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信产业规制效果的实证研究

我国从80年代开始进行了电信改革,1994年联通公司成立以及规制机构的相应改革,如1998年邮电部与其他部委合并成立的信息产业部成为相对独立的规制机构,对于这么多的规制政策我们不禁要问规制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实际效果。本文运用跨时期的方法整理了1978—2005年电信行业数据,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我国电信产业规制效果进行综合评价。     

对中国电信产业规制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本文综合了近年来我国电信业规制体制改革的一些观点和素材,简要介绍了我国自然垄断行业以及具体到电信产业规制体制的整体情况;阐述了在2008年新一轮拆分重组后,我国电信规制体制存在的弊端;最后,针对目前较为突出的激励性规制改革、互联互通管制等问题,提出了两条我国电信产业规制体制改革的建议。     

激励性规制在电信业中的应用

由于信息不对称,传统的规制方法导致政府"规制失灵"。这引发了理论界和产业界对政府规制方式进行调整和完善的思考。激励性规制由此被引入传统自然垄断产业。本文阐释和分析了激励性规制在电信产业中的应用及其所带来的规制效率的提高,旨在为我国的政府规制和电信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激励性规制在电信产业中的应用分析

信息不对称而导致政府"规制失灵"的现象引发了理论界和产业界对政府规制方式进行调整和完善的思考。激励性规制由此被引入传统自然垄断产业。本文阐释和分析了最高限价的激励性规制在电信产业中的应用及其所带来的运营商效益提升、社会福利增加的双赢局面,旨在为我国的政府规制和电信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从垄断走向竞争:我国电信产业组织结构的演进及其动因

运用产业经济学及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知识,本文分析了我国电信产业组织结构现状,而后围绕我国电信产业发展的历史脉络,归纳了我国电信产业组织结构演进的三个阶段,从技术和制度两个方面来对电信产业组织结构演进的动因进行了分析,进而明确我国电信产业改革的走向。     

中国电信产业改革的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1998—2011年31个省的面板数据对中国电信产业竞争、产权与规制改革进行了实证分析,经验分析表明,竞争对电信业影响显著,而产权对电信业的影响不显著,历史上电信产业改革的客观效果使得利益分配更加倾向于垄断产业本身。因此,引入竞争机制、放松市场准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进行多元化产权改革,电信产业改革的效果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本文建议通过竞争、产权和激励性规制三种方式实现真正的融合从而达到改革的目的。     

从“小灵通”之战看中国的电信改革

本文透过“小灵通”进入移动市场的市场博弈现象,对电信改革中的定价、互联互通、频段分配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以激励性规制引导电信竞争,为电信产业的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规则与产业环境。     

媒介融合背景下传媒经济性规制改革略探

媒介融合浪潮下,调整规制框架是世界各国促进传媒产业发展的有效手段.当前我国传煤产业存在的行业分割、市场壁垒以及产业利益冲突阻碍了媒介融合的进程,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客观上需要对传媒产业规制格局进行调整.我国需要从构建统一、融合的传媒规制法律体系,建立统一的规制机构,加快传媒产业产权改革以及放开进入规制等方面重构经济性规制框架,促进传媒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论中国电信普遍服务规制体系的构建

电信普遍服务的内涵就是要对一个国家的所有公民提供有一定质量保证且支付得起的电信业务.电信普遍服务是电信产业规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根据中国电信产业的竞争格局以及普遍服务实施的现状,考虑到世界各国电信普遍服务规制的经验和模式,构建了中国电信普遍服务规制体系的基本框架.     

建立有效且有限的政府规制机构

在我国转轨的过程中,市场经济还不成熟.此时,自然垄断产业引入竞争的市场化改革成功与否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政府规制机构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因此,在自然垄断产业改革过程中,要加快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机构改革,建立一个有效且有限的政府规制机构.这个规制机构主要职责是创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以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发挥其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