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绿色贸易壁垒的特征及对我国贸易的影响

绿色贸易壁垒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贸易保护措施,以其隐蔽性和难反制性成为一种较为有效的贸易保护措施。我国作为进出口贸易大国,近二十年来不断受到绿色贸易壁垒的限制,造成不小的损失。本文根据绿色贸易壁垒产生的背景、特征,探讨了它对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些影响,并试着提出了一些应对的措施。     

当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及我国的应对

贸易保护主义不同于正当的贸易保护措施,它是对多边贸易规则中救济措施的滥用.如今全球贸易形势已在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下变得异常严峻.如果未来贸易保护主义泛滥,使严峻的形势雪上加霜,造成的后果将很难预料.当前贸易保护主义的形式更加复杂多样,隐蔽性更强.诉诸WTO组织和加强高层互访协商是合适的应对策略.     

中国,新形势下如何应对反倾销

反倾销这种“合法”的贸易保护措施已成为一些国家实施歧视性贸易壁垒的重要形式,文章在分析我国面临的反倾销严峻形势、国外对华反倾销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政府及企业的应对措施。     

经济复苏下的国际贸易保护措施新趋势及中国的对策

基于全球贸易预警组织（GTA）的贸易保护措施数据库,对经济复苏下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新趋势及中国面临的贸易保护措施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贸易保护措施在全球经济复苏下继续快速增加,并展现了一些新特点与趋势。中国面临全球最多数量的贸易保护措施,是最大的受害者。面对持续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可从5个方面作出应对。     

绿色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与对策分析

<正> "绿色壁垒".又称"环境壁垒"(Environmental Trade Barrier),是指一种以保护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人类健康为理由的贸易保护措施,通过制定一系列苛刻的环保标准,对来自国外的产品或服务加以限制。本文着重阐述绿色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其内在原因,力图探求可行的应对策略。     

浅析中国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原因及对策

随着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尤其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关键时刻,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国际贸易中的保护措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近几年,欧美发达国家纷纷采用一种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工具——技术性贸易壁垒。其具有内容上的广泛性、形式上的合法性、保护方式的隐蔽性、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性等特点,对我国的外贸出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加大了我国商品出口的难度,削弱了我国企业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针对我国出口贸易的情况,我们必须从政府机构、企业本身等层面寻求相应的应对措施,以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稳定健康的发展。     

金融危机下的国际新贸易保护主义及其应对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市场需求大幅下降，国际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由于WTO体制下的贸易保护主义，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全球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其在WTO法律体制下运作又极具隐蔽性，要妥善应对困难重重。从目前的形势看，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建立，加快制度调整和国际标准认证，注重自主创新以及完善政府、行业、企业的多元应对机制不失为有效的措施。     

新贸易保护措施下中国企业的对策

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世界范围内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成为众矢之的,对华贸易保护措施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使中国企业深受其害.本文分析了近两年中国遭受的新贸易保护措施的形势变化及其成因,并对中国企业的应对措施提出建议.     

论金融危机后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若干问题

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来势汹汹。2010年3月以来．美国连续对我国产品实施贸易保护措施．包括对铜版纸征收反补贴税、对镁碳砖和磷酸盐征收反倾销税。积极有效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对外贸易的重点内容。     

论应对国际贸易中的绿色壁垒

绿色壁垒作为一种新兴的贸易保护措施，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对发展中国家极具不平等性，我国在对外贸易中也屡遭绿色壁垒的侵害。如何应对绿色壁垒，促进出口贸易，是我国贸易发展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分析了绿色壁垒所采取的具体形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对措施。     

出口比重下降背景下中国高技术产业政策绩效研究

近年来,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占销售额的比重持续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产业政策出口绩效尤为必要。本文在分析产业政策对高技术产业出口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基于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通过在生产函数中引入技术进步变量,剔除全要素生产率中技术进步的影响,从而测度出广义的产业政策,再进一步采用面板数据模型、面板门槛模型、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产业政策对出口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对外贸出口同时具有正向和负向作用机制,高技术产业政策的绩效总体不高,出口额处于中高水平地区的产业政策绩效较好,产业政策水平较低地区的产业政策对出口绩效较差,劳动力成为促进高技术产业出口的重要因素。     

欧债危机的蔓延对我国外贸企业的影响分析及对策

我国外贸企业尚未完全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的阴影里走出之际,2009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使得我国外贸企业的发展面临着巨大压力。在欧债危机持续蔓延和全球经济存在"二次探底"的背景下,我国外贸企业必须积极地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应对,加快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力图摆脱欧债危机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中国对外反倾销的产业保护效果研究——基于贸易破坏效应和贸易转向效应的视角

本文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评估了中国对外反倾销的产业保护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实施反倾销措施会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对指控对象国涉案产品的进口明显减少,即存在明显的贸易破坏效应;二是对非指控对象国相关产品的进口明显增加,即存在明显的贸易转向效应。但从整体来看,反倾销措施会使得我国限制对国外产品的进口,对本国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     

日本与欧盟经贸关系:现状与趋势

日本与欧盟均为发达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二战后,日欧之间一直保持密切的经贸关系,在贸易投资等领域的相互依存度较高。英国因处于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和欧盟"桥头堡"的地位,吸引了大量日本企业。随着英国公投决定脱欧、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和贸易保护政策、新冠疫情突发和蔓延,全球经贸体系重构加快。日本积极扩展对外经贸关系,2018年3月推动达成CPTPP,同年7月与欧盟签署日欧EPA。日本此举的目的除了获取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利益之外,更为看重的是塑造和引领新时期的国际经贸规则。展望日欧经贸关系,在不发生意外的情况下,今后日本对欧盟贸易将呈扩大之势,与英国经贸关系会显著增强,在欧洲的投资及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将出现调整,而"一带一路"建设客观上将助力日欧经贸合作。     

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贸易自由化

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过程中兴起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很多方面有别于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传统的贸易保护，在发达国家多表现为关税壁垒，在发展中国家则多表现为政府对进口贸易及外汇的管制；近年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则更多地求助于新型的非关税壁垒方式，其中知识产权保护被认为是诸多措施中更加难以捉摸的、更巧妙的保护手段。     

人民币升值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研究

从长期来看,汇率变动必将改变国内资源配置的方向,进而将对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和国内产业结构产生影响。本文分析了我国出口产业结构的现状和问题,重点阐述了人民币升值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效应,指出中国要利用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机遇,坚持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并且鼓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美式数字贸易规则的发展演进研究--基于《美日数字贸易协定》的视角

UJDTA是美日数字贸易治理博弈的最新产物。与美国主导的TPP、USMCA相比,有值得关注的调整和变化。第一,UJDTA强化了对数字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但同时为保障政府执法能力做出了例外规定。第二,UJDTA将"知识产权"和"广播"重新纳入"数字产品非歧视性待遇"的例外规定,呈现出明显的"USMCA-"特征,但同时明确缩小"广播例外"的实施范围实现了对TPP相关规则的深化。第三,UJDTA的数字税规则对USMCA和TPP进行扩展,强调成员方针对数字服务和产品征收国内税需基于非歧视原则。故UJDTA推进数字贸易发展的雄心水平整体上介于TPP与USMCA之间。     

中美科技“脱钩”下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0个国家和地区贸易数据的引力模型

近年来,中美关系收紧,美对华科技领域的遏制行为愈演愈烈。美国不仅对华高技术出口采取一系列的管制措施,还对自中国进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做加征关税的限制。基于此,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出口贸易特征做深入研究,研究结果发现,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出口结构比较单一。在主要伙伴国进出口贸易数据的基础上,利用引力模型对影响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的因素做进一步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国家创新力和对外开放度的提升对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均具有促进作用;且增加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有助于改变中国在外贸上大而不强的现状,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国际产业转移视角下的深圳产业结构分析

在分析国际产业转移现状及转移方式基础上,研究深圳三大产业布局、行业集中度、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及外贸依存度等产业结构特征,发现深圳产业难以占据高附加值环节、产业投向不尽合理、金融机构密集度低、未形成综合配套能力优势,人才匮乏及软环境有待改善等主要问题,建议深圳调整产业布局,提升城市国际核心竞争力,实现产业升级和生态产业链平衡。     

Why Chinese Exports Face So Many Trade Remedy Action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Multi‐country and Multi‐industry Data

This paper offer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the large number of trade remedy actions taken against China. Using a multi‐country and multi‐industry dataset, the present paper shows that the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of China's partners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probability of trade frictions arising with China. Moreover, the more powerful the industry is, the more likely it is to take trade remedy actions against China. The empirical results reveal that China has been hurt under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of the WTO, and the number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 initiation and approval of trade remedy actions. Basically, the determinants for countervailing and double remedy measures are identical, while they are different from determinants of antidumping measures. Accordingly, strengthening communication with trade partners will alleviate friction between China and its trade partners. Meanwhile, making use of foreign lobbies' power, actively integrating into the international trading system and participating i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are effective ways for China to deal with the “new normal” of trade fric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