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现实主义国际合作理论视角下的当前国际体系的变化与前景

新现实主义是在新的国际背景下对传统的现实主义的修正和补充,国际合作理论是其中重要的理论发展之一。新现实主义内部有着不同的国际合作观,但它们之中也存在着共通性。本文将国际合作分为全球性合作,发达国家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以及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利用新现实主义国际合作理论及其共通性来分析国际合作在冷战后与2008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变化,并进行前景展望。     

从“国际政治”到“国际关系”——审视世界强联结时代的国际关系本体论北大核心

以新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建立在单一本体论基础上,在单元层次上趋于把构成国际体系基本单位的国家视为权力单位,在关系层次上把国际关系简化为一种权力关系,在体系层次上把国际体系视为一种更接近物理系统的简单系统。而在批评新现实主义基础上形成的各种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也未能很好地解决国际关系本体论的单一性问题。作者在梳理学术界对国际关系本体论思考的基础上,探索性地提出一个逻辑上自洽的国际关系本体论基础,从而使国际关系研究跳出“政治学囚笼”,置于一个新的本体论基础之上。新本体论三个层次的特点是:在单元层次,构成国际关系的单元是考虑了文明体与组织体两个侧面的多元国家;在关系层次,国际关系是一种由人类多维活动构成的复杂网络;在体系层次,国际关系是人类在国际场域中多元社会共现的演化系统。世界强联结时代出现的一些新特点支持新的本体论思考:人类多维活动被深度卷入国际场域的现实支持从多元、多样的视角看待国际行为体;国家行为体强联结的现实支持把国际关系模式视为一种多维复杂的关系网络;国家间因深度互动而出现“共同体化”的趋势支持把国际体系视为“多元社会共现”的文明演化过程。     

现实主义是权力政治理论吗?

本文深入地分析了“Power”的两种含义及其在现实主义经典国际政治学著作中的具体应用。国家利益必须由国家力量的大小来界定 ;国际结构必须由国家间的力量对比来界定 ;而进攻性现实主义所主张的是不断增强的力量 ,并非国际体系中的统治。把现实主义误解为统治国际体系、不讲道德的权力政治理论 ,并没有把握现实主义的真正本质。这样一种误解给理论研究和国家政策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现实主义的内部分歧与外部批判

现实主义在无政府状态、国家中心论、理性国家论、权力政治论和悲观性的哲学态度方面保持着相对统一,但其内部也在如何看待无政府状态的后果、如何克服安全困境、如何把握权力概念的绝对与相对内涵、如何理解国家的动机与目标、如何看待权力和安全与国家战略行为的关系以及理论的层次区分等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分歧。同时,现实主义也面临外部的尖锐批评,被指责过分强调权力政治和国家中心论,忽视变迁、道德、规范等因素的作用等等。争鸣和批判以及对它的回应和求变推动现实主义不断进化,也推动国际关系学科走向科学和成熟。     

现实主义的内部分歧与外部批判北大核心CSSCISSCI

现实主义在无政府状态、国家中心论、理性国家论、权力政治论和悲观性的哲学态度方面保持着相对统一,但其内部也在如何看待无政府状态的后果、如何克服安全困境、如何把握权力概念的绝对与相对内涵、如何理解国家的动机与目标、如何看待权力和安全与国家战略行为的关系以及理论的层次区分等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分歧。同时,现实主义也面临外部的尖锐批评,被指责过分强调权力政治和国家中心论,忽视变迁、道德、规范等因素的作用等等。争鸣和批判以及对它的回应和求变推动现实主义不断进化,也推动国际关系学科走向科学和成熟。     

从米尔斯海默看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单边主义的关系

具有八十余年历史的现实主义理论流派名家辈出 ,而米尔斯海默则是这一流派非同凡响的一位“新”大家。他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布什政府对外政策指导思想———新保守主义即重实力的一面十分契合 ,因此是布什政府对外政策思想上的“知己” ,尽管米氏并不赞成美国现政府的对外政策 ,特别在伊拉克问题上可见一斑。但是 ,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对外政策在逻辑上与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两相暗合 ,二者之间的关系令人深思。     

肯尼思·华尔兹的理论品性及其启示--反思当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困境北大核心CSSCISSCI

肯尼思·华尔兹出类拔萃的理论品性以及结构现实主义的创造性,成功启发了过去三十多年间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路径与方向,使其能够长久地处于学术论争的中心。作者通过对华尔兹理论品性的解读,揭示了理论品性与理论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正是由于华尔兹坚持理论研究的纯粹性和严谨性,并且对理论的解释范围和能力做出了几近严苛的限定,才使得以简约、精致和严密为特点的结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构建成为可能。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创造陷入沉寂期,而国际政治现实的发展对于理论创新仍有强烈需求。由于理论品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理论创新的广度与深度,深入剖析华尔兹的理论品性与理论创新之路对于认清当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陷入困境的原因与症结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尽管结构现实主义始终饱受质疑与批评,但华尔兹的学术成果、学术理念和学术精神将始终启发后来者为实现理论创新而努力,这是他留给国际关系学界的持久学术遗产。     

防御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的悲剧

作者旨在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防御性现实主义在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的命运如何?这个问题可以分解为两个小问题: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下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面临哪些生存压力?这些生存压力对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会造成哪些影响?作者认为,在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面临五种生存压力: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进攻的诱因;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经常遭遇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的攻击;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被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包围;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几乎无法和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合作;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的军力通常在整体上或在关键指标上落后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在这些生存压力之下,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的生存质量堪忧,在重要的物质利益和国家的自主性两项指标上的表现难如人意。作者采取了案例分析的方法,以中国宋朝和波兰为例,论证了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困境。     

评卡洛斯·埃斯库德的外围现实主义理论北大核心CSSCISSCI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与第三世界的相关性问题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一些学者站在第三世界角度对主流理论提出质疑和批判。作者介绍外围现实主义产生的现实基础、理论基础,特别是该理论对主流理论的批判及主要主张,并对其产生的影响进行简要分析。外围现实主义给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从依附理论到外围现实主义的转变折射出冷战后国际体系的重大变化对第三世界和南北关系带来的冲击,向国际关系研究提出了新课题。     

评卡洛斯·埃斯库德的外围现实主义理论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与第三世界的相关性问题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一些学者站在第三世界角度对主流理论提出质疑和批判。作者介绍外围现实主义产生的现实基础、理论基础,特别是该理论对主流理论的批判及主要主张,并对其产生的影响进行简要分析。外围现实主义给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从依附理论到外围现实主义的转变折射出冷战后国际体系的重大变化对第三世界和南北关系带来的冲击,向国际关系研究提出了新课题。     

对现实主义范式与内核的再思考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仍然需要澄清与反思。首先，关于现实主义的范式，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可能追求安全、权力和经济发展等利益，但并非总是认为安全优先或者权力优先。当国家安全不面临紧迫威胁时，国家可以追求其他目标；而且对许多国家来说，它们也无法把追求权力作为主要目标。尽管部分现实主义者认为人性是自私的，但在大多数现实主义者看来，人性不一定是恶的，因为人性本质上是无法测量的。国际关系也未必是冲突的，现实主义理论也不仅仅是用来解释国际冲突的理论。某些要素在一些形态下会带来冲突，在另外一些形态下会促进合作。虽然现实主义认为实力结构比制度、道德和认同等因素更重要，但并非认为这些因素不重要。其次，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即结构现实主义是一种国际关系理论，其主要解释对象是国际体系的稳定性而不是国家行为。它可以很好地解释冷战的结束并部分解释苏联的解体。国际结构的量变在不断发生，但质变相对困难，而国际结构的量变和质变都能对国家间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核武器的出现增强了两极结构的稳定性，但其重要性并未超过结构。最后，现实主义理论兼具解释性与规范性，也不排斥合乎道德的外交政策。只有建立在了解现实的基础上，才能...     

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合流及其发展路向北大核心CSSCISSCI

近年来,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出现了合流的趋势。作者认为,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物质主义+结构取向",而建构主义的基本特征是"观念主义+过程取向"。通过对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梳理,作者发现这些文本中包含大量的相互融通和交叉的内涵,而两大学派相互融合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从政治哲学中汲取灵感。现实主义的哲学思维来源是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而建构主义的哲学思维来源是康德,对康德思想进行了批判性发展的黑格尔处在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对黑格尔思想进行继承的两条路径对两大学派合流后的发展有重要启示。"黑格尔-马克思-哈贝马斯路径"可以对现实建构主义的发展有所启发,而"黑格尔-尼采-福柯路径"则可对建构现实主义的发展有所启发。现实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是规则性文化、社会化和认同,而建构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是关系性权力、规训和他者。尽管这两个新发展的理论都基于西方的哲学传统,但是它们与中国外交的一些传统和特征有相似之处,并可能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哲学思想的发展提供某种支撑。     

论现实主义的发展及其命运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居主流地位的国际关系理论群 ,包含人性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防御现实主义、进攻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等先后出现的不同分支。这些不同分支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发展 ,但也引起了现实主义内部的争论与批判。争论的焦点就是应该坚持现实主义的“原教旨”还是应该借鉴其他学派的有益假定。对于这样一场关乎现实主义命运的讨论 ,中国学者应该提出自己的分析和见解。本文在总结现实主义演变的基础上 ,针对现实主义内部的批判 ,指出现实主义者应向其他理论流派学习 ,以包容和开放的心态借鉴其他理论范式的长处来改造自身 ,不排除发展动态的综合理论模型的可能性。     

结构分析的范围与限度

最近20年间,国际关系理论的论争主要围绕着对结构分析视角的批判、辩护和扩展而展开。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是在特定的"域"中展开的,必须限定其解释对象和适用范围。在对特定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评估时,我们也需要考虑理论的范围及其限度。在考察结构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也要注意到由于二者的适用范围不同,结构分析与单元分析在现实主义传统内部并不是矛盾的,而是互补的。     

结构分析的范围与限度北大核心CSSCISSCI

最近20年间,国际关系理论的论争主要围绕着对结构分析视角的批判、辩护和扩展而展开。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是在特定的"域"中展开的,必须限定其解释对象和适用范围。在对特定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评估时,我们也需要考虑理论的范围及其限度。在考察结构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也要注意到由于二者的适用范围不同,结构分析与单元分析在现实主义传统内部并不是矛盾的,而是互补的。     

论“安全两难”:思想渊源、生成机理及理论缺陷

“安全两难”是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著名概念之一 ,它的思想渊源一直能追溯到修昔底德 ,而它的首要成因就在于无政府状态中的个体间普遍存在的相互疑惧 ,由于这种疑惧可以在两种情景下生成 ,因而它据此又可被分为两种类型。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 ,围绕着“安全两难”的生成机理及其同无政府状态的关系问题 ,当代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的两大流派间一直存在严重分歧 ,而导致这种分歧的根源就在于它们对单元偏好的假定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一般来讲 ,“安全两难”的提出虽然对 2 0世纪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这一概念本身的局限性同样也是我们在具体运用时所必须予以充分警觉的。     

战略现实主义——中国大战略的一种选择

作为非西方新兴大国,中国的国家大战略应积极顺应21世纪的战略心理特质,贯彻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现实主义基调,在知晓自己的战略优势与战略弱点的基础上,避免冒险政策。在21世纪,中国国家大战略仍须把握安全、发展、和平和正义这几类核心价值,特别是坚持发展这个中心任务不动摇,规划好力量运用的方式与力度,即坚持一种战略现实主义指导下的大战略观。战略现实主义体现的是在中国和世界均发生了巨大而深刻变化的情势下,基于对国家发展的内向型关注,鼓励以健全的外交政策来支撑长远的国家利益。尽管战略现实主义遵循着自助的逻辑,以安全和强盛为根本价值追求,以谋划和维护国家利益为首要出发点,但它并不主张鲁莽地卷入国际权势大争斗,而是要求明智地使用权力,通过优化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坚定地推进国家大战略目标的实现。从外交哲学意义出发,战略现实主义更多的是对中国的国家大战略在21世纪基本取向的一种描述,而不是对具体政策的精确概括。     

韩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发展、现状与问题

20世纪一段时期 ,韩国受到大国政治关系的严重影响 ,可以说韩民族的部分历史就是一部在大国政治的笼罩中求生存、求发展的历史 ,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韩国国际关系理论至关重要。当今世界正处于新旧国际体制的转换时期 ,韩国必须摆脱由于地缘政治上的限制 ,只能依靠周边大国而谋求安全的弱小国家的普遍而僵硬的消极观点。为此 ,韩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和国家战略研究是关乎国家未来兴亡盛衰的攸关大事     

马克思建构思想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

马克思是西方建构主义思潮的奠基人,其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探讨打破了传统的二元对立观点,对学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分支都从认识论层面借鉴了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对国家与国际体系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与阐释,从而带来了各自理论上的跨越式发展。     

现实主义国际法观的转变:对共生现实主义的一种解读

作为两个有着密切关系的学科,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在二者发展过程中却渐行渐远,这是由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兴起并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原因造成的。现实主义的"利益"、"权力"观与国际法的"权威"、"服从"理念无法调和,导致国际法受到冷落和排斥。但近年现实主义的全新发展形式"共生现实主义"的出现,开启了现实主义包容国际法的大门,其所主张的"双重本体论"、"多元化的行为体及治理结构"以及以共生关系为基础的"国家偏好"取向,是对国际法的全面接纳,体现了现实主义国际法观的重大转变,为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的全面互动带来了新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