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制国有企业经理人的诱因选择与民营化:混合寡占模型的应用

中国国有企业在建立现代化的企业体制下，其经理人之薪酬结构与企业利润严密的挂勾，可能出现经理人过于利润导向的问题。政府作为国有企业股东(人民)的代理人，基于社会福利的考量，有义务要求经理人对于社会福利保持相当程度的重视。本文应用混合寡占模型，针对上述问题及国有企业民营化问题进行分析后，获致下述结果，即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经理人的最适社会福利导向要求与国有企业民营化，须视国有企业的成本与私有企业的成本及其家数而定；直言之，当国有企业的成本相对于私有企业的成本高出愈多或私有企业家数愈多时，政府均会降低最适的社会福利权重，以及更倾向于将国有企业民营化。     

基于双寡头垄断模型的垄断国有企业改革分析

国有企业垄断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与所有制性质没有必然关系,需要从理性的经济学视角来审视。基于中国国情,从由国有企业构成的双寡头垄断市场出发,分析并比较由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及混合所有制企业组合而成的各种双寡头垄断市场的价格、产量及社会福利。可以发现,私有化对社会福利的提升作用是有条件的,完全的私有化未必能提升社会福利;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混合所有制是解决国有企业垄断问题可行、务实的途径,其股权结构十分重要。     

纵向网络产业的私有化政策

本文考察了网络产业的纵向结构并且探究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福利效果 ,这些国有企业在上游市场提供基本的网络并且与独立的私有企业竞争。本文证明 ,如果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政策是在混合市场实行的 ,那么国有企业的竞争对手———那些独立的私有企业的成本效率优势可以增加社会福利。本文还将分析进行扩展 ,来讨论纵向网络产业的私有化中相关的现行政策问题。     

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为研究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文章依据公司治理理论,以我国日用品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2010-2013年混合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得出结论：日用品行业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倒“U”型关系;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间无显著相关关系;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呈负相关关系。总之,在改制国有企业占较大比重的日化行业,股权集中度维持在合理区间有利于企业发展,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控股股东的性质与公司经营绩效

通过追溯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实际控制人和股权性质,本文将中国的上市公司分为四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股的上市公司,中央直属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和私有产权控股的上市公司。我们发现,不同的国有产权行使主体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有明显的不同,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要比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股的上市公司有更好的绩效表现,中央直属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要比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有更好的绩效表现,私有产权控股的上市公司的绩效表现仅仅与一般水平的国有产权控股的上市公司的绩效表现相当。这说明在一个法律基础薄弱的转型经济体中,上市公司的私有产权控股同样会面临比较严重的代理问题。     

内部薪酬差距与公司绩效--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7-201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在不同的环境下,高管团队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团队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对公司绩效起促进作用。锦标赛理论成为近年来解释我国上市公司内部薪酬差距对公司绩效影响的有效理论。随着企业员工薪酬的不同,高管团队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也会不同。具体表现在,与员工薪酬比较低的企业相比,在员工薪酬比较高的企业中,加大高管团队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将更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此外,企业性质也会影响到薪酬差距对公司绩效的作用。具体来说,与国有性质企业相比,非国有性质企业的薪酬差距对公司绩效提升的促进作用更大。     

负债程度、高管层报酬与公司绩效

通过分析2001-2004卑所有制造业类上市公司的负债程度、高管层报酬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公司绩效与资产规模、高管层报酬显著正相关,与负债规模显著负相关,而与负债率及国有股比例没有明显关系。在衡量企业绩效的三个指标中,ROA的统计结果明显优于ROE和EBIT／A,这可能意味着ROA是一个更好的业绩衡量指标。     

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以通信设备行业为例

文章在弱式有效市场、监管制度空缺的背景下,基于76家通信设备上市公司研究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该行业的公司绩效用主营业务收益指标衡量较为合理,以及该行业具有低负债率的特点。进一步通过回归模型构建,指出资本负债率与公司绩效呈显著负相关,有息负债率与公司绩效呈对数关系。最后,建议通信设备行业应减少债务融资,极力降低负债率,以实现行业的健康高效发展。     

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净资产收益率为公司经营绩效的衡量指标,以股权集中度和股权构成为自变量,比较全面地考察了中国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关系,实证分析表明:中国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实力不均衡;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经营绩效无关;国有股、法人股及流通A股与经营绩效均不呈现相关关系.     

央企的公司绩效更优吗?——来自2007-2009年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CSSCISSCI

鉴于央企近几年来表现的出色业绩,本文选取2007-2009年沪深两地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按企业性质的不同将其分为央企公司、非央企国有公司和私人公司三类,通过对其盈余能力、盈余管理水平、市场反应及在职消费的比较,实证检验了企业性质是否直接影响了公司绩效。结论表明:在所有上市公司中,央企公司绩效最差,非央企国有公司次之,私人公司绩效最好。最后对此结论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并指出:只有始终不渝地加快市场化改革进程才是提高包括央企在内的国有企业绩效的必由之路。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文化的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企业文化根据企业产权的不同,划分为国有企业文化与民营企业文化,由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不同属性,他们之间的企业文化就存在差异。文章归纳出精神追求、体制形式、员工行为三方面的差异,研究了造成这些差异的影响因素为企业产权性质、经营目标、企业家的选择机制、思想政治色彩,以期给我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提供启示。     

农资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关系

在当前的经济社会中,企业的社会责任被看作是企业与社会之间一种重要联系。之前有关社会责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方面,较少涉及农资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为此,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选取46家化肥、农药、种子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SPSS和AMOS软件对相关指标进行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农资企业承担对股东、债权人、消费者和政府的社会责任有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     

Quantifying the vulnerabilities of China’s corporate sector with contingent claims

This paper measures and analyzes the default risk and debt sustainability of China’s non-financial corporate sector both on an aggregate level and within a sector by employing the contingent claims approach (CCA).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vulnerabilities of Chinese firms are heterogenous in terms of investment source, ownership group, corporate form, industry type, and geographic unit etc. First, foreign capital enterprises have a lower default risk than domestic capital enterprises. Within domestic capital enterprises, state-owned firms have the lowest default risk, whereas private and collective firms are most unsustainable despite that they have the highest returns on assets. Second, state-controlled firms, private stock limited firms, and Chinese foreign cooperative firms are least vulnerable in the state-owned corporate sub-sector, the private corporate sub-sector and the foreign corporate sub-sector, respectively. Third, all industries except the coal industry are sustainable by industry type. Fourth, the vulnerabilities of local state-owned sub-sectors are diverse across China’s administrative regions. Moreover, we provide robustness tests which support our findings. In Sum, our study shed key light on ensuring the soundness of China’s non-financial corporate sector and thereby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of the Chinese economy.     

浅议我国有限责任制的民营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基于浙江有限责任制民企的调研

我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很短,其主要原因在于法人治理结构的不完善,民营企业家的家族式治理观念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改观。有限责任公司是目前我国民营企业首选的组织形式,研究有限责任制的民营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对促进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实地调研同一产业群中两个具有高度可比性的有限责任制的民营企业,对其法人治理结构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在民营企业实际经营运作过程中对法人治理结构的创新性设置,并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一些完善民营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建议。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corporate reform

We employ a new classification of ownership identity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ownership structure 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in China. Using both fixed effects model and Generalized Methods of Moments (GMM), this study finds that marketize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utperform firms controlled by the government, indicating that partial privatization of state-owned Chinese firms improves corporate governance. Non-controlling large shareholders of marketize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are found to play active role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Lastly, there is evidence that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of a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decreases the incentives to expropriate minority shareholders.     

新一轮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内涵与特定任务

新一轮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内涵和任务有显著变化。内涵变化体现在:将宏观层面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与企业层面的多种经济成分融合分开,明确后者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混合所有制改革要根据国有企业的不同功能定位进行,明确分类改革才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确保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任务变化体现在:垄断性国有企业、特殊领域国有企业、资本经营类国有企业、母公司等成为混合所有制改革重要对象,吸纳新的非国有投资主体、创新其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式和渠道需要有全新的探索。基于以上两个变化,新一轮混合所有制改革要分商业类和公益类、母公司和子公司、央企和地方国有企业三个方面展开。     

大气污染防治增加了企业税负吗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将"2+26"城市确定为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进行联合防治，基于此，文章以2013-2019年"2+26"城市所在省市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2+26"城市大气污染联合防治行动对企业税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2+26"城市而言，大气污染联合防治行动使得企业税负显著增加。区分企业所在城市规模、是否属于污染密集型行业、企业所有制性质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大气污染联合防治行动对非污染密集型行业企业、国有企业以及位于小规模城市的企业税负影响更大。     

双循环格局下的竞争中性与国企改革——来自国有资本差异化功能的证据

本文在一般均衡框架下构建理论模型,从微观视角考察国有资本功能在国有、民营两部门中的差异,讨论"双循环"战略下如何有效配置国有资本,推动竞争中性框架的建立.研究表明:国有资本在理论上具有正向的经济效率并促进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但经验证据显示其经济效率偏低,且在国有和民营部门有较大差异.在国有部门中,国有资本的经济效率显...     

“对症下药”还是“避重就轻”:环境违规企业补救行为研究

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背景下,研究环境违规企业补救行为对加强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采用印象管理理论将企业环境违规后用来修复组织形象的策略分为"对症下药"（积极进行绿色创新实现绿色转型）和"避重就轻"（实行其他社会责任转移公众注意力）两方面,将"避重就轻"分为外部社会责任与内部社会责任,利用2013-2017年中国A股上市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环境违规的经济后果以及企业的后续补救方式,并进一步探究其补救行为地区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违规行为会降低企业价值,说明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已逐渐将企业的环境表现纳入考量;但违规企业没有通过绿色创新实现绿色转型,告知公众有关公司环境表现和行为的改变,而是通过加强其他社会责任以转移公众注意力,且更偏向于加强外部社会责任,内部社会责任反而降低了。进一步研究表明环境违规企业"对症下药"行为在西中东三个地区之间并无明显差异,但"避重就轻"行为存在地区异质性,即主要发生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文章提供了环境违规企业重获合法性的可能途径,发现面临合法性压力,企业会选择性参与社会责任。这为深化环境管制成效提供了指引,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伪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