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群体分化视角下的市民化成本分担研究

农民市民化是我国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成本约束又是当前市民化的最大障碍。尽管农民工市民化是当前市民化的主要方式,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决定了农民市民化路径应该也能够多样化。不同群体农民的市民化成本构成不尽相同,分担主体各异,资金来源有别。在进行农民市民化成本分担制度顶层设计时,需遵循"中央主导,地方主体"、"注重公平,务实求效"、"承认差异,分类改革"、"整体谋划,渐次推进"的原则,做到责任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样化、筹资途径常态化,以实现农民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的农民市民化目标。     

农民市民化需要“双向”联动

众所周知，城市化的核心是人，是一个“化”传统农民为现代市民的社会变迁过程。这一过程极其“复杂”，不仅要实现农民职业的“非农化”，而且要实现农民居住空间的“城市化”，更重要的，还要实现农民的身份、权利、生活方式等社会角色的“市民化”。     

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市民化

我国二元户籍制度在一定历史时期有积极作用,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形成、推进了国家工业化的进程、维持了城乡社会稳定等。但户籍制度带来农民被边缘化,阻碍了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主要表现在违背了公民迁徙自由等基本权利、农民身份遭歧视、削弱了农民的进城积累、抑制了农民需求条件的进一步提升等方面。改革现行户籍制度成为农民市民化之必须,改革中应注意循序渐进,相应的配套服务的展开、城市和谐共生和完善法律制度等相关问题。     

城市化进程的另一视角:农民市民化

城市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极为重要的路径,它的表现是多方面的。经济学认为城市化是各种非农产业发展的经济要素向城市集聚的过程,社会学认为城市化是一种城市性生活方式的发展过程,人口学认为城市化是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地理学认为城市化是人类居住和经济布局呈现出日益集中化的过程。如果从社会成员的角色定位和角色转换来看,城市化的显著标志是农民市民化。本文市民化的农民主要指城市常住外来农业人口(指居住在本城镇半年以上,户口在本市<县>以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民分化与整合

肇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中国的社会结构的变革趋势日益加强。伴随眷经济改革所出现的利益多元化，不同利益取向的社会群体由此逐步形成。社会转型带来阶层分化，由此将出现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多元化与利益冲突的局面。     

农民经纪人是社会的重要职业

经纪人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一种社会职业。商品经济愈发达,经纪人细分种类愈多。因各个时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经纪人的从业内容、服务方法也不尽相同。从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看,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经纪人不断从自然人、个体性劳动性质逐渐向法人负责、组织化、企业化方向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经纪人的社会职能随国家实行计划经济而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从事的工作虽然依然存在,但却被各社会职能部门     

我国农民市民化的途径与质量问题

作为城市化的核心,人口城市化(即农民市民化)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着我国城市化的质量。从农民市民化的三条主要途径入手,分析我国农民市民化的速度和质量,以此评判我国快速城市化的质量水平。     

基于城市规模视角的农民工市民化差异研究

通过以地市和县城不同城市规模地区为例,构建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指标体系和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实证模型,发现县城和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和市民化意愿论证结果相一致,二者存在一定关联,提出对第二代农民工、低学历农民工、“四有”农民工实行有差别的分类市民化,通过就地就近市民化和异地市民化模式推进,对于其他行政等级地区亦可进行分类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总体态势与战略取向

农民工向市民角色的转换,是顺应广大农民工意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要求的重大转变。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已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基于对全国6个城市的实地考察和20多个城镇6232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强烈,但在方式上,不愿意以双放弃换取城镇户籍。就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成本而言,按照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每个农民工市民化的政府支出公共成本约在8万元左右。稳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必须以扩大农民工转移就业、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完善农民工公共服务和安置农民工进城定居为重点,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扎实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促进农民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农民工市民化背景下农民工融入中小企业发展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农民工在身份上获得城市居民相同的合法身份和社会权利的过程,它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意义重大。农民工自身素质障碍导致其融入企业发展的困难,要采取相应措施促进农民工融入中小企业发展。     

当前落户城市阶段农民工市民化的风险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的顺利推进需要管控相关风险。系统分析当前农民工落户城市阶段的市民化,发现农民工面临落户与未能落户的风险、城市面临落户农民工较少或较多的风险、与农民工市民化相连的农村面临振兴的风险、整个国家面临人的现代化的风险。风险的成因,与市场的非均衡、政策的渐进主义惯性及环境的不确定性等相关。治理相关风险,需要对农民工市民化的主体进行预期引导、行动调节与利益支持。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提出并系统分析了落户阶段农民工市民化的风险,特别是在落户农民工、落户少的城市、人的现代化等的风险分析上贡献了有新意的观点;同时,对风险的成因与对策的分析在实践中有一定的启发与应用价值。     

Economic Status and Social Attitudes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Migrant workers, meaning those who used to be farmers but have left rural areas and found jobs in cities as a result of economic reform and rapid development in China, have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burgeoning labor market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peeding up the transition from a planned to a market economy. This present paper considers the economic status and social attitudes of migrant workers. It i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a large‐scale survey in 2006, which was conducted using questionnaires and covered 28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t was found that the income status of migrant workers depends heavily on the education and technical skills that they have developed, rather than on identity‐based discrimination. Surprisingly, it was also found that those on less income and of lower economic and social status show more positive attitudes to society than those who are affluent and considered of higher social statu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decisive factor in attitude and behavior of migrant workers is historic rather than economic.     

我国农民工回流影响因素及再就业问题研究

中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回流是继"民工潮"后,我国又一新的人口流动现象。文章通过对现阶段我国中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回流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从政策支持、产业承接、技能培训、自主创业和新农村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解决当前农民工再就业问题的途径。     

新疆乌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及政策建议

乌昌地区作为新疆的核心经济区,在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辐射带动作用。本文分析了“十一五”以来乌昌地区的发展现状,针对最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变化,阐述了当前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进而结合国家和自治区的相关政策,从乌昌地区实际出发,提出了乌昌地区今后的发展思路,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可行的政策建议。     

利益集团与金融发展——对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研究

在对金融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中,既得利益集团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文章对近期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情况,阐述对我国金融发展的政策思考,即要继续推行全方位的开放政策,通过全面的竞争来制约利益集团对金融发展的负面影响。研究还发现,金融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逻辑。因此,需要重新检讨中国既有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路径。     

农民工分化与留守儿童流变——以安徽枞阳DS村为例

农民工分化与留守儿童流变的相关性研究是对留守儿童研究的拓进。安徽省枞阳县DS村的个案研究表明：当前农民工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也发生了横向上的职业分化和纵向上的岗位分层,初步形成了自立门户的工商业者、企业白领和完全依赖受薪的苦力从上到下的蜡烛台式的分层结构。留守儿童就是父母为外出务工谋生的农民工而守望着家园的法定劳动年龄以下的未成年人,留守儿童流变即是留守时期里发生的留守儿童由“留守”到“非留守”或非留守儿童由“非留守”到“留守”等的变化及其结果的确定。留守儿童次生于农民工,留守儿童流变决定于农民工分化,留守儿童流变的方向及其结果的确定也决定于农民工分化流动的水平及其分层位次等。因此,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直接前提是农民工的销镕。