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制造业的转移和重组

本文的目的是:(1)讨论当存在产业内贸易时,三个通常用来衡量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指标之间的关系;(2)检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几个经济体中制造业活动的转移和重组。结果显示,制造业活动已经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转移到了中国。对于低技术劳动密集的产业(例如,SITC82,83,84和85),这种转移是基于比较优势,而产生了产业间贸易。然而,对于更复杂的技术密集产品(例如:SITC72和SITC87),生产过程已被分成很多模块,并在不同的国家进行生产。这种制造方式的重组是基于规模经济效应,而产生了产业内贸易。     

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对地区制造业转移的影响

利用2001—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对中国制造业产业转移的综合作用,同时,依据梯度转移理论,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地带,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结果发现:地区的潜在性比较优势促进了产业转移,而地区的显性比较优势对地区产业转移起着非常显著的正向作用,地区的要素禀赋对产业转移的作用不可小视;在产业转移上,地区竞争优势会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在制造业转移上,规模经济与集聚效应也会产生相应影响;基础设施对产业转移的影响为正,交通条件的改善、运输成本的下降有利于制造业向企业集聚地转移;制度因素对产业转移的影响达到预期猜想,外资分布越是密集,转移程度也越高;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越高,越是不利于地区制造业的转移,这与中国市场经济不完善,政府对经济的宏观把控严格的情况相符。     

新兴服务业加工贸易——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近年来，内陆地区凭借其初等要素的成本优势、更优惠的投资鼓励政策以及不断改善的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正逐步吸引制造业的发展重心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而长江三角洲以及其他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却因为只注重产业吸收和输入，没有产业输出导致与内陆城市的生产结构日益趋同，制造业东西部之间的梯度转移难以实现。要素价格处于高位的东部沿海地区，其产业优势也就无法体现。实际上有条件的沿海地区应当合理利用其人力资本、科学技术方面的有利条件，积极发展服务贸易（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中的加工贸易，实现自身新一轮经济增长，从而促进我国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提升和进出口增长方式的改变。     

本土市场效应及其对中国省间生产和贸易的影响

新经济地理理论强调经济规模是地区贸易和国际贸易的驱动力，这种力量被克鲁格曼称为“本土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s）。本文直接从Fujira，Krugman and Venables（2000）一文中推导出经验检验模型，并把该模型与Davis and Weinstein（1996，1999）中的经验检验模型联系起来。使用这两个模型和中国1997年31个省（市、区）19个产业的生产、需求和资源禀赋资料，本文检验了中国各省生产和贸易类型到底是由比较优势决定还是由本土市场效应决定的问题。我们发现本土市场效应在决定中国地区间生产和贸易的类型上起着显著的作用。分产业的分析发现19个产业中至少有7个存在显著的本土市场效应。     

区域产业转移与承接的可行性研究——以江苏省域制造业为例

本文首先构建了产业转移与承接的控制模型，比较在产业转移前与产业转移后并且技术转移处于上限、下限以及上下限之间区域总效用的不同，划分出产业转移与承接的可行性边界，然后运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似然不相关回归（SUR）方法对苏南五市与苏北五市的制造业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目前江苏省南北区域制造业转移与承接中仅有常州与盐城、镇江与盐城或者镇江与徐州之间确定可行，但如果技术转移处于上限，江苏省南北区域各城市制造业转移均可行，而由于现实经济活动中技术转移效率的不确定，造成了其余城市之间制造业产业转移与承接的不确定。     

中国制造业贸易模式变迁的工资差距效应

本文利用中国制造业27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不变系数的静态面板模型,考察了我国制造业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的变迁对行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在制造业贸易模式的变迁中,出口扩大了行业间工资差距,而进口缩小了行业间工资差距。（2）制造业贸易模式变迁主要通过价格机制扩大了行业间的工资差距,而技术机制和个体机制的影响则不显著。     

贸易自由化与增加值贸易*——WTO对中国出口的真实影响

国际贸易的中间品贸易的兴起,使传统关境贸易统计无法准确衡量全球价值链下一国的实际贸易利得。本文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重新评估加入WTO对于中国出口的真实影响,以及关境统计下WTO贸易促进作用与真实状况的偏离。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1）总体上,中国加入WTO显著促进其增加值出口,但关境统计明显高估了WTO贸易促进作用。（2）分行业看,WTO对中国增加值出口的贸易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加入WTO显著地促进了中国非制造业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增加值出口,却抑制了中国农林牧渔业的增加值出口。（3）进一步研究发现,关境统计数据对于WTO贸易促进作用的高估问题仅存在于制造业,对于农林牧渔业等其他三个行业反而存在低估问题。     

RCEP贸易网络演化对成员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

RCEP是东亚国家谋求共同发展的现实选择,也是中国高质量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基于改进的贸易联系强度指数,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了2007—2021年RCEP制造业贸易网络与各成员国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的演变趋势,并对贸易网络演化对GVC分工地位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RCEP制造业整体贸易联系强度明显增强,中国成为贸易网络的中心,但在全球价值链上仍处于中低端位置。第二,网络中心度和贸易联系强度对成员国的GVC分工地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聚类系数与GVC分工地位负相关。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高技术制造业的聚类系数对GVC分工地位有正向影响。RCEP成员国均能从区域贸易网络发展中受益,但发达国家GVC分工地位提升更显著。第三,技术溢出、产业转移和产业链韧性三种中介机制的效应具有较大差异。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机制实现GVC分工地位提升。而对于发达国家,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产业转移的中介效应更明显。     

产业内贸易的结构变动与决定因素——基于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对1996—2005年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结构、变动及决定因素进行的实证分析显示：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贸易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产业内贸易又以垂直产业内贸易为主,水平产业内贸易贡献不大;加入WTO前后两个阶段产业内贸易及其结构变动呈相反的趋势;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变化是产业内贸易变动的主要因素,而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三个因素的影响很微弱。这表明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扩张的基础是成本优势且主要集中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加入WTO并没有真正改变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     

区际产业转移关联溢出与产业高质量发展——对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实证检验

基于我国区际产业转移大背景,使用1999-2016内地年30个省市、27个二位数工业行业数据定量测度区际产业转移,选择产业关联较强的电子设备制造业为研究对象,使用投入产出法识别关联产业、测算其关联产业溢出,利用2004—2016年内地28个省市面板数据构建模型对关联产业溢出效应与电子设备制造业转移的关系、产业转移中的关联产业溢出与电子设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分别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2014年中国工业空间基尼系数出现拐点,总体工业由之前的分散转移转为新的集中转移,而电子设备制造业仍处在向中部地区和西南地区集聚的分散转移中;②电子设备制造业转移中的产业关联溢出效应确实存在,且促进了电子设备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产业高质量发展;③产业转移中第三产业关联溢出效应对电子设备制造业分散转移的作用高于工业,但工业的关联溢出对电子设备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的作用明显高于第三产业。     

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及政策启示：来自产业集群发达国家的经验

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使得集群政策开始成为各地区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成长的重要政策工具。来自国内外发达地区产业集群发展实践中的大量证据表明,政府政策正在成为各地产业集群培育或发展的重要措施。本文将总结美国、意大利等国家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成功政策经验,提炼国外先进地区政府运用产业集群的政策启示,为我国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借鉴。     

风险视角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划分,取决于人类生活所同时面临的两种不同性质的风险。损失风险属于公共风险,归政府治理;机会风险属于私人风险,归市场治理。市场经济就是风险经济。市场机制就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市场主体自主地将自己的产权与他人进行交换的风险机制。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就是向市场注入风险机制,解决制度环境、市场主体、产权制度、行政垄断等问题。     

政府在老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当老年产业受制于市场的不成熟、不完善而无法顺利形成良性互动式发展趋势时,由政府介入解开市场与企业间的“死结”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政府应针对不同性质的领域采取不同的对策。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和非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问题作了分类研究,并着重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提出了发展思路和可以采取的具体对策措施。     

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关键在于这种代价能不能承受,值不值得承受。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是一些看起来与经济问题无关的公共政策,如果细心分析总是可以发现其中的经济学逻辑。这一逻辑告诉我们,公共政策是通过比较其成本和收益而产生的,公共政策存在的理由在于它的社会成本小于以市场和企业自行解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基于旅游者视角的昆明——丽江铁路与丽江旅游的关系研究

于2011年1月正式开通的昆明一丽江铁路（以下简称昆一丽铁路）,一方面大大改善了丽江旅游业的可进入性,另一方面则大大减少了前往丽江旅游者的费用开支,从而促进了丽江旅游业进一步的繁荣发展。从旅游者的视角,就昆一丽铁路的开通对旅游者前往丽江旅游盼决策以及在丽江旅游经历产生的影响做出评价,旨在评价这一可进入性的增加对前往丽江旅游者的旅游决策及旅游经历的影响。另外,还验证了火车旅行对旅游者选择丽江作为其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性。     

试论土地构成与土地价值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产权可进入市场流通,实行土地资产经营,对此人们已没有疑问。但土地是否有价值(劳动价值),如何确定土地价值与价格,在认识上大相径庭,由此产生种种不同的土地价值观。深入研究土地价值问题,不仅对研究地租地价理论十分必要,而且对研究土地产权流转、土地市场的管理、土地金融等等土地经济问题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三种不同的土地价值观 对于土地价值这样一个基础理论问题,理论界有所谓无价值论、全价值论和土地价值二元论三种分     

论公私法划分与市场体制的演进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而法治社会的建立和法制的完善则是一个在政府积极推进，社会与国家博弈以及社会交易等各种因素合力推进中逐步发展的制度演进过程。本文从比较西方公私法的划分以及在实践中的作用的角度，从法理学层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基础和制度安排作了初步探讨。     

谈单位负责人作为会计责任主体的职责

会计工作与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是企业搞好经济管理工作的立足点。论述了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以及单位负责人在本环节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论确立国有企业改革的利益主体二重性

确立国有企业的利益主体地位不能单纯地注重在所有制的性质上,而应立足于财产的占有方式。由国有企业产权运动历史发展的四个特征规定,在再生产的过程中,其本身必然地会发生财产主体的背离。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化是国有产权的异化,同时二重化的利益主体又是统一的,并对代表全民的国家利益主体进一步地规定。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性跟马克思提出的“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预测是一致的。     

自由与制度关系角度反思全球性金融危机

为了深入探究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对转型的中国经济以有益的启示,在自由与制度辨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金融自由化的本质是自由与制度结合的理论观点。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提出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假说,并以理论和实际数据验证这个假说。验证的结论是,此次源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而非金融自由化制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