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内部的收入流动性：位移效应和增长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的农户收入数据对中国农村家庭从1989年到2006年间的收入流动性进行了测算和分解。测算结果表明,收入流动对收入分配的短期不均等有缓解作用,但这种作用在短期中因流动性的下降而正在弱化。分解结果则说明,相对收入位序的改变虽然仍是农村内部收入流动的主导因素,但收入增长的作用正在增加。这是因为农村内部的收入分层化现象的长期化趋势正导致位移效应的作用下降,且在低收入家庭中已开始出现“阶层锁定”现象。     

数字经济发展、阶层向上流动与中等收入群体扩容

中等收入群体扩容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降低社会不平等，加快实现共同富裕。文章从收入阶层流动的视角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在共同富裕目标中的作用，从理论上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影响，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截至2018年，我国仍有68.67%的家庭处于低收入阶层，“金字塔型”收入分配结构明显，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缓慢；第二，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有助于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扩容，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仍成立；第三，机制检验发现，家庭创业、理财参与和就业水平提升是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第四，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效应在西部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更显著，并且与城镇和低人力资本家庭相比，这种促进效应在农村家庭和高人力资本家庭中更强。文章的研究发现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论据。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与波动的福利分析——基于异质居民户的数值模拟

文章在Lucas(1987)模型中引入习惯形成,并将其拓展成含收入变量的形式,在此基础上采用中国农村五等份收入户的收入数据进行数值模拟。结果显示:收入增长比收入平稳更为重要。当风险偏好不变时,两类福利成本的比值随习惯强度变化的轨迹呈倒U型;习惯形成不变时,两类福利成本的比值随着相对风险规避系数的增大而递减。在不考虑收入波动的福利成本时,促进收入增长能为低收入户带来相对较多的经济福利;不考虑收入增长的福利效应时,收入波动加剧会给低收入户带来相对较多的福利成本。因此,当务之急是增加农民收入,同时也应该兼顾收入波动给低收入群体造成的消极影响。     

房产税改革的经济与福利效应：基于异质性个体模型的研究

如何理解房产税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和对微观家庭的异质性影响，对于中国的房产税改革非常重要。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异质性个体的世代交叠模型，量化分析了房产税改革对宏观经济运行和异质性微观个体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房产税改革的长期效果是优化居民资产结构、刺激消费、降低房价并显著提振实体经济。房产税改革带来了显著的福利改善，且对低收入群体福利改善最明显。然而，征收房产税在短期内会带来房价的快速下降和租金上升，高财富和住房资产较多的群体在改革当期甚至存在福利损失。当存在征收面积减免时，房产税改革对房地产市场和宏观经济的影响减弱，低收入群体更容易买房的同时伴随着消费的相对下降。     

收入增长与不平等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基于不同经济活动类型农户的研究

利用国家统计局(NBS)数据,本文测度了1980—2010年间中国农村贫困变动趋势以及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数据,本文估算了1988—2002年间收入增长与不平等对从事不同经济活动类型农户贫困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以绝对贫困度量,农村贫困指数不断降低;以相对贫困标准度量,贫困指数有所提升;外出打工是目前农户摆脱贫困的有效方法,相比之下,务农农户贫困状况始终最为严重,增加组内成员收入,缩小组内差距对减少务农农户及农村贫困的意义重大;弹性计算结果显示,尽管收入增长是导致贫困下降的主要原因,但降低组内不平等程度对缓解贫困具有重要作用;四个组别当中,对务农农户组进行资金扶助将起到更大的扶贫效果     

城市化进程对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不平等的影响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不仅改变了人口在城乡之间的分布结构,也使得由收入和消费衡量的城乡居民相对福利水平发生了变化。城乡收入差距和不平等呈逐渐扩大趋势,但城乡消费的不平等显示出逐渐缩小的特征。经验分析证明,以城市人口密度增加为特征的集中型城市化道路,也是一个有效的途径。消除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所有制分割,扩大非国有部门就业比重对于缩小城乡收入不平等,具有积极的效应。与之相应,选择合适的政策有助于中国未来的城市化进程和城乡之间福利水平的共同提高。     

家庭收入流动性分解测度、税收负担及制度改革效应分析——基于家庭微观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收入流动性是动态反映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指标，主要被用来考察社会个体收入分布的机会均等程度及时间路径。本文探索税收对家庭收入流动性的作用机理和制度改革效应，从福利主义视角将总收入流动性分解为交换流动性和结构流动性两个指标，利用有限信息极大似然估计两阶段法，结合中国家庭微观追踪调查数据，检验了个税负担、税改带来的减税规模、地区和收入阶层差异对三类收入流动性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总流动性、交换流动性和结构流动性三者对家庭个税负担的反应程度依次降低；个税制度改革前后的减税规模对交换流动性的影响大于结构流动性，并且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和收入阶层之间的异质性，即东部地区和高收入阶层的总收入流动性受到减税规模的正向冲击最大，而西部地区和低收入阶层的减税规模对总收入流动性的影响较小或者甚微。此外，个税免征额比重与高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流动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工资额既定的前提下，提高免征额有利于增强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流动性，而低收入家庭却与之相反；每个家庭挣工资人数的差异也会导致个税负担对收入流动性产生截然不同的作用。有鉴于此，结合个体、家庭、地区和收入阶层的特征设置富有弹性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     

减税降费有助于缩小中国家庭经济不平等吗——来自2011年个税改革的证据

共同富裕要求我们从多维视角审视物质层面的不平等，在当前减税降费的大背景下，个人所得税是调控收入分配的关键手段。文章从收入、消费和财产所构成的多维经济不平等视角出发，对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调节家庭经济不平等的效应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公平效应是显著的，使经济不平等程度下降了13.64%，其中对城市地区的调节效应更强，对低福利阶层和高福利阶层的影响相对显著。在作用机制方面，个人所得税改革主要影响收入不平等，并进一步作用于消费不平等和财产不平等，最终影响经济不平等。为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的调节效应，应逐步提高个人所得税比重，补充和细化专项附加扣除项目与标准，逐步以家庭为基础征收个税。     

我国家庭住房财富不平等变化(1995—2018年)

住房财富作为我国家庭财富构成的最重要部分,其不平等性的长期变化特征对于分析家庭财富不平等变化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1995—2018年间5期数据,本文描述了我国城镇、农村与流动人口家庭住房财富不平等的长期变化特征。结果显示,我国家庭住房产权拥有率处于较高水平;我国居民家庭人均住房财富规模增长迅速,且城镇地区家庭比农村地区家庭人均住房规模的增速高;全国及农村样本中自有住房家庭或所有家庭的住房财富不平等均呈现先扩大后缩小趋势。城镇样本中自有住房家庭的不平等始终呈现扩大趋势;城乡内部住房财富分布均集中于顶层群体,且城镇住房财富不平等状况总体趋于恶化,农村住房财富不平等状况出现改善趋势;长期来看,住房市场价格变动是我国居民家庭住房财富不平等变化的主要贡献来源。     

异质性、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

本文构建了一个劳动供给可变的内生增长模型，在不同消费者之问引入资本拥有量和劳动技能的双重异质性，并导出将这两种异质性与收入不平等联系起来的公式。分析表明，它们对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方向是相反的；只有在以资本与技能异质性的相对量为条件时，才能得到确定的增长．不平等关系。男外，拓展的模型则考虑了劳动市场不完全性对增长和收入不均等的影响。     

收入不平等对浙江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

收入不平等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源于家庭对社会地位的追求。文章利用2008～2016年浙江省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实证研究了收入不平等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在控制农户家庭纯收入等因素后,收入不平等与农户家庭消费呈显著负相关。在此期间,浙江农户家庭基尼系数平均下降了0.071个点,农户家庭消费上升约4.5%。另外,收入不平等对中低收入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明显强于高收入家庭,对不同年龄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表明以上结论是可靠的。     

西式民主变革与收入分配不公——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1989-2018年的面板数据,从发展中国家视角考察了西式民主变革对收入分配公平的影响。结果显示,发展中国家的西式民主变革导致其收入不平等显著恶化。并且相对于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受到的挤压更加严重。在机制上,我们发现西式民主变革首先迫使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由农业转向制造业,收入不平等因此扩大,继而由于再分配政策偏向高收入群体、不利于低收入群体,收入不平等进一步恶化。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西式民主并非善治的代名词,开不出弥合贫富差距的药方,广大发展中国家在选择国家治理模式与政治体制时,应因地制宜,综合考虑自身的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等实际国情,建设符合本国国情的治理模式才是国家的长治策略。     

贸易开放、要素禀赋对我国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分析

中国在经济开放下,进出口贸易总量和外商直接投资都有显著的增长,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得不同群体的收入不平等.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区2002-2011年的面板数据,研究贸易开放度、要素禀赋对个人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表明,对外贸易并不是造成收入不平等拉大的显著原因.在贸易开放条件下,不同要素禀赋对基尼系数产生的联合效应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统筹城乡就业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一、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近年来内蒙古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相对缓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下岗失业人员在不断增加。一方面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下降,是因其家庭主要成员长时间下岗或失业造成的。另一方面,农民收入低下,成了最大的低收入群体,这无疑与我区广大农牧民长期"就业不充分"密切相关。失业问题突出,就业形势严峻是导致内蒙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因素之一。由农民收入低下和城镇失业所引起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是内蒙古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所面临的一个比较迫切的问题。     

我国低收入群体的现状及增收对策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越来越严重,国家统计局发表的<中国统计年鉴>上的数字,1990年城镇最低收入户居民与最高收入户居民收入之比为1:3.27,到2001年扩大到1:5.39;1990年,农村高收入户的居民收入与低收入户居民收入之比为1:6.7,到2001年上升到1:9.3;若将城乡居民的收入加总,然后从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在总收入的比重方面来考察,可以发现过去十几年里,农村人口所占收入比重由1990年62.2%下降到2001年48.5%,而城市居民所占收入比重由37.8%上升到51.5%,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来看,还有不断增大的趋势.由此可以看出,高收入群体占有的收入份额迅速上升、低收入群体占有的收入份额在不断下降,城市人口占有的收入份额不断扩大、农民占有的收入份额不断缩小,我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日益严重.而随着我国居民不平等状况的加剧,目前在我国的居民中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三个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     

人口老龄化对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演变的视角

理论分析表明,二元经济结构下人口老龄化能够通过要素禀赋结构调整和社会福利改善对城乡居民收入产生不同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进而影响城乡收入不平等。利用中国2000-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国人口老龄化显著的扩大了城乡收入不平等,但要素禀赋结构和社会福利水平对老龄化条件下的城乡收入不平等影响效应不同;随着对老年人口供养负担的加重,社会福利支出对老龄化条件下的城乡收入不平等主要表现为替代效应,城市偏向的社会福利支出使得农村因照料老人引起的劳动力供给减少扩大了城乡收入不平等;而要素禀赋结构的转变则使得老龄化主要表现为收入效应,劳动力相对资本的稀缺性导致转移劳动力工资上涨,从而缩小了城乡收入不平等;随着老龄化深化,通过社会福利改善和要素禀赋结构调整能够有效抵消老龄化对城乡收入不平等的负面影响;研究也证实了二元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农业规模化经营对城乡收入不平等的缩小作用,而失业率上升和城乡投资差距却会加剧城乡收入不平等。     

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问题与对策研究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由于受到就业压力大、收入增长不稳定、公共政策不健全、消费心理障碍等原因的影响,我国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存在着消费能力弱、消费增长缓慢、支出波动大、生活消费水平低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政府应该采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健全公共财政政策、改善就业环境”等措施,提高城市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     

甘肃省能源消费的因素分解分析

运用迪氏对数指标分解法(LMDI)对甘肃省6大产业2006—2011年间的能源消费变动进行因素分解分析。将能源消费增长的总效应分解为生产效应、结构效应和强度效应3个部分。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生产效应是形成甘肃省能源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结构效应的影响不明显,强度效应则有力地延缓了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但生产效应和结构效应之和明显大于强度效应,因此,在此期间能源消费表现为较快增长。     

收入不平等：被平均的真相

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很难靠传统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和福利政策解决，而是要靠另外20年的高增长来解决。如何找到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改善收入不平等的良策，实在是一个值得追求的梦想。     

中国代际流动性：基于食品消费与收入视角的研究

代际流动性是衡量一个社会机会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食品消费和收入的代际弹性分别从基本经济福利和整体经济禀赋两个方面对此进行反映。本文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首次对中国食品消费的代际弹性进行了估计,并在同一数据库内将其与收入进行了比较。我们发现,与收入的代际弹性（0．427）相比,食品消费的代际弹性（0．879）更高,且在采用多年均值时更为稳定;同时,城镇户籍人口和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拥有显著更高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而食品消费弹性在不同人群中的差异较小,显示基本经济福利和整体经济禀赋的代际不平等情况可能并不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