结果]2000—2016年重庆市城镇化与耕地利用集约化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复种指数对城镇化人口比例由最初的负向效应逐渐转变为正向影响,对其余指标表现为正向影响,方差分解结果显示其对上述指标在第八期总贡献率达70%,复种指数对自身影响较大,解释水平较高;化肥对二、三产业比例、土地城镇化表现为负向影响,对其他指标影响较小;农业机械总动力对人口城镇化表现为正向影响,对二、三产业比例、土地城镇化及自身有负向影响。二、三产业比例的冲击对化肥投入冲击的贡献率基本保持在11%～14%之间,城镇人口比例、二、三产业比例及土地城镇化总贡献率不断上升。城镇人口比例、二、三产业比例及土地城镇化对农业机械总动力冲击的贡献率差异较大,其中城镇人口比例对其贡献率基本保持在20%左右,后期变化较小。[结论]综合来看,城镇化水平的稳步提高能够正向推动耕地利用集约化,而耕地利用集约化对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仅具有较小的正向影响。     

城市化加速期维持我国耕地数量稳定的可行性分析

文章主要研究当前我国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维持耕地数量基本稳定是否具有可行性。首先,采用文献归纳法,归纳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然后,采取统计描述分析方法,运用遥感监测数据,分析我国城市化发展时期耕地变化的状况,并将我国城市化发展时期耕地变化状况与已有的研究结论进行对比研究,分析该时期耕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最后,针对我国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采用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方法,进一步分析我国当前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维持耕地稳定的有利因素。研究结果认为:(1)我国前一时期的城市化发展已经基本完成了城市空间扩张,当前的城市建设应该主要整合已经占用的土地,在原有基础上加以集约利用,而不需要大量新增建设土地;(2)由于城市建设用地比农村建设用地更加集约化,城市化发展有利于阻止耕地流失;(3)我国生态退耕工程进入到巩固阶段,生态退耕面积有进一步减少的趋势;(4)我国后备耕地资源分布区域不均衡,通过异地占补平衡可以缓解经济发达省份耕地资源不足问题。因此,文章结论认为:城市化加速期维持我国耕地数量基本稳定具有可行性。     

基于PCA STIRPAT模型的绿洲区耕地变化社会经济驱动力研究*——以酒泉市为例

［目的］耕地是极其稀缺的自然资源之一,绿洲耕地资源是绿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持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耕地资源对绿洲区社会经济生态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绿洲区典型城市酒泉市1997—2016年的耕地面积有关数据为基础,剖析影响酒泉市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方法］主成分分析法和STIRPAT模型。［结果］（1）1997—2016年酒泉市耕地面积整体呈波动式减少趋势; （2）由主成分分析表明,酒泉市耕地面积变化与城镇化水平（城镇化率）、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公路里程、社会消费品总额、地区生产总值等）、农业产值（粮食作物总产量）存在较大相关性; （3）STIRPAT模型分析结果表明, 1997—2016年酒泉市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是城镇化率、人均GDP及公路里程; 随着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对酒泉市耕地面积的增加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由于绿洲农业粗放式发展方式的广泛应用,人均GDP的增长是以牺牲更多宝贵的土地资源为代价的,导致绿洲农业面积的耕地面积进一步减少; 公路里程与耕地面积呈负相关。随着公路里程的增加,耕地面积减少,符合预期。［结论］研究认为可通过提高城镇化率、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转变绿洲区农业发展方式、增加技术投入等方面遏制绿洲区耕地面积进一步减少。     

基于耕地保护的中国城镇化发展战略研究

研究目的：研究中国城市位序 — 规模规律的演化和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同城市规模关系的变化,预测未来城镇化发展占用耕地情况,提出基于耕地保护的中国城镇化发展对策建议。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回归分析法和函数模型预测法。研究结果：中国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随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而增加,但正在快速下降,中国城镇化同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研究结论：为更加有效地保护耕地,中国应加快制定以发展大城市为主导,各级城市城镇全面发展的城镇化战略,推行高人口密度的城镇化发展政策措施,走紧凑型城镇化道路。     

广东省城镇化与耕地保护矛盾及对策研究

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城镇化进程逐步加快,城镇化会导致城镇建设用地扩展、耕地减少与耕地保护之间有较大的矛盾;介绍广东省2000年以来城镇化发展和耕地减少情况,分析了二者之间的显著相关性,提出协调城镇化与耕地保护的对策。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都匀市土地利用变化与经济增长协调性研究

[目的]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分析都匀市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探究如何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更好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方法]以贵州省第一批新型城镇化试点城市都匀市为研究区,从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两个系统入手,采用层次分析法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都匀市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度进行了测算。[结果] 2009—2016年都匀市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度呈不断上升趋势,协调度等级由轻度失调上升到初级协调状态;协调发展类型由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型变为土地利用滞后型。[结论]都匀市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总体协调发展度水平仍旧较低,且土地利用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结合都匀市今后发展,建议制定合理的土地利用开发利用规划,加大对建设用地挖潜的力度,同时注重耕地保护。     

The impact of urban expansion on agricultural land use intensity in China

China's urbanization has resulted in significant changes in both agricultural land and agricultural land use. However, there is limited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primary changes occurring to China's agricultural land – the urban expansion on agricultural land and agricultural land use intensity. The goal of this paper is to understand this relationship in China using panel econometric methods. Our results show that urban expansion is associated with a decline in agricultural land use intensity. The area of cultivated land per capita, a measurement about land scarcity,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gricultural land use intensity. We also find that GDP in the industrial sector negatively affects agricultural land use intensity. GDP per capita and agricultural investments both positively contribute to the intensific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use. Our results, together with the links between urbanization, agricultural land,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mply that agricultural land expansion is highly likely with continued urban expansion and that pressures on the country's natural land resources will remain high in the 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